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個說法最初是顧炎武提出來的，他認為，「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顧炎武生活的時代是明朝末年，大明王朝在內憂外患下瓦解，滿清入主中原。顧炎武一直都沒有放棄反清復明的決心，因為他最擔憂的是，延續了上千年的中原文明，會被當時文明程度很低的滿人所毀，以至於出現「仁義充塞，率獸食人」的景象。不過所幸的是，顧炎武的擔憂，在滿清政權穩定下來之後並沒有發生。滿清並沒有毀掉中原的漢字和文化，而是啟用漢人，繼承和延續了中原傳統的文化和道德價值理念，並將自身逐步融合於中原文明中了。
那麼在當時，顧炎武為何會如此的擔憂呢？這要從中國的傳統文化及政體制度說起。
在中國的君主制時代，「天人合一」的思想深入人心，自漢代起，基於天道思想的儒家文化成為主流。君權的合法性來自於「君權神授」，君王受命於天，按照合乎天理的倫理法則來管理天下。無論在自己還是民眾的認知裡，遵循天道是必須的。知識分子學習、傳播、捍衛社會道德倫理，或在朝廷和地方上擔任要職，不斷建議施政方法和修正君主的施政得失，或在民間著書立說，樹立社會上的風範秩序，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正義，知識分子承擔著重大的社會道德責任，傳承道德文化，維繫社會道德價值標準不為權力所破壞，這就是後世人所說的，讀書人承擔的使命是「鐵肩擔道義」。君主行使權力的方式要受到強大儒家倫理的約束。君主有君主必須遵循的規範，社會各階層都有各自需要遵循的道德準則。同時聖明的君主，賢能的大臣，各個階層中的仁人志士，也在不斷豐滿和充實著道德文化，共同締造盛世與歷史。而反過來，一旦君王出軌變得暴虐無道，社會的民眾就可以「替天行道」的方式，推翻他，重新建立清明的新政，同時留下參照和教訓。
強大的以儒家文化為主要載體形式的普世價值，以及實力雄厚的士人（讀書人）階層，使得國家的權力運行，始終在道德文化的約束之下。即使政權更替的兵荒馬亂時代，在新政一旦建立之後，社會秩序很快歸於平穩。中國有世界罕見的五千年連續文明歷史，是強大的道德文化力量所致。若作為天下之本的傳統文化受到威脅，道德價值遭到毀棄，人不再有惻隱之心、善惡是非之心、羞恥之心、禮讓之心，人就與獸無異，天下就真亡了。這是雖為匹夫也絕不能聽之任之，也要奮起反抗的，這正是顧炎武的所憂所思。
到了現代社會，共和制（或立憲制）普遍替代了君主制，但文化對權力的約束依然存在，只是以新的形式出現，比如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仁愛精神以及契約論思想深入人心，演繹為憲政及三權分立等制度形式，來約束國家權力的運行。西方人常說「將權力裝進籠子」，而這個「籠子」，就是將傳統的文化理念具體化而成的各種制度。
而在中華大地上，君主制終結之後，新建立的共和制尚在襁褓之中時，中共乘日本侵華的國難之機，發展壯大，暴力奪權建政。自此中共邪黨在中原大地，棄禮毀樂，煮鶴焚琴，不僅權力逃逸籠外，成為肆虐禍害民眾的惡獸，而且真正出現了仁義充塞，率獸食人，乃至人心獸變。顧炎武的擔憂變成了真正的現實，而這一切都是由於共產黨的邪惡本質所決定的。
因為中共邪黨根本就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政黨，現代的政黨制度，是和憲政聯繫在一起的一整套制度中的一個。近代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契約思想，民眾將公權力交給政府集中運行，同時公權力受民眾的監督，政黨在憲法之下組織政府運行。而中共邪黨將其領導權寫入了憲法，而中共的憲法沒有經過民眾公投表決，只是一個受操作的花瓶。中共邪黨完全凌駕在憲法之上，掌握著不受任何約束的絕對權力，支配著社會上的一切資源。中共邪黨和近代政治制度中政黨的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卻冠以政黨之名，因而迷惑了幾乎所有人。這是它日後行暴虐的基礎。
同時，中共邪黨建立的完全是一個「政教合一」的政權。幾十年來，中共邪黨一直赤裸裸的叫囂著「意識形態上的鬥爭」。實際上，如果僅指政權的組織形式上的爭論，也就罷了，而它所說的意識形態，直逼人性的精神內核。它要掌控的不只是權力的組織形式，而是所有國人的精神與思想。這完全超出了一個正常政黨的管轄範疇。各國的憲法中都規定，公民有信仰自由。雖然表面上中共在憲法中也有虛假承諾信仰自由的內容，卻同時又規定自己這個無神論邪黨的絕對領導地位。在實際的政權運作過程中，又是完全違反和踐踏憲法精神和憲法規定的。
人類步入現代社會以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制度都遵循「政教分離」原則，政府只管世間的事務，人們思想和精神領域的事，歸於宗教與文化，即所謂的「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中共邪黨卻一手絕對控制政權，另一手絕對控制全社會人的思想。正統的宗教信仰的是神，教人修心向善，引導人們遵循道德規範。而共產黨信仰無神論，信奉馬列，在其理念裡不是遵循天道，而是徹底顛覆傳統價值觀，宣揚戰天鬥地、階級鬥爭，宣揚沒有道德底線的狼性。它通過所掌控的教育體系、宣傳系統、深入到社會每一個細胞的黨組織，進行全方位的強制洗腦，系統破壞傳統的道德價值觀念，控制著整個國家所有的民眾。共產黨的政權是政治權力與強制邪惡洗腦（真正的邪教）的合而為一。而且有著以國家暴力機器為後盾的，極其嚴密的控制方式。從當初奪權時期的「支部建在連上」，加強到今天對社會最底層村居委網格化管理，利用人臉識別技術等，建立了具體到每個人（尤其是思想異見者）的嚴密監控網絡。中共不僅絕對掌控了所有世俗權力，又通過破壞傳統的天道倫理，建立起精神領域的邪惡統治。在中共邪政邪教合一之下，整個國家成為物質與精神上的雙重監獄。
中共的邪惡本質決定了其邪惡走向，自掌權之後，其邪惡在中華大地上就開始發芽、生長，隨時間的進展，其「亡天下」的操作就自然的一步步展開。
在建政後不久，中共就通過發動思想改造和反右運動，將傳承傳統文化的社會精英，從整體上予以消滅。知識分子，也就是傳統的「士人」，是承載、傳遞、踐行傳統道德文化的中堅力量，是使社會能夠穩定存在和正常運轉的中流砥柱，從那個時候起，作為傳統「士人」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作為整個一個階層在社會上徹底消失。在中國幾千年來文化制約權力的這種模式也就被徹底打破了。
沒有了「士人」的中流砥柱，中共的魔性就如滔滔洪水在中華大地上肆虐，沒有了阻擋。上個世紀中共荒誕的「大躍進」政策，由於再也沒有了 「士人」群體的力挽狂瀾，導致了三年大饑荒，三至四千萬同胞被活活餓死。再發動瘋狂的文革，運動中一開始就搞「破四舊」，徹底毀掉了承載傳統文化的所有物質載體，目的是要抹掉人們對傳統道德文化的所有記憶。十年文革浩劫，破壞極其慘烈，使整個社會秩序、國家的經濟都到了崩潰的邊緣。中共經短暫的修整後並沒有停下「亡天下」的腳步。一方面對於歷史與文化的真空，用在邪黨理念指導下系統篡改和歪曲過的古代史和近代史，以及邪黨的無神論和階級鬥爭文化來持續填補。從幼兒園教育開始一直到博士畢業，在整個教育鏈條中，邪黨用馬列邪黨文化全程強制洗腦。另一方面繼續揮舞暴力的大棒打壓和扼殺良善群體。1989年，血洗天安門廣場，屠殺為了要求民主改革而請願的學生，徹底扼殺了傳統文化在年輕一代人中殘留下一點勇氣與良知。1999年開始殘酷鎮壓信仰「真、善、忍」價值理念的法輪功修煉群體。對這個毫無政治訴求，而是用行動在復興傳統價值觀的善良修煉群體，中共邪惡用盡了人類有史以來所有最邪惡的手段，甚至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
在中共的邪政肆虐之下，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國度變成了什麼樣？自然環境，由於對自然資源的肆意掠奪及對環境的污染，長期陰霾籠罩，山河暗淡；官吏沒有道德引導和法律約束，貪腐成性，無官不貪；每個行業背後都是黑幕重重，錢權勾結，從三鹿奶粉到莆田系醫院，惟利是圖，職業操守無存；騙子遍地，電信欺詐無孔不入；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隨波逐流淪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專家、教授追名逐利成為權力與財富的附庸甚至幫凶；功利、投機、期望暴富成為社會價值觀的主流；作為國家希望的年輕一代，在邪黨的引導下普遍價值觀扭曲，錢與權成為最渴望追求的目標。中共以犧牲環境和後人的利益為代價，在國內壓榨百姓，在國際上行欺詐、破壞規則，一度使所操控的社會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似乎不可一世。然而「上帝欲使其滅亡，必先使其瘋狂」，想想當年物質上極其奢華，而精神上極其墮落的龐貝城，一夜之間就為火山灰所覆滅。天下已經被中共邪黨帶到了極其危險的境地。
還不僅如此，中共邪黨操縱整個國家機器甚至滲透利用海外勢力，來迫害佛法和佛法修煉者，所造下的罪業如山如天。這場針對中共而來的中共病毒（武漢肺炎）就是中共邪黨招來的可怕天譴，目前已經禍及到了整個世界。和中共走得越近的，疫情也越嚴重。整個世界面臨存亡的危險。如果人類都被邪惡所操作和脅迫，道德墮落到無可挽救的地步，就必然會被上天所淘汰。
幾百年前，顧炎武看到天下可能面臨存亡的危險，振臂高呼，為天下的存亡而吹哨。今天法輪大法弟子在長達二十年殘酷迫害的腥風血雨中，不僅始終堅守和實踐著「真、善、忍」價值理念，同時持續在喚醒著世人的良知。在反迫害中，真正揭開了中共邪黨的真實面目和毀滅人類的真實企圖。這使得眾多生命覺醒了，三億五千萬人退出了邪黨的黨、團、隊組織，抹除了獸印。法輪大法弟子表演的神韻晚會真正再現了中華神傳文化，使瀕臨危亡的天下，又迎來希望的新生。
朋友，您看清楚了嗎？中共邪黨不斷的破壞著人類賴以生存的規則，毀滅著一切道德價值，它才是世界上企圖毀滅人類的真正病毒，真正的毒瘤。作為炎黃子孫，中華兒女，讓我們攜起手來，真正承擔起道德責任、肩負起道義擔當，堅決的摒棄邪黨，讓我們凝聚正義力量，重建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輝煌。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