在過去兩個月的抗議和騷亂的形勢下，幾個目標各異的團體順勢組成了關係不穩定的聯盟。
有些人想利用民眾普遍對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遇害的反感來抗議部分警察蠻橫和不公正的行為，並改革警察系統。另一些人則想徹底解散警察，並燒毀全國所有的警察局。
然而有一些人是想要確保民主黨在11月取得選舉勝利，並確保在此期間發生的所有事情都能讓唐納德·川普總統成為眾矢之的。一旦目的達成，便讓整個運動和口號消失，就像當年「占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運動一樣人間蒸發，抑或像「我也是」（#MeToo）的反性騷擾活動在一夜之間消失，因為它差一點就讓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拜登（Joe Biden）陷入性騷擾的醜聞當中。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警察隊伍已經變得更加專業、訓練有素。所有值勤的警察對於明尼阿波利斯黑人喬治·弗洛伊德遭遇警察暴力致死事件深感遺憾，更何況是指揮官或工會領袖。弗洛伊德之死是全國各大城市爆發反警情緒（anti-police sentiment）的導火線。
海瑟·麥克唐納（Heather Mac Donald）描述了隨後發生的搶劫、破壞和騷亂：
「5月28日星期四晚上，明尼阿波利斯市長雅各布·弗雷（Jacob Frey）下令所有人員撤出該市第三警察分局，因為無政府武裝分子已經連續三天襲擊該分局。這座建築隨後立即被燒毀，此舉發出了一個強烈的訊號：表明社會不會捍衛其最基本的執法機構了。」
「不久全國各城市儼然成了野蠻的殺戮戰場。暴徒們肆無忌憚地放縱人類對暴力的慾望、對掠奪和破壞的純粹快感。警察遭槍殺、車撞、刀砍、棒打。兩名分別是現任和前任執法人員遭冷血殺害。警車、警局被炸毀，法院被打砸。搶劫者開著卡車竄行街道，將所有商店洗劫一空，把搶來的東西倒進這些重新改造的南北戰爭時期的舊卡車。他們將自動取款機從牆上拆下來；搶奪藥店裡的藥品。」
革命者與改革者
兩個月後，騷亂繼續在全國幾個城市蔓延。在一個受馬克思主義啟發、由企業資助的「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組織主導下，他們提出了「削減警察預算」的要求。這意味著什麼？對於黑命貴和安提法組織（Antifa是Anti-Fascist『反法西斯』的縮寫）的革命者來說，削減警察預算就是他們目前的意圖，這也是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過渡需求。在當前形勢下利用過渡需求起到煽動作用，同時又逐步將過渡需求與革命社會主義者（revolutionary socialist）真正的目標聯繫起來，那便是削弱、推翻資本主義。
這項要求的目的不是真的要改革警察部隊，減少濫用權力，也不是為了讓警察部隊通過維持法律和秩序更好地服務、保護社區居民。馬克思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真正的企圖是摧毀社會的核心。
正如布爾什維克派（Bolsheviks）的說法：警察和軍隊之間有著至關重要的區別。作為革命者應該爭取軍隊的支持，獲取軍人對革命的同情。然而，警察卻是直接在城鎮中與窮人、工人對峙的國家部隊，革命者應該狠狠毆打他們，殺了他們。
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訴求已經達到目的，美國警察的力量被削弱了，革命者的力量逐漸強大。
極端暴力的反警察團體如安提法組織，以及受馬克思主義搧動的黑命貴領導者可能有清晰、明確的革命動機，但是其他多數參與抗議活動，或為抗議活動歡呼的人並非真的要傷害或殺害警察。
目前傳統媒體如《紐約時報》已經減少或根本不報導抗議活動中的暴力事件，他們以「大部分是和平的」來描述抗議活動。但是最近一個週末，波特蘭整個城市陷入無政府狀態，有5000或6000人參與騷亂，暴徒向聯邦執法人員投擲燃燒瓶（Molotov cocktails）、直接向他們發射迫擊砲式的商用煙火、用雷射光瞄準他們的眼睛，並用煙火和投射物打傷二十多人，這絕不是像自由派媒體所說的，以和平的方式表達不同的意見。
確實，許多人參加抗議活動、或為抗議活動歡呼完全不是為了革命。他們純粹想表達對弗洛伊德因警暴致死的震驚和反感，並確保警察的執法方式得到改革，使這種可怕的警暴事件不再重演。這些真的都是和平抗議者，安提法讓他們站在示威者的前面，當成一道所謂「母親牆（wall of moms）」的人盾，安提法則是從人盾後面投擲物品攻擊警察。
波特蘭的問題
波特蘭和其它地方持續不斷的騷亂和抗議活動，現在成了民主黨人的問題。他們為了贏得11月的總統大選，於是將當前所有的問題都歸咎於川普總統，同時免除所有（民主黨）市長的責任——市長有責任維護該市的警察及法律、秩序。民主黨人一直在支持或掩護那些革命者，其實民主黨人也不是真的認同他們。
現在這個奇怪的聯盟也包括了大部分城市和郊區的白人中產階級的孩子，就如同維克多·戴維斯·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在《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中所描述的，這些孩子多數都還在上大學、剛畢業或者輟學。他們組成了安提法組織及其附屬組織。他們就像突擊隊，「似乎主導策動推倒雕像、塗鴉和破壞行動，以及示威中的暴力行為。」
漢森說，就像當年的雅各賓黨人（the Jacobins，激進、左派的革命者）、布爾什維克派領導人或阿拉伯之春的革命者，他們製造動亂的起因正是反映出當時社會的現實狀況：在一個不需要那麼多律師的世界裡，精英人數已經過剩，高等教育過度擴張。今天的雅各賓主義者所擁有的這些技能或資格證書並不能讓他們獲得工作。
正如漢森所說，他們是「新一代多餘的精英，因為他們投資在大學裡受教育的時間，沒有給他們帶來聲望或金錢，只給他們帶來債務和教授們教導的口號，這些教授已經取得終身職，待在舒適的休息室裡傳道式地教育他們。歷史證明：當自命不凡、一心想成為精英的人過多，變得無足輕重時，他們會變得越來越不穩定，極可能成為引發社會動蕩的因素。」
民主黨人的困境
只要民主黨和它的媒體能夠將造成社會混亂的責任歸咎於川普，等到拜登當選總統之後，民主黨人便能以勝利者的姿態站出來恢復社會秩序與穩定，對民主黨來說，這些革命者暫時還有利用價值。
但隨著每天持續的騷亂，這種選舉策略越來越沒有說服力。抗議者和騷亂者的訴求越來越脫離當初各政黨共同關心的議題：關注黑人生命和警察的不當行為。同時，騷亂本身就是犯罪行為，而非和平抗議，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波特蘭的「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領導人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文章，以「白色奇觀」（white spectacle）描述這兩個月來他所在城市發生的夜間抗議活動，並指出所有團體都利用這些抗議活動訴求各自的政治目的，致使抗議活動脫離了黑命貴運動的主軸，因此他在文章中提問：「安提法和其他左派煽動者為黑人平等事業做了什麼？」
一位波特蘭的黑人警官評論說，站在他這邊的黑人和少數族裔比站在示威者那邊的人數還多。美國國會議員吉姆·班克斯（Jim Banks，印第安那州眾議員）說，抗議者關注的問題非常廣泛，好像都是些不相關的議題，如全民醫療保險、氣候變化、移民權利、無家可歸等。他們不是特別關心黑命貴和弗洛伊德受虐致死的議題。
即使美國黑人對警察充滿憤怒與不信任，但並不認同「削減警察預算」的訴求，因為「削減警察預算」只會讓貧窮的黑人生活更加不安全，讓居民任由暴力團伙和毒販組成的「非正規警力」擺布。「低犯罪率社區富裕的自由主義者可以熱情地支持騷亂而不用覺得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脅」，這對他們來說只是個口號。
但是，吉爾·洛維（Jill Leovy）針對貧民區謀殺案的研究報告中栩栩如生地描述，生活在貧困區的黑人長期受到忽視，貧困社區警察經費經常不足。進一步的警察改革是需要的，但他們往往用錯方式，不是徒勞無功，就是矯枉過正，把守法公民當成罪犯，而疏忽了解決重大犯罪案的任務。
如果在高犯罪率社區警察為了回應備受關注的質詢和反警情緒，因而退出調查重大犯罪案件，或從重大犯罪案件中抽調警力，那麼犯罪率就會激增，暴力事件也會增加，尤其是黑人對黑人的殺人案件將會增加，其主要受害者是年輕的男性黑人。
在那些由民主黨控制著大城市警力的地區，除了看到民主黨人的推卸責任，更加明顯地看到他們的失敗之處，他們沒有解決城市內部，或他們控制的警察部隊當中長期存在的問題，沒有重建城市秩序並保護公民，甚至每晚所有人在屏幕上都能看出這些騷亂是暴力犯罪，但民主黨人卻不承認那是暴力行為。
我們越來越懷疑，「黑命貴」團體是否真的合理使用企業和個人捐贈的數百萬美元。這筆錢是否可能用於支持民主黨候選人，或是用於支持街頭的革命社會主義者？
原文Policing and Politics in a Time of Turmoil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保羅·亞當斯（Paul Adams）是夏威夷大學社會工作專業的榮譽退休教授，曾是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教授、副教務長。他是《社會正義不是你想像的那樣》（Social Justice Isn』t What You Think It Is）一書的合著者，並且在社會福利政策、專業倫理學和美德倫理學方面有廣泛的著述。
本文表達的觀點是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