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4月23日訊】《有冇搞錯》。4月22日。
小時候聽過一個故事，說河邊有條船正要起航，最後一刻，急急忙忙上來一個人，發現沒地方坐了。他對旁邊的人說，大家擠一下，給他個座位。因為坐滿了，大家不太願意，這時這個人說，我的屁股是尖的，很小，只要一點地方就好了。大家聽他這樣說，就擠了個位置給他。結果走了一段路之後，這位先生趁著各種機會擴大屁股的範圍，最後乾脆躺下了，占了很多位置。
別人問他說，你這個人怎麼回事兒？不是說屁股是尖的，坐不了多少位置嗎？他很認真地回答，正因為屁股是尖的，所以坐不住，必須要躺下才行。
小時候聽這個故事，當然是個笑話，覺得很好玩。長大後才知道，這樣的人其實很多的。
昨天，有個朋友談到香港問題的時候，又說了這個故事。
這幾天，具體發生在香港的事情，新聞上說了很多，我們就不多重複了。基本上，最嚴重的問題，是香港人突然發現，作為香港小憲法的《基本法》，大家原來的認知，包括香港左派的認知都是錯誤的。一國兩制、北京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原來並不是真的這樣，中聯辦和港澳辦，原來是有權，可以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
朋友重提笑話，指的是中共在香港慢慢擴大地盤，擴大對香港的權力，說的是這個中共的所謂「釘子精神」，用最小阻力的地方先進入，目的是慢慢擠進來，最後占據更大的地盤。
我對香港前景一直都很悲觀，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太了解中共的思維方法，清楚他們的行動模式。1997年的時候離開香港，就是因為完全不信任中共一國兩制的承諾，不是不信任當時具體的領導人，而是對這個體制、這個制度的不信任。
中國儒家學說有一個核心，就是所謂中庸。中庸的意思，是做人做事要知止，到什麼地方為止，不要過線。孔子當時講的所有東西，都是對君子說的，禮不下庶人嘛。也就是說，是對社會上層統治者說的。因為在那個制度下，上層的統治者擁有幾乎不受限制的權力，想幹什麼、或者想要什麼、想怎麼幹、或者要多少，基本都可以自己說了算。所以孔子認為社會安定繁榮，一個基本的要素，是這些王公大臣，這些君子，必須知止，自己限制自己，不能過分。
至於一般小人，基本就不作要求了，小人窮斯濫矣。小人沒有原則，窮的時候就什麼破事都做。還有「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親近他對你不尊重，遠離他就怨恨你。所以就對不起，「禮不下庶人」了。
孔子不知道，未來有一個社會，就是由小人統治的。
香港這個《基本法》，因為最終的解釋權在北京，在中國人大，所以道理上也是這樣，要求北京知止。這次，港澳辦和中聯辦自己就解釋了，等於是一個中央派出的機構，自己解釋《基本法》的條文。然後大家突然發現，《基本法》原來不是大家認定的那個意思，變了。而且香港人都知道，即使是去申請人大解釋，肯定也會和中聯辦一樣的。如果他們願意的話，解釋成相反的意思，也沒什麼困難。
香港特區政府一日內，就中聯辦的角色發了三次聲明，最後改成和中聯辦一致。我們先不說中共顯然已經控制了港府，把港府當成一個傀儡，這個行動本身，說明以前香港社會的普遍認識，包括香港特區政府在內，都認定中聯辦確實是不得干預香港的中國大陸機構。但現在突然變了，香港政府、香港社會、香港法律界，包括香港的親中共勢力，都錯了23年，誰都沒有發現。而且這23年之中，香港政府還出過公報，直接說明過這個問題，就是說明中聯辦是《基本法》22條規定的中央政府部門，受《基本法》22條，不得干預的條文限制。
所以，這兩天發生的事情，其實是香港的一場憲法危機。香港社會原先基建與這個憲法上所有認知和行動，都是錯的。
那麼很簡單，香港人調整認知，行動上、計劃上都必定要進行大調整。可以肯定，香港社會會出現很大混亂，程度遠遠超過去年的反送中運動，深度上必定對香港整個地位，包括在中國的地位，在國際的地位，都有很大衝擊。
我們以前一直談北京中共最高層，和港澳系統之間的認知差距。有人問說，是否港澳系統會更激進，所以造成北京勉為其難？是的，在某些具體政策上可能是這樣，但在全面控制香港社會這方面，北京比中共港澳系統會更緊張。也就是說，中央要控制住香港，但不要影響大的全盤性的戰略格局；而港澳系統的官員，則不太考慮全盤，希望能夠全盤控制，哪怕有糟糕的後果也不管。
一旦過了某些界限，北京的顧慮可能就不存在了。
其中一個顧慮，就是國際影響，包括政治、外交和經濟上的影響。現在這個國際局勢，反而可能促使北京不太顧慮香港產生的影響了，因為有更大更直接的事情，就是這個中共病毒全球擴散，對中共的全盤產生更直接的影響了。相對而言，香港的地位就沒那麼重要了。
以前，香港憑藉的是國際干預制裁，現在全球都要制裁中共，所以制裁反而失效了。拿著刀子沒有砍下去的時候，讓人最害怕，一旦砍下去，開打了，刀反而沒那麼可怕了。
中共落實承諾的記錄是很糟糕的，一般不超過十年，一定變。
我們來比較一下。國共內戰的時候，中共進軍長江流域前，發出的聲明是保護資本家財產。以上海為例，真正動資本家是三反五反和接著的公私合營，時間大概是8年，1949年到1956年。然後上海就進入了四十多年的完全停滯。
另一個是西藏。1951年西藏和中共簽訂17條，那是第一個中共的全面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協議，西藏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然後中共加速修建兩條公路，運兵、運武器進入西藏，到1959年，西藏發生起義，中共稱暴亂，中共軍隊全面開戰，全面控制西藏，時間是8年。
相比之下，中共拿回香港主權已經快23年了，香港人用自己的方式，用和平的方式，已經堅持了23年了。
中共歷史上，從來沒有對和別人的協議認真過，因為根據他們的辯證法，世界是運動的，事物是發展的，環境會變，條件會變，所以要根據變化來做政策調整。至於說承諾、條約、法律、協議，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實力對比，是利弊權衡。
香港這件事情，我相信廖承志、鄧小平他們是真心的，只是，他們也是共產黨，一旦環境和條件發生改變，實力對比發生了變化，他們同樣會毫不猶豫地改變政策，改變承諾。去年，中共外交部的人說，《中英聯合聲明》是歷史文件，香港人和外國人都大驚失色，認為不可思議。但這種說法，在中共內部看，是完全自然而然的。他們不但這麼對自己，也用同樣的方法去看別人，認為其他人也和他們一樣，隨時變化有關的協議和承諾。正因為有這種思維模式，所以才會有中共的鬥爭思維模式。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人如果沒有底線，什麼法律、協議、承諾都沒有用。我知道，大部分人會去《基本法》條文裡面仔細研究，這一條是這個意思，那一條是那個意思。可是，按照中共的說法，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能被尿憋死嗎？
法律是邏輯，邏輯有共識概念的，大家都認可黑和白的概念認知。但共產黨有個東西叫做辯證法，黑白不是絕對的，如果界定黑白，要重新來，當他有解釋權的時候，你會發現原來黑白是顛倒的。這不是說原先他對黑白認識錯了，而是他早就知道可以隨意自己去定義黑白。
昨天看了港澳辦的講話，他說：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所以中央有權云云。什麼是高度自治？港人理解是，除了軍事和外交，其它一切事務香港人自己管理。但現在他重新定義，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意思是，你們說那個是完全自治，所以中央有權介入香港內部事務。
中共有一批人拿高薪專門從事這種文字和概念的遊戲，他們都是辯證法的高手，其實就是詭辯高手。香港認知的基本概念，包括民主、自由、法治等等，他們都早就有了一套自己的解釋和說法。
對中共來說，重要的是槍和刀。槍，就是香港駐軍，有軍隊；刀，就是警察。幾乎可以肯定，香港警隊中已經有中共的祕密支部，不少高級警官近年去大陸培訓，其中不少人可能已經入黨，成為中共黨員了。
香港人，未來一段時間，將面對非常艱難的局面。
2007年，我為《新紀元》雜誌寫過一篇文章，談到香港問題。我認為香港民主化是一個假命題，只要中共存在，香港的自由、民主和繁榮都不可能。所以香港的民主運動，只能也必須是中國的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否則絕無可能。
很多香港人認為，要堅持井水不犯河水，事實上，井水犯不到河水，而河水早就犯了井水了。中共早就設好了這個單向的機制，港人以為可以自保，那就太天真了。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