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2月17日消息，中共人大常委會將於24日開會，審議推遲3月份全國人大會議的草案。同一天，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會議也研究了延遲3月政協全國會議的事項。觀察家表示，若兩會改期，這將是從1978年恢復兩會制度後的首次。
中共官媒稱，全國人大代表當中的省市等方面的領導幹部「奮戰在疫情防控工作第一線」，延遲會議可確保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還提到「堅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
如果中共官員真的心繫人民群眾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提早「奮戰」，新冠病毒爆發根本不會演變成國家和國際性災難。這些空話是幌子。推遲兩會之所以被研討，說明全國和北京的疫情相當嚴峻。
中共當局應該有三重考量：第一，避免外地進京代表帶來病毒，避免代表人群之間交叉感染，保證各級官員、特別是中南海官員的健康為重中之重。
第二，此舉或有助於平息民憤和國際輿論壓力，顯示官方關心民眾安危。
第三，兩會召開意味著京城的安保升級，各地公安和國安又要監控訪民和異議人士，當下中共應對疫情已焦頭爛額，恐難以抽調大批人力去顧及額外事項。此外，強力壓制必定引起更強的反彈，中共不想於此關鍵時刻在「維穩」上出現閃失。
兩會可能延遲的消息傳出後，大陸網民評議：「怕死連會都不敢開，卻拚命的強制老百姓復工，造孽。」「橡皮圖章會議，開不開無所謂。」
42年來，一年一度的兩會是勞民傷財的豪華秀，中共藉機顯示「中國式民主」。每年此際，京城風聲鶴唳，全國的訪民和異議人士被旅遊、被軟禁，人民的聲音被壓制到極限，「代表」們歡聚一堂，遞交一些無關痛癢的提案，那些真正觸及時弊的動議無人理會，提議者甚至遭遇打壓。
今年1月11日至17日，湖北省如期召開兩會。在此期間，武漢市衛健委發布的疫情通報均稱無新增病例，引發公眾強烈質疑。3天後，病例數字激增，6天後，武漢宣布封城。顯然，兩會進一步延誤了疫情防控。多少萬人這一週內被感染？多少人死得不明不白？多少武漢人不知情地外出旅遊，把病毒帶向全國和全球？至今，無人對此負責。地方和中央互相「甩鍋」，全無擔當的勇氣。
近來，形勢對中共越來越不利。中美貿易戰、香港反送中、台灣堅拒「一國兩制」，國內群體抗爭不斷，民眾要求自由的聲浪高漲。去年10月1日，港府取消了維多利亞港灣的煙花匯演，中共臉上無光。
今年1月至今，武漢肺炎帶來更大的挑戰。因為貿易戰和港人抗議，都涉及民主自由制度與極權統治的不兼容，而大陸疫情純系中國內部問題。由此，中共自曝體制弊端，從信息管控到公共衛生漏洞，從中央與地方的不協調到內部高層權鬥，更甚者，此事竟或牽涉生化武器研究和人工釋放病毒的驚天黑幕，恐怖和複雜的情節致使數十萬中國人淪為直接的犧牲品，全國陷入混亂和不安。這一切亂象，自內而外，盡現於世界各國政府、民眾和媒體的眼前。任憑黨媒連篇宣揚「黨的領導」、「中國制度的優越性」，誰會相信？
今次，許多人將武漢事件與1986年的切爾諾貝利事故相比，認為這也許會導向中共覆滅。戈爾巴喬夫曾說：「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可能成為5年之後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其重要程度甚至要超過我所開啟的改革事業。切爾諾貝利災難的確是一個歷史轉折點，其前後的兩個時代迥然不同。」
歷史證明，在邪惡的共產黨體制內的改革定無出路。新冠肺炎還將引發哪些未知？眾人要做的，除了拭目以待，還需在善惡間定奪。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