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主義有很多見不得光的祕密，令人驚訝的是，它們長期都未引起世界的注意。巨大的集中營系統也不例外。有近1000個大型營地以及無數的拘留中心，但在這個人民共和國的諸多歷史中，甚至在一些較為詳細和近期的作品中，它們均未被提及。鎮壓機器自我隱藏得很好。由於以監獄或強迫勞動懲罰過於像舊政權，取而代之的是，人們被發配去接受勞動「改造」或勞動「再教育」。主要拘留營被偽裝成大型公共企業，所以必須要知道：比如，門上的名字是「荊州工業染色廠」，實際上是湖北省第三監獄；或者比如，門上的名字是「英德茶園」，實際上是廣東省第七勞教中心。連囚犯的家人寫信也只寫給匿名的郵政信箱。整個毛時代，探視在整個教育過程中都是被禁止的，該過程一般持續一年多。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親屬並不總是被告知囚犯被監禁甚至死亡，或者在很久以後才被告知。共和國前主席劉少奇被關押在一所祕密監獄裡。其子女直到1972年8月才得知，他死於1969年11月。只有在那時，他們才獲准看望他們的母親。自1967年8月以來，她像其丈夫一樣一直被監禁。如果囚犯曾出去接觸外部世界，他們就會接到嚴格的命令要求保持隱身。由於在牢房裡習慣於垂著頭、保持沉默，他們在火車站接到了奇怪的新命令：「在火車上正常行事。禁止，我再說一遍，禁止低頭。如果有人必須去廁所，就握拳並伸出拇指向看守示意。允許吸菸和交談。不許耍花招。看守接到命令可以開槍。」
多年來，來自前囚犯的說法極為罕見。一個原因是，在毛澤東領導下，任何進入刑罰系統的人都很難擺脫它。另一個原因是，獲釋的囚犯不得不發誓，他們不會談論其經歷，否則他們會被重新監禁。所以，只占被監禁者數量很小一部分的外國人提供了大部分內情。這些內情仍占可得信息的大部分。外國囚犯因受其政府的保護，一般都會活著出來。一些人明確被指控其任務是向外界證明被困在那些被遺忘的監獄裡的人們的苦難。讓．帕斯夸里尼的案例即是如此。他的中文名叫包若望。他的一位獄友告訴他，他和他的同伴為何如此精心地照顧他：「所有這些人，永遠都離開不了，包括我自己。終身契約。你是唯一一個不同的人，包。有一天你可能會走出這個大門。這可能會發生在一個外國人身上，而不是我們身上。如果你出去，你將是唯一一個以後能夠講述此事的人。這就是我們想讓你活著的原因……別擔心，只要你在這裡，你就會活著。我可以向你保證這一點。如果你被轉移到其它營地，會有其他人像我們一樣認為。你是貴重貨，老頭兒！」
有史以來最大的刑罰系統
勞改營是某種虛無之地──一個黑洞。在那裡，毛主義的光芒矇蔽了數千萬人。作為一個粗略的指示，吳弘達（Harry Wu）估計，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約有5,000萬人經過該系統。許多人死在那裡。根據讓-呂克．多梅內克的估計，每年約有1,000萬名在押者，相當於總人口的1%～2%。鑑於死亡率約為5%，他斷定約2,000萬名中國人死於監禁，其中包括1959至1962年大躍進所造成的饑荒期間的約400萬人（儘管1964年才恢復正常口糧）。同讓．帕斯夸里尼不同尋常的披露一起，近期的兩項研究（吳和多梅內克的研究）現在更好地說明了本世紀（20世紀）三大集中營系統最不為人知的概況。
該系統的規模是巨大的，囚犯的種類和系統的耐久性（首波大規模的解放浪潮1978年才開始）也一樣。1955年，80%的囚犯嚴格說來都是政治犯，儘管許多普通罪犯被重新歸類為政治犯，且其刑期相應地加長。到接下來的十年開始時，政治犯的比例已下降到50%，到1971年下降到三分之一──這也許表明了民眾對該政權的不滿，以及在政治不穩定的情況下犯罪率的上升。拘禁採取了各種形式，有預防中心、監獄（包括監禁前領導人的特殊機構）、官方勞改營，以及更為溫和的驅逐中心，稱為勞教和就業。拘留中心約有2,500座，位於不同的城市，是通往刑事判罰的必經之路。在被提起訴訟時，在押者就在這裡等待──這個過程有時需要十年。刑期少於兩年，也在這些中心服刑。約1,000座正式監獄只容納了13%的在押者。它們一般由中央當局直接管理。這些戒備森嚴的中心，拘押著判刑最重的人。他們中包括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的人。在兩年結束時，這種量刑通常因「真誠的品格改造」而改判為終身監禁。這些監獄也收藏著更敏感的案件，包括高級幹部、外國人、神父、異見人士和特務。生活條件極為多變，在某些情況下幾乎是奢侈的：在北京一號監獄──外國訪客被帶著參觀的一座模範監獄，人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睡在榻榻米上，而不是木板條上。但嚴苛的紀律、在那裡從事的工業勞動的嚴酷性以及意識形態上的不斷打擊，經常促使囚犯要求轉移到勞改營的「露天區域」。
大多數在押者最終都被關進了這些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大型營地。最大和人口最多的位於北滿洲、內蒙古、西藏、新疆，尤其是青海這些地區的半沙漠地帶。青海是一個真正的刑罰省份──中國版的俄羅斯科雷馬，氣候夏季酷熱，冬季嚴寒。那裡的二號營地可能是中國最大的，至少關押著5萬名被驅逐者。遙遠的西部和東北部地區的營地被認為極其嚴苛，但總的來說，城市地區監獄工廠的工作條件要比這些巨型國營勞改農場的更加惡劣。在押者原則上歸省或市政府（上海有個營地網絡，這些營地分布在幾個不同地區）管，所以他們往往來自同一區域，結果，比如說，中國東部就沒有來自西藏的在押者。與蘇聯的營地不同，中國營地被納入地方或地區經濟框架，偶爾也只是國家項目的一部分。這些項目包括諸如到蘇聯Kirgiziya（吉爾吉斯斯坦）的「友誼鐵路」等。由於中蘇交惡，「友誼鐵路」的建設停頓了三十多年。
營地的囚犯分為三類。在毛的統治下，保持時間最長的最大群體由專門被判勞改的人組成。「勞改」可翻譯為「勞動改造」。這些被判中等或長期刑期的囚犯以軍事方式組織成中隊、營和公司等等。他們失去了其公民權利、得不到任何勞動報酬，且很少被允許接待訪客。接受「勞動教養」即勞教的人是第二類，他們在相同營地，或偶爾在特殊機構。這是1957年8月在反右運動中發明的一種行政拘留形式，它在某種程度上將安全部隊的法外監禁活動正式化。受害者實際上並沒有被判刑，因此對他們的拘留沒有固定期限，他們沒有被正式剝奪公民權利，儘管例如在營地投票是不可能的。他們得到了一小筆工資，其中大部分被扣留以支付食宿費用。他們被指控的大多數都是輕微罪行，其勞教時間很少超過幾年，但是他們了解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的態度。勞教所的紀律、拘留和工作條件，與勞改營裡發現的非常相似。二者實際上都是由國家安全機構掌管的。
就業類的「強制工作安置人員」有稍微多一點的特權。他們有時被稱為「自由工人」，但他們沒有離開工作地點的權利。工作地點通常是一個營地，特殊情況下，一年或許會更換兩次。他們得到較好的待遇，報酬略高於勞教囚犯。他們可以將他們的家人帶到營地，甚至在那裡結婚。然而，他們生活在半監獄條件下。這些是營地的一種減壓室。獲釋的人常常被關在那裡度過餘生。95%的勞改囚犯一旦服完刑期，便被關押在就業營裡，直到20世紀60年代。80年代初，這個數字仍舊是50%，加上20%到30%的前勞教囚犯。他們與他們原來的環境隔絕，失去了工作與在城市居住的權利；他們通常是離婚的，因為妻子不斷被當局煽動離開「犯罪的」丈夫；因為曾經「犯過罪」，而註定一輩子都是嫌疑犯。他們無處可去，因此被迫接受他們的現狀。由於他們沒有什麼可指望的，甚至勞改囚犯也為他們感到難過：
我們開始邂逅的自由工人是一群很可憐的人。他們看起來好像住在監獄裡。他們懶惰、無技能，又骯髒。顯然，他們已經得出結論：再也沒有什麼值得付出努力的了。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對的。他們一直很餓，服從於守衛和看守的命令。夜間，他們被關起來，就像我們其他人一樣。我們的條件與他們的條件之間的唯一區別是家庭訪問特權。其它的都無足輕重。誠然，他們此時領到了工資，但他們不得不將其花在吃穿上，這些不再是政府免費贈送的禮物。這些自由工人只是滿不在乎。
因此，在毛統治下，任何判決實際上都是終身監禁。（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