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夸里尼回憶了使用食物作為武器的情形：
食物可以擁有什麼力量──這是整個監獄系統中唯一重要的事情、最大的快樂和最強大的推動力量。在引入定量配給作為審訊過程的一個正式部分僅一個月後，我就不幸去了草霧胡同（Grass Mist Lane）（北京最大的拘留中心之一）。沒有更強大的武器來促使囚犯配合。慘兮兮、清湯寡水的玉米粥、一塊塊又硬又小的窩窩頭（中國版的麵包，相較於大米，在中國北方吃得更多）以及蔬菜片，成為我們生活的中心，也是我們最關注的焦點。隨著定量配給的繼續，我們變得越來越瘦，我們學會了極其注意地吃每一小口，使它維持時間儘可能的長。關於囚犯在營地裡吃得多好的謠言和絕望的幻想流傳開來。我後來得知，這些謠言常常是由審訊人員撒播的，以鼓動懺悔。經過一年的這種限制飲食，我準備承認幾乎任何事情，以獲得更多的食物。
飢餓被精心研究──足以讓我們活著，但永遠不足以讓我們忘記我們的飢餓。在審訊中心的15個月裡，我只吃過一次大米，從未吃過肉。在我被捕6個月之後，我的胃完全塌陷下去。由於與公共床的身體接觸，我開始有了特有的受了瘀傷的關節。我屁股上的皮膚像老太太的乳頭一樣鬆弛。視力變得模糊不清，我喪失了注意力。當我最終能夠不使用指甲鉗而折斷腳趾甲時，我達到了維生素缺乏的紀錄高點。我的皮膚在一片塵污中被擦掉。我的頭髮開始脫落了……
「過去這裡的生活並不是那麼糟糕」，Loo告訴我，「我們每15天吃一頓米飯，每個月末都要吃白麵包，重大節日還吃一些肉，比如新年、5月1日和10月1日。這很正常。」
改變這一切的是，一些人大代表團在百花齊放期間（實際上是在隨後的反右運動期間）來視察這座監獄。看到囚犯吃得夠多，他們感到震驚。他們得出結論認為，這些反革命分子、社會渣滓和人民的敵人生活水平高於許多農民，是不可容忍的。從1957年11月起，節日期間再也沒有給囚犯的大米、肉或麵粉了。
食物如此徹底地困擾著我們，以至於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是瘋了。我們對一切都有所準備。這種氣氛很適合於審訊。我們每個人都開始請求被送往營地。在未專門以書面形式提出請求的情況下，無人離開過草霧胡同。對此，甚至有一種表格，「請授權我通過在營地勞動來表明棄罪悔改的心。」後來，無論營地的條件變得多麼糟糕，每個看守都可以如實地告訴我們，我們在那兒只是因為我們提出過這種要求。
更傳統的說服方法也被用於囚犯身上。對於那些承認犯罪、表現良好、為其同伴的再教育做出積極貢獻並譴責他們的同謀或反叛同伴的人，提供的獎勵是承諾給予更好的待遇。譴責對真正改造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檢驗。用一句官方套話來說就是，「譴責他人是一種非常好的悔改方法。」調查局內部有一條標語宣稱：「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贖罪，立大功受獎。」很多被判長期徒刑的人顯示自己是熱心的宣傳者，希望能縮短其刑期。問題（帕斯夸里尼舉了幾個例子）是他們從未得到任何回報：要麼他們的良好行為永遠不足以防止被重判，要麼更糟的是，由於判決通常只是口頭宣布，人往往被缺席審判，減刑的多少總是提前內定好的。一位年長的在押者對該系統解釋如下：「共產黨人不覺得有義務遵守他們對敵人的承諾。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他們隨意使用碰巧對他們有用的任何計劃或詭計，包括威脅和承諾……還記得另一件事──共產黨人對背叛者也不會有任何尊重。」
強制措施更為常見。任何人，只要沒有坦白、拒絕譴責其同志（「對政府隱瞞信息是一種應受懲罰的犯罪行為」）、以被視為異端的方式說話，或者對其判決提出上訴由此顯示其拒絕接受群眾意志，就被延長刑期。因此，將一個人的刑期從5年變為終身監禁相對容易。囚犯們也可能極大地影響其獄友的生活。牢頭的「職業生涯」取決於其他人，因此他總是會攻擊那些反抗得最厲害的人；在這些攻擊中，他通常會得到其他人的支持。除了這個淘汰過程之外，還有「試驗」或「鬥爭」。這沒什麼自發性可言；受害者是由監獄當局挑選的，時間和地點也是事先確定的。這種氣氛使人想起了土地改革期間農民大屠殺的氣氛，儘管在這裡很少導致死亡。帕斯夸里尼回憶說：
我們的受害人是一名中年囚犯，被控作虛假供述。一名幹部通過一個硬紙板製的擴音器朝我們大喊道：他是一名頑固的反革命分子……每次他抬起頭來說任何東西──真相或謊言，那都不是我們所關心的。我們用「撒謊者！人渣！」甚至「婊子養的」之類的吼叫聲淹沒了他。鬥爭像這樣又持續了約3小時，隨著每一分鐘過去，我們變得越來越冷酷、越來越刻薄。我幾乎認為，我們本來能夠將他撕成碎片，以獲得我們想要的。後來，當我有時間反思時，我意識到，我們自己當時也自然處於掙扎之中，心理上準備以充滿激情的贊同來接受政府的立場，無論我們所面對的人品性如何。
在這種情況下，絕大多數囚犯最終被打得屈服。在此過程中，中國式的身分劃分所起的作用充其量只是次要的。被越盟關押的很多法國戰俘，總體上要比中國囚犯的待遇好，但經歷了類似的再教育過程。這些戰俘也以同樣方式作出了反應。再教育過程的有效性源於兩種強有力的心理說服（psychological persuasion）手段的結合。一種是激進的幼兒化（infantilization）：黨和政府成為父親和母親，重新教囚犯如何交談和走路（低著頭、以雙倍的速度，同時看守大聲喊著指令），並控制其食慾和衛生，一切都處於一種絕對依賴的關係之中。另一種是把囚犯們融合成一個單一單元，其中每個姿勢和每句話都很重要。正當與真正家庭的聯繫變得幾乎不可能之際，這個群體就成了替代家庭。妻子被迫與丈夫離婚，子女被迫與父母脫離關係。
我們很可能想知道，這種個人改造到底進行得有多深入。用口號說話，像自動機器一樣反應是自我貶損的形式，可能導致「精神自殺」，但它們也是自我保護和生存的手段。人們可通過某種方式分裂他們的人格來維持某種私人空間的想法可能是幼稚的。但那些最終不再討厭「老大哥」的人，其思考方式往往是策略性的，而非出於信念。帕斯夸里尼指出，1961年，他的再教育似乎完成了，他真誠地相信看守們告訴他的一切。但他補充道：「我也很清楚，讓我的行為儘可能接近於法律條文，這非常符合我的利益。」帕斯夸里尼提供了另一個例子來描述一名極端毛派牢頭：「為了證明他對該政權的狂熱和忠誠，他聲稱，甚至在溫度低於華氏零上5度的法定限制以下，也應允許囚犯工作，且應當允許他們早點起床幹更多的活兒。」看守打斷了這一講話，認為它是「完全非正統的」──其他囚犯大為寬慰。像很多中國人一樣，他們確實有點相信該系統，但他們真正想要的是不惜一切代價避免麻煩。（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