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專制政權對美國的滲透產生了具負面含義的「政治正確」概念。過去20年來「政治正確」變成了一種正面表述，它代表的各種訴求日益張揚。美國憲法從來沒有賦予任何政黨或任何社會團體有確定什麼觀點屬於「政治正確」的權力。如果美國社會中的某一部分人自我賦予這樣的權力，那不是民主制度的「進步」，而是思想專制的植入，與共產黨政權思想改造的套路非常相似。一旦「政治正確」的思想專制被社會默默地接受了，年青一代不得不在學校裡被單一意識形態「洗腦」，一個民主國家便失去了思想自由，這個民主制度就可能淪落為一批人的政治專制。
一、「政治正確」的前世今生
如今的美國，從校園到政壇，「政治正確」儼然以法律的面目發出了「領導一切」的聲音。很多人並不了解「政治正確」這個口號的來源，也不知道它的原初含義是什麼。其實，「政治正確」來源於蘇共和中共專制政權對美國的滲透。
2008年10月20日美國歷史學者莫里斯·伊瑟爾曼（maurice isserman）和艾倫·施雷克（ellen schrecker）在北京大學歷史系作了關於「20世紀美國左翼歷史發展」的演講。據伊瑟爾曼介紹，1919年在俄國革命的影響下，美國共產黨成立，並公開宣稱其目標是建立一個蘇維埃美國；美共在上世紀30-40年代獲得了極大的發展，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關係密切，並接受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二戰後美共逐漸瓦解。到了上世紀60-70年代，一個以學生為主體的「新左派」登上了歷史舞台，他們將中國及古巴作為追求的典範。
共產黨專制政權對美國的滲透產生了「政治正確」這個概念。據維基百科介紹，在30年代，「政治正確」是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對那些服從莫斯科指令的美共信眾的挖苦之語，意思是，他們只會一味地鼓吹和捍衛蘇共的方針政策。美共必須堅持莫斯科規定的「政治正確」路線和口號，因為它是拿盧布的蘇共傀儡，直到1987年蘇共已經開始政治鬆動了，美共仍然依靠蘇共每年300萬美元的補助。而在中共輸出革命的60到70年代，美國那些喜歡毛澤東的「小紅書」（《毛主席語錄》）的新左派經常按照中共反蘇反修的調子諷刺美共成員。比如，美國毛粉們會模仿「紅衛兵」的口吻對美共成員說，「同志，你並不那麼政治正確噢」。
里根時代結束後，從90年代開始，「政治正確」在大學講壇上和校園裡復活了，但少了盧布的氣息或毛語錄的餘音。回憶那個時期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念書的課堂裡，教經典理論課程的非裔美國人教授把《共產黨宣言》列為必讀教材，我寫了篇讀書筆記，把《共產黨宣言》徹底否定了，這位教授並沒有任何異議。那時「政治正確」這詞極少出現，或許在個別講座裡會冒個泡，但那時用「政治正確」這個詞，仍然多少包含一點諷刺左派的意味。有學者認為，「政治正確」是一種「文化馬克思主義」，它的標誌是對不同價值觀的不寬容。
但是，隨著美國大學講台上的教師們越來越左傾，過去20年來，「政治正確」變成了一種正面表述，意思是，左派「進步主義」口號和理念是政治上天然「正確」的。它在校園、媒體和社會上越來越流行，其原初的負面含義完全消失了，而它代表的各種訴求則日益張揚。最近以來，「政治正確」之下的諸多口號中又加進了「打倒川普」，以致於許多川普的支持者為了避免「政治正確」的壓力，再也不在民調或社區環境裡表達自己的看法。
二、「政治正確」變成思想專制
在當代美國社會，「政治正確」本來只是一種標籤，就像「最好的品味」這種廣告詞一樣，是對它所推銷的主張、政策的包裝或廣告。任何商品的好壞，關鍵在於其內容，而不是單純由包裝或廣告所決定的。然而，近年來「政治正確」似乎正在變成一種政治工具，一些人試圖用標籤來掩蓋內容，似乎只要是任何在「進步主義」旗幟下提出的口號或政策主張，就不許質疑，不許有不同意見，不許別人保留看法，否則就用「政治不正確」的「棍子」去打擊不贊成「進步主義」口號的人。
沒有經歷過紅色專制的美國人體會不到，什麼叫共產黨及其意識形態的社會專制。而對中國人來說，自從1949年開始直到今天，他們始終生活在紅色專制之下，那些敢於獨立思考的中國人遠比西方那些揮舞著「政治正確」標籤的人更懂得思想專制的實質，因為他們就是思想專制的受害者。紅色政權的思想專制特徵是，通過政治權力或其它社會權力（比如學校裡的成績給定權）而掌握話語權的一部分人，把自己的觀點規定為「政治正確」，不允許任何人提出質疑，也不許別人保留自己的看法；對敢於拒絕「政治正確」的社會成員，那些掌握話語權的人通過經濟壓力或社會壓力，強迫拒絕「政治正確」的社會成員們服從，即讓價值觀上不服從者難以生存，最後許多人只能被迫做兩面人，在公開場合說假話，只有私下場合對信任的人才能說真話。
2016年8月2日《紐約時報》刊登過耶魯大學學生董一夫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寫道，「在美國校園中，政治正確不是法律，但其『管轄』的範圍卻往往超過、超出法律。言論自由固然受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但是，在美國社會越發多元化的背景下，一個人在行使言論自由權時，其所受到的限制，常常不是來自美國歷史上諸多里程碑式的平權法律法案，而是來自政治正確原則」。
美國憲法保護言論自由，更保護思想自由，這是美共得以混到今天的原因，也是毛澤東的「小紅書」得以在美國傳閱的原因。但是，美國憲法從來沒有賦予任何政黨或任何社會團體有確定什麼觀點屬於「政治正確」的權力。如果美國社會中的某一部分人自我賦予這樣的權力，那不是民主制度的「進步」，而是思想專制的植入。
三、「政治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專制基因
這些年來，越來越多的人感受到了美國教育界的左傾化。在教育圈裡，不但新進教師必須保持「政治正確」，對「政治正確」持保留態度的教師會受到排擠，發表論文、教師晉級有「政治正確」的「玻璃天花板」，連總統選舉時不支持「政治正確」的教師們都必須小心地緘口不言，以免遭到同儕的批評。這種現象代表著「政治正確」正在從思想專制升級為社會專制。
恰恰是從這一現象中，可以發現「政治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基因，那就是對民主國家內部在「政治正確」問題上持「不同政見者」的無情打壓。「政治正確」派經常以關心人權、特別是共產黨國家的人權為自己的妝扮，以突顯自己對紅色專制的不滿是「進步」的表現。但是，他們真厭惡思想專制嗎？所有以馬克思主義為國教的共產黨政權，哪一個不是專制社會？紅色政權之所以專制，就在於它清楚地知道，自己那剝奪人權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壓迫違反人的本性，必然遭到民眾的反彈，除了堅持實行專制之外，沒有其它生存之道。這也是中美冷戰背後的一個意識形態原因。
但是，「政治正確」派批評紅色政權的人權問題，卻總是停留在人權表象的層面，對專制政權的馬克思主義專制基因卻從不願意觸碰。而如果不批判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內含的專制基因，就無法挖掘紅色政權下的專制根源。「政治正確」派總是給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新舊版本留下種種寬容，其原因在於，他們其實十分讚賞馬克思主義的專制基因；而且，在可能的範圍內也會身體力行。
從這個意義上講，「政治正確」正在蛻變成思想專制和社會控制的政治工具，而「政治正確」派的兩面人特徵也暴露無遺。一方面，他們表現出對共產黨國家人權的關注；另一方面，他們對本國那些對「政治正確」持保留態度的人毫不寬容的立場，恰恰和紅色政權對待異議人士一樣。一方面，「政治正確」派似乎對共產黨國家的專制十分不滿；另一方面，他們對共產黨政權的馬克思主義專制基因又小心呵護。
正因為如此，西方的左派雖然批判共產黨專制，卻從來不肯徹底否定共產黨按照馬克思主義教條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他們更不願意像共產黨國家經歷過紅色專制的異議人士那樣，深刻挖掘共產黨制度的意識形態根源，即馬克思主義。在這方面，「政治正確」發揮了遮羞布的作用，讓那些不否定紅色政權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做法得到「正名」，理由是，他們批判了紅色專制下的人權狀況，因此就「政治正確」了。可以說，西方左派既要繼續擁抱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新舊版本，又怕被說成是共產黨專制的追隨者，於是用這個所謂的「政治正確」替自己辯白。他們對紅色專制的批判從來是虛情假意、半真半假的，只抽象地談專制不好、要保護人權，卻拒絕徹底否定紅色政權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及其專制基因。
四、「政治正確」派與誰為敵？
「政治正確」派與美國的傳統價值觀為敵，也批判精神同源的共產黨政權，但它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內其實屬於政治不正確。
美國社會的傳統價值觀無非就是政治制度上堅持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同時在經濟社會制度方面不依戀政府提供的福利。因為理智告訴持傳統價值觀的人們，民主國家的財政並非來源無窮的「藏金窟」，而是幸苦工作的納稅人們用稅款填充起來的；若為了個人需要過度掏挖國庫，既會毀掉這個國家，也會毀掉個人的努力意願。在堅持這種價值觀的美國民眾身上，可以看到一種「謙卑的自尊」。所謂謙卑，是指他們只要求有機會努力工作養活自己；所謂自尊，是指他們不願意依賴政府福利，但希望政府慎用納稅人提供的有限資源。
「政治正確」派卻把持有美國傳統價值觀的民眾稱為意識形態上的「保守主義」，這種說法在媒體和民調中已經成了自然而然的約定俗成。其實，持有傳統價值觀的美國民眾並沒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保守主義」也不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意識形態；相反，「政治正確」的背後卻隱藏著一種意識形態，即與「政治正確」的原初面目密切相關的馬克思主義及其現代變種。
美國左派價值觀的精神資源進口自歐洲，即戰後在歐洲居主導地位的後現代、新馬克思主義思潮。比如，誕生在法國的後現代主義和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對整個歐洲具有支配性的影響，文化相對主義和價值相對主義就是後現代理論的產物。文化相對主義的道德基礎是價值相對主義，而價值相對主義的實質其實是道德虛無主義。歐洲今天面臨的諸多問題，都可以被看作左傾幼稚病和左傾優越感的後果，左傾幼稚病是指烏托邦思維占上風，左傾優越感是指以左傾思維為時髦。許多知識分子和媒體熱衷於批判歐洲的文明，同時對其它意識形態不加批判地接收，不講是非，不分好壞。許多歐洲人不喜歡美國，就是因為在美國民間仍然十分活躍的傳統價值觀與歐洲的左派價值觀格格不入。
從80年代以來，美國的大學課堂中的社會科學課程往往大量介紹來自歐洲的種種新馬克思主義背景的「時髦」流派。美國的文化精英大多數接受並傳播左派價值觀，給自己戴上了「自由派」的桂冠，在政治觀念上關注人權、弱勢群體，在社會經濟制度上支持大政府、多福利。這些左派文化精英中，喜歡馬克思主義的大有人在，甚至不少人上世紀60-70年代是毛粉。他們可能對斯大林模式持批判態度，畢竟這種模式因蘇聯的大規模政治迫害而臭名昭著；但是，他們對毛澤東的大規模政治迫害以及數千萬人餓死在「公社」的共產主義旗幟下卻裝聾作啞，他們更不願意討論馬克思主義在紅色專制國家政治實踐的末路問題。
在民主自由的制度裡，如果喜歡馬克思主義屬於思想自由，那麼，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唯一真理、最高價值觀和思想專制的本質，同樣屬於思想自由；如果堅持「政治正確」是政治自由，那麼，批評「政治正確」也同樣應該屬於政治自由的另一部分。當「自由派」用「政治正確」一面倒地侵蝕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時，美國的民主制度實際上就遇到了威脅。一旦「政治正確」的思想專制被社會默默地接受了，年青一代不得不在學校裡被單一意識形態「洗腦」，一個民主國家便失去了思想自由，這個民主制度就可能淪落為一批人的政治專制。
對這套路數，許多美國人只是本能地覺得不對，卻說不清背後的走向意味著什麼。但對來自共產黨國家的異議人士而言，那不就是共產黨政權思想改造的套路嗎？馬克思主義的要害就是把一小群人的看法作為全球的終極真理和人類大趨勢，試圖把所有其他人納入自己的完全控制之中。從這個角度來看，「政治正確」這個口號本身是反思想自由的，在民主制度下，這個口號沒有正確性可言；而「進步」主義的實質是取消思想自由，所以它不是「進步」的，實際上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倒退，是從民主向專制滑坡的危險路徑，所以是一種退步主義。
中共與這股西方國家的左派潮流有「親戚」關係，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傳人，但出於兩個原因，雙方沒辦法真正合作。因為，西方左派現在奉行的是新馬克思主義，為了與共產黨政權劃清界限，以爭取民眾，不得不批判紅色政權的人權狀況。出於意識形態的同源問題，左派政黨比右翼政黨更害怕背「為專制政權幫腔」這個「鍋」，在對華政策上西方的左派政黨往往會刻意強調它對人權的關注，而這樣的立場使得它沒法與中共「勾肩搭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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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