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和1968年的大暴動及其被蘇聯摧毀的事實，揭示了鎮壓邏輯的另一個重要方面：一個國家的事件會在其它地方產生反響，尤其是當有軍事參與的時候。由於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內後斯大林主義者領導人，準備好了從捷克斯洛伐克派出部隊到匈牙利。與此同時，它加強了國內的壓迫，把剛放出來的一些政治犯又送回監獄，並起訴了同情匈牙利起義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1,163個被拘禁的人中，多數人主要是口頭上表達（與匈牙利的）團結，有53.5%是工人。然而，判刑很少超過一年的。阿爾巴尼亞那個時間的鎮壓要嚴重得多，在1956年11月25日，霍查當局宣判並處決了三名「鐵托份子」領導人：蓋加（Liri Gega）──阿爾巴尼亞中央委員會成員（當時在懷孕）、萊如（Dale Ndreu）將軍和布利（Petro Buli）。在羅馬尼亞，喬治烏-德治開始在他與蘇聯的關係中打中國牌，寬大處理了受迫害的民族主義者，雖然他煽動了一場針對參與國際貿易的高級實業家的大型審判，其中許多是猶太裔共產黨員。
1968年，許多共產黨政權，包括蘇聯，都擔心布拉格之春的思想蔓延開來，而在對捷克斯洛伐克的軍事干預前後強化了鎮壓。福斯科洛（Alfredo Foscolo）的命運很好地反映了當時時代的精神。福斯科洛的母親是保加利亞人，父親是法國人，直到1949年都在保加利亞任教。福斯科洛本人經常在保加利亞度假。1966年，他在巴黎學習法律和東方語言的時候，在法國自己打字製作了500份小冊子，帶給他在索菲亞的朋友。上面寫著要求選舉自由、新聞自由、行動自由、工人自治、廢除華沙條約，以及恢復鎮壓受害者的名譽的內容。同一年，他和保加利亞人Raina Aracheva有了一個女兒，兩人於是申請要求獲得官方許可結婚，但是很久沒成。然後1968年的事件發生了，福斯科洛描述了以下內容：
1968年初，我被選中服兵役。 7月份保加利亞大使館告訴我，如果我去索菲亞，我會獲准結婚。我有一個十四天的休假，趕緊過去。但當我到那裡時，又被拒絕了。這是1968年的8月，在8月21日，蘇聯人開進了布拉格；一週後，還是兩手空空的我，上了返回巴黎的東方快車。但好幾年後，我才回到家。我在邊境被來自國家安全部（Darzhavna sigurnost）的人逮捕了。被關在國家安全總部的兩週中，我實際上消失了。在那期間，納德科夫隊長（[A.] Nedkov）告訴我，我有一個簡單的選擇：要麼我承認自己是一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或者沒有人會再聽到我的消息。我接受了，希望真相可以在審判中出現。
審判於1969年1月6日開始。我的兩位朋友，還有Raina，出現在我身邊的證人席上。當檢察官要求判我死刑時，我的律師回答說這實際是我罪有應得，但他也在懇求寬大處理。整個審判都是假的，純粹是出於宣傳目的的作秀。我被判處27年徒刑，包括15年因間諜罪的單獨監禁。我的朋友被判了10年和12年，Raina對這些小冊子一無所知，也被判了一年。另一位朋友是巴黎的政治難民，被缺席判處死刑。
在索非亞中央監獄死囚室（第七分部）被關押一個月後，我被轉移到位於Stara Zagora的監獄，那裡關著保加利亞二三百名政治犯中的大部分。在那裡我了解到了共產主義保加利亞前25年監獄歷史的很多東西，並很快明白，我的經歷與成千上萬保加利亞人所經過的根本無法相比。1969年10月8日，我還目睹了一場暴動，導致了一些囚犯死亡。同時，在我們被拘押期間新發出的結婚許可的請求，再次被拒絕了。
非常出乎意料的是，我於1971年4月30日被釋放並被送回法國。我們在1968年被捕以及隨後的大審判是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為背景的，顯然都是為了把「帝國主義勢力」牽扯進在東歐集團國的自由運動中。但是到了1971年，隨著赫爾辛基協議談判的進行，世界再次的改變，我存在於保加利亞監獄裡就沒用了。不幸的是，我的兩個保加利亞朋友沒有得到新的寬大對待。
當我回到巴黎時，我嘗試了各種方案讓Raina和我的女兒來與我團聚。最後，在1973年12月31日，我祕密前往索菲亞，用了假名還有兩本假的護照。感謝這些文件和很多好運氣，我們成功地在1974年1月1日至2日晚上的穿過了保加利亞—土耳其邊境。兩天後，我們到了巴黎。
在1955年至1989年期間，鎮壓沿襲了一個相當可預測的模式：一個強大的警察隊伍不斷騷擾反對派，無論反對派採取的是罷工或街頭抗議這樣自發的社會運動的形式，或者是刻意組織的、有著計劃好的要求和一個組織良好的網絡。在上世紀70年代後半期，鎮壓的機器發展出了一個日益龐大的線人網絡，來滲透和摧毀從1975年赫爾辛基協議中受益的反對派運動。這種形式的控制在數量上的不斷增加本身，無疑標誌著這個系統的衰落。以捷克斯洛伐克為例，在1954至1958年，正式招募的告密者人數約為13.2萬人。到80年代末，這個數字上升到了20萬。
後恐怖時期的鎮壓邏輯，也反映了具體的國家特徵和有關國家內部權力鬥爭的軌跡。當局行事的不同，取決於他們對其合法性的信心或是政治和經濟項目的成敗。1961年8月13日，在德國統一社會黨（SED）領導的倡議下，並在蘇聯領導層的批准下，柏林牆，一個明顯地表明東德政權對自己的未來感到恐慌的標誌，被豎立起來。（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