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瘟疫給中共內鬥提供了一個舞台。從武漢官員到習相互甩鍋，從中央要求復工到地方紛紛封城，從湖北省市一把手更換到全國「兩會」推遲召開，從新冠病毒源於武漢病毒研究所P4實驗室的陰謀說到「習明澤」 發文，高潮迭起。
可悲的是，瘟疫的肆虐，加上中共錯誤應對製造的空前民生災難，使億萬民眾恐慌、掙扎，難以計數的人不甘、無奈、卑賤的死去。然而，遍地冤魂、民怨沸騰，中共政權又能維持多久呢？這個疑問（「亡黨」的末日恐懼），又使中共內鬥更加激疾。
因為，鬥是中共的一大基因，中共一直是借「鬥」（包括內鬥和外鬥）來維持生存的。中共作為「成熟的流氓」（《九評共產黨》語），為保黨，對蘇東共產政權的潰滅和中國歷代王朝的更迭多有研究，只是是從反面去汲取教訓。
中共又汲取了哪些教訓呢？概而言之，主要有三：第一，建立領導核心，防止黨的分裂；第二，確保中央權威，防止地方割據；第三，強化黨的組織，防止社會失控。
因此，我們看到最近30年來，中共統治層面的如下三大舉措。
第一，在江「核心」之後，經過 「九龍治水」的軟弱胡十年，又回歸到了習「核心」（習還更進一步把國家主席的限任制都取消了）。
第二，自1994年實施分稅制起，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財政在財政收入的占比都顯著提高了，各省市區嚴重依賴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而且「中央部門利益法制化」（以致2012年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全國兩會期間說「如果法律有障礙，我們一起去上訪」）。
第三，習上台後，「黨是領導一切的」這種文革式語言又寫進了黨章和《憲法》，黨政合一化，強推民企、外企、社會組織等建立黨組織，趕制「家法」（黨內法規），從「打虎拍蠅」到「掃黑除惡」，從高科技監控到建設全民信用體系，社會控制極端化。
這樣，表面看來，黨的統治似乎成了「銅牆鐵壁」，牢不可破。
其實不然。中共這種反面汲取歷史教訓的強硬舉措，又製造出了如下三個強大的反作用力。
第一，民眾抗爭普遍化、常態化、激烈化（2003年中共首次對外正式公布群體性事件年度統計數據，這一年高達58,000起；2007年逾10萬起；2008年後不再公布具體數據，據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推算，2010年的群體性事件至少有18萬起）。
第二，腐爛透頂的中共體制，在習當局的高壓下，不是像習想像的那樣去腐生肌，而是離心離德、形存神散，主要表現一是官員階層不作為、亂作為、推諉怠政比比皆是，一是中央和地方矛盾重重。
第三，中共派系內鬥越來越激烈。這又以最高權力的爭奪為中心，具體表現在是堅持還是廢除「集體領導制」、「退休制」和「接班人制」這三個制度，而這三個制度又被稱之為鄧小平時代的「智慧結晶」，因此，習近平的「新時代」和「鄧時代」又幹上了，黨內思想混亂不堪，「改革開放」以來莫此為甚。
中共統治層面的三大舉措和由此產生的三大反作用力，使中共政局充溢著隨時爆炸的氣息。
而這個爆炸的氣息，在中共19大後，又因三件大事而更加強烈。這三件大事即是：2018年3月開始的中美貿易戰；2019年6月爆發的香港反送中民眾抗爭運動和2019年年底爆發的武漢肺炎瘟疫。
這三件大事，尤其是現正肆虐的武漢肺炎瘟疫，既是對中共統治的大衝擊，又是對中共內鬥的大刺激。
這個大衝擊和大刺激的靶心，就是習近平。
習近平上台前5年，「打虎」集權，勢如破竹，有驚無險，而在19大後，為什麼形勢急轉直下，諸事不順，步步驚心呢？
原因很簡單，就是19大前後與江（澤民）、曾（慶紅）派系的妥協。此話怎講？這裡我們先講《三國演義》中的一個故事。
東漢末年，少帝劉辨即位，由少帝之母何太后聽政，少帝之舅大將軍何進輔政。何進欲盡誅宦官，還先殺了掌握兵柄的宦官蹇碩。但是，太后不肯。何進本是沒決斷之人。袁紹獻計，曰：「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來京，盡誅閹豎。此時事急，不容太后不從。」進曰：「此計大妙！」便發檄至各鎮，召赴京師。
曹操則對何進曰：「宦官之禍，古今皆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若欲治罪，當除元惡，但付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料其必敗也。」何進怒曰：「孟德亦懷私意耶？」操退曰：「亂天下者，必進也。」
最終，宦官集團搶先下手，何進身首異處，國家更罹董卓之禍。
講完何進的命運，再來談習近平。中共政局的走勢，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習的選擇。
無疑，習不想當第二個何進。但是，習要不重蹈何進覆轍，則需明辨：何為袁紹之策，何為曹操之策？
而從19大後政局走勢來看，與江（澤民）、曾（慶紅）派系的妥協實為袁紹之策，所以，習每況愈下。
採袁紹之策死，採曹操之策生。現在，事尚未到無可挽回之時，習還有改弦易轍的機會。可是，武漢肺炎瘟疫留給習的時間真的不多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