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身處危難中的蔣介石拒絕向叛軍做出任何承諾與妥協，並訓示張楊二人：「此次西安事變，實為中國五千年來歷史絕續之所關，亦為中華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僅有關中國之存亡而已。」
蔣公身為國家統帥，以無畏生死之篤定心態面對危局，不被武力所屈，自始至終不談判、不妥協、不簽一字，叛亂終被解體。
中共再次策劃陰謀
煽動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打所謂的「愛國牌」來耍流氓，是中共向來的拿手好戲。
1936年2月，逃竄到陝北的毛澤東發表「宣言」，要「東征抗日」，實借抗日之名在山西打劫。3月，共匪主力被閻錫山部擊斃三千多人。受重創之後，毛遂將「反蔣」改為「聯蔣」，提議停戰議和，組成「抗日統一戰線」。
於是各類「救國會」、「大同盟」、「聯合會」紛紛喊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實際上都是共產國際和中共指使下的共產黨外圍組織，意在煽動民眾反對和孤立國民政府與中央軍，破壞蔣介石的剿共計劃。
蔣介石早年在蘇聯考察期間，深刻了解共產黨的邪惡。他對比共匪與日軍，認為日軍侵略像是皮膚上的瘡毒，而共匪暴亂則是內臟出了毛病，內疾不除，最後會斷送於此。蔣公指示全體國民「攘外必先安內」，然而這深思遠慮、忍辱負重的苦心卻不被張學良等人所理解。
7月13日，蔣介石發表黨內「禦侮之限度」的演講，再次強調「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目的是在於抓緊時機積蓄國家力量，增強禦侮能力。
中共一方面煽動民眾反抗南京政府，製造上海「七君子」事件，另一方面派周恩來和潘漢年到南京向國民政府假意接受「尊奉三民主義、服從蔣委員長指揮、取消紅軍、取消蘇維埃」四項歸順條件，開始了又一次的陰謀詭計。
赤化攻心 統戰張學良
中共選擇了張學良的東北軍作為分化拉攏的首要目標，四處宣揚張學良「不抗日」、「專打自己人」，造成張的心理衝突。
在被中共假抗日口號忽悠住了的屬下王以哲的引薦下，1936年1月、3月，張學良在陝北洛川兩次祕密會見李克農，4月和5月又在延安祕密會見周恩來。中共利用張學良在「剿共」與「抗日」間的矛盾心理弱點，對張學良進行遊說。
曾任張學良祕書的高崇民實為中共地下黨，張任剿匪副總司令後，高崇民特前去離間張學良和蔣介石的關係，稱東北軍不是蔣介石的嫡系，「蔣介石是想讓東北軍和中共互殺而一箭雙鵰」，並建議張應和楊虎城消除隔閡，聯手紅軍打回東北老家。
而17路軍的楊虎城早已被中共滲透，楊虎城的第三任妻子謝葆真、幕僚王炳南、申伯純等人都是共產黨員。
在中共多方滲透、統戰和欺騙宣傳下，東北軍從上到下瀰漫著反蔣情緒，認為蔣介石不抗日。1936年6月，張楊和中共達成了三方聯合的祕密協議，張、楊部已經和中共有了物資往來。
張學良的矛盾心理
有人認為，張學良曾萌發了取代蔣介石領袖地位、依靠蘇聯和中共來抗日的想法。張學良曾通過葉劍英提出過加入中共，但被蘇聯共產國際否定。
蘇聯認為張作霖殺了共產國際的李大釗，張學良本人曾查抄東北的蘇聯領事館，不可信。更主要的是，斯大林認為蔣介石雖然是共產黨的敵人，但他的領袖地位無人可代替，1936年日德已簽訂防共協定，將會對蘇聯構成重大威脅，蔣介石是蘇俄眼中牽制日本的力量。
據1949年後去台北的張學良幕僚之一苗劍秋描述，在延安時，周恩來提出「倒蔣抗日」，張學良立刻回答：「那麼，就請送我回去或是殺了我。」張提出「擁蔣抗日」，周對之答稱：「沒有這樣的心情」。於是張又提：「那麼就聯蔣抗日，如何？」周勉強回答「好」。
由此可見，張學良意欲取代蔣介石的可能性不大。張學良並非沒有自知之明，統制中央軍，他的威望不夠，且民國時代的人，多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做事不會沒有底線，更不會像共匪那般狡詐多變、狂妄自大。
張學良一心抗日，沒有洞察蔣的深謀遠略。他覺得共匪也是中國人，與國軍只是當下的對立，但在對外抗日上，尚可成為並肩作戰的朋友，從而被中共鑽了空子。
從張學良日後對西安事變的追悔和事變結束時隨蔣回南京的出人意料的決定，以及事變中密謀助蔣逃走的舉動來看，張學良本人不是陰謀家，而是被陰謀家（毛周）利用了。
蔣怒張不爭 決心進駐西安挽危局
對於張學良和楊虎城的異常，其實蔣介石早有覺察。軍統戴笠安插在東北軍67軍的副官劉宗漢早將張學良的一舉一動和東北軍的情況掌握得一清二楚。
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親臨西安，張學良面見蔣介石時談到剿共事宜說：「軍事家只有三個處置——即勝、敗、降是也。」蔣怒其不爭，擔任剿匪副總司令的將領怎能言降呢？在當天的日記中，蔣介石尤為痛心地寫道：「漢卿乃如此無識，可為心痛。」
西安事變前，蔣介石在日記中再次感嘆張學良做事沒有最後5分鐘的堅定，更不知道做事的本末與節次，不懂「剿共在先，抗日在後」對於中華民族生存發展之重大意義。
蔣介石一生以傳統儒家禮義、廉恥、仁德為處世統政之精魂。張學良領東北軍歸順中央、在中原大戰中鼎力助蔣平亂，在蔣的眼中，張是忠義可信之士。至於張學良對剿共的懷疑，蔣介石認為那是受了中共匪軍的蠱惑，張仍是可救之人。
「停止剿共」屢次得不到蔣介石的認可，張學良遂與楊虎城私下達成「兵諫」行動。12月2日，張學良以軍心不穩為名再次邀蔣介石入西安。
冥冥之中，蔣介石已經感覺到西安城的天空很不清朗。但身為統帥，他深感對屬下負有教導之責，更憂心「剿赤之舉，幾將功虧一簣」，於是不顧左右勸阻，12月4日冒險再入西安，「個人之生死早置諸度外矣」。
西安事變前，西安到處都是中共「停止剿共，一直抗日」的輿論宣傳。張、楊手下數百名軍官聚集要向蔣介石陳述意見，張學良與下屬亦面見蔣介石對剿匪提出異議。蔣介石則反覆告誡，剿匪已達最後成功階段，需堅持到底，而全面抗日的時機並未成熟。
當時身在華清池的蔣介石對大公報主筆張季鸞說，一致抗日是中央一貫的政策，但是共匪的用意，其目的不是「一致抗日」，而是「停止剿共」為其唯一目的，「一致抗日」不過是其手段。
西安事變前一晚，蔣介石設晚宴宴請張、楊等軍官，準備第二天即動身回南京。然而晚宴氣氛異常，楊虎城缺席，張學良也精神恍惚、心不在焉。蔣介石覺得怪異，囑咐警衛加強巡視。
西安事變中蔣介石寧死不屈
1936年12月12日凌晨5點30分，蔣介石行轅門外槍聲大作，蔣在侍衛官竺培基、施文彪的掩護下退到後山，避難時蔣介石腿膝及背部負傷。開始蔣介石只是以為少數人兵變，後來發現四周全是武裝叛亂分子，便知道是整個東北軍變節了。
蔣介石決定不再迴避，下山回到行轅。整個叛亂過程，蔣介石的衛隊因護駕而全部英勇就義。蔣的堂侄孫少將蔣孝先、國民黨中常委邵元沖、中將楊國珍等多名國民政府官員被叛軍打死。蔣鼎文、錢大鈞、陳誠等在陝中央要員被楊虎城部扣於西京招待所。
蔣介石回到行轅後半小時，張學良來見，蔣介石怒斥張，命令張要麼立即送自己回洛陽，要麼就開槍，不必多言。
張學良強詞奪理把叛變說成革命，要蔣介石聽從叛軍意見，並威脅把蔣「交人民公斷」。蔣介石則正告張：我是長官，你是叛逆，國法軍紀對你均會進行制裁，「余身可死，頭可斷，肢體可殘戮，而中華民族之人格與正氣不能不保持，余即代表整個民族四萬萬人之人格。」
事變當天下午，張學良電告南京方面西安發生「兵諫」，並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等八項主張。南京國民政府當晚11點做出反應，決議褫奪張學良一切官職並將其緝拿嚴辦，同時決定由何應欽指揮中央軍平叛。
而社會各界的反應，也大大出乎叛軍所料，胡適等各界名流一致抨擊張、楊「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係國家民族之罪人」。大公報主筆張季鸞在《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中呼籲：「全世界國家，都以他（蔣介石）為對華外交的重心。」
事變的第三天，張學良的態度突然轉變，對蔣介石深感愧疚。原來張學良在看了蔣的日記後，終於明白蔣介石對革命的忠誠與救國的苦心，實在不是他所想像的。張學良對蔣表示，哪怕自己早知日記中的十分之一，都不會如此魯莽造下大錯。張當即表態要全力保護蔣。
張隨即向蔣提出移居他處，以便設法祕密送總統回京。不料，蔣介石立刻予以拒絕，蔣堅決重申人格重於生命，如果離開西安，必須正大光明堂堂正正地走，絕不能鬼鬼祟祟地潛行。
16日，中央討逆大軍開始在西安近郊空中轟炸，地面部隊在華縣與楊虎城軍對峙。蔣介石被困地外圍由楊虎城的九個團把守，而張學良的兵力只有一個團，張學良此時想救出蔣介石也非常的不容易。蔣介石在兵變初期就寫好了給夫人的遺囑，告慰夫人：決心為革命而犧牲，無所愧怍。並將經國、緯國兩公子的將來託付給夫人，望她能將兒子們視如己出。
宋美齡力排眾議
宋美齡在《西安事變回憶錄》中說：「余則視此為決定我國命運最後一次革命正義之鬥爭也。」
宋美齡一開始聽到蔣介石被劫持，「不啻晴天霹靂，震駭莫名。」但很快冷靜了下來，她意識到外界通常會認為婦人遇到這種事情必然不能理智，因此她必須抑制個人感情，對事件做全局考量。
蔣夫人深知此時局面之複雜，她了解蔣介石必然不會做出任何妥協，而南京方面的主戰派定與蔣介石的想法相一致，但就國家前途來考量，必有一場內戰，坐收漁利者很可能是中共。內戰的爆發，也會給日本人更多入侵的機會，屆時生靈塗炭，國家危亡。
蔣夫人主張儘量和平解決此事，而非訴諸於軍事，因此她決定親赴西安。消息一出，群議譁然，反對之聲紛至。有人誤以為她救夫心切，有人悲觀傳言蔣公已有難，何必再入虎口？有人責問她，既然為國家計，何不支持發兵討伐？
宋美齡力排眾議，艱難中，她堅信「信仰可以移山」 ，「欲糾正一切錯誤，惟有堅持我對上帝及全人類之信仰耳。」她向眾人盡力闡釋，自己絕非朝夕縈懷於丈夫安全之婦人，之所以尋覓和平解決途徑，是為了以最少犧牲，為國家與民眾解決此嚴重事變。
宋美齡親赴西安 事變得以和平解決
12月22日下午4時，宋美齡到達西安蔣介石居室，蔣介石乍見驚訝，感動悲咽。宋美齡盡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緩言寬慰。蔣介石雖屢次囑咐不要妻子來西安，但也深感無法阻止她。蔣說，今晨讀聖經，正讀到「耶和華今將有新作為，將令女子護衛男子」，今天君果然來此。
緊接著蔣介石告知宋美齡：「你來共患難，是為公而非為私，一切須以國家為重」，如果叛軍要求任何條件，一定要嚴厲拒絕，「我們寧死，亦不可答應」。
因為蔣介石一直拒絕和叛軍及叛軍背後的中共有任何交易與談判，甚至根本不跟張學良和楊虎城做過多的交流。張學良在情急之下無計可施，只好去電宋美齡，希望她能來西安。宋美齡到西安後，張楊親自接機。
此時的張學良已有悔意，張向宋美齡陳述了自己看過蔣日記後的愧疚，懇請宋美齡向蔣介石轉達自己視蔣為唯一領袖的心志，並請宋美齡幫助解此危局。
宋美齡與宋子文在西安期間代表蔣介石會見了中共代表周恩來，提出只要中共放棄反政府活動、擁護蔣介石為全國領袖、停止赤化宣傳、取消蘇維埃政權，國民政府一定會對其寬大處理。
周恩來表示願意歸順。中共方面在西安事變開始的當天欣喜若狂，認為找到了除蔣的好機會，但沒有想到遭到了斯大林的強力反對，斯大林為了蘇聯的利益而犧牲了中共的利益，堅決指示毛周要讓蔣介石恢復自由。
12月25日，蔣介石夫婦、宋子文及澳洲友人端納坐飛機安全離開西安，張學良堅決要求隨機同回南京。當天晚上南京城一片狂歡，所有的鞭炮都放光了，百姓徹夜歡歌。
蔣介石網開一面 赦免張學良
蔣介石在臨行前，曾對張、楊訓話，告訴二人此次事變，張、楊應負其責，然而自己身為統帥，卻導致蔑法壞紀之事發生，自己應當先負其責。蔣介石明示為何不在事變中簽字，則是「須知人格必須保全，民族乃有基礎」，「余之言行，不僅要留垂於後世，且欲以事實示爾等，使爾等亦知人格之重要甚於一切。」
張學良回到南京後被軍事法庭判處十年徒刑，蔣介石網開一面，將其赦免。當時很多人對張學良非常憤恨，傅斯年就主張對其處以極刑。多年來，很多人對張學良為何堅決隨同蔣氏夫婦回南京，而蔣介石終究沒殺張學良感到有些不可思議。
張學良雖發動兵變，但他並非為一己之錢財地位，也不是出於對蔣介石的個人恩怨，而是被中共煽動矇騙。他一旦了解蔣介石抗日之決心，被蔣的人格精神感召，立即悔悟，並以實際行動贖罪，入京束手待擒，誠心躬受國法裁決。正因為如此，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能夠寬赦張學良。
到台灣後的張學良曾感慨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上個世紀90年代，獲得自由的張學良在美國曾這樣表示：「如果我是蔣先生，我會槍斃了張學良。因為這是背叛啊！但蔣先生讓我活下來，這是蔣先生的寬大。」
張學良在台灣時，蔣介石曾親自去看望他，推薦他看《大學》和王陽明的《傳習錄》。張學良患病時，很多人盼他死，但蔣介石總是給他派來最好的醫生，讓他住在安靜舒適的房子裡。
在西安事變中，蔣公無一言一字念及個人安危，始終以國家利益與民族精神為重，此為忠；無畏生死，此為義；事後不計個人恩怨，赦免知過能改的部下，此為仁。蔣公以恢復中華民族道德為己任，實踐篤行，無愧為當時國人的精神領袖，其言其行讓人感佩不已！
當年張學良得到了蔣公的寬宥，但西安事變的確給了中共滲透附體中華民族的大好機會，時至今天，大陸人仍在中共之殘酷蹂躪之中。而整個西安事變前後中共所表現出的偽善、奸詐、狡猾與邪惡，離間手段之卑鄙，攻心之陰險至極，當為今天的全球除共義士之殷鑑。@*#
參考資料：
蔣介石：《西安事變半月記》
《西安事變日記》
《蘇俄在中國》
宋美齡：《西安事變回憶錄》
中央日報社：《蔣總統祕錄》
張學良：《西安事變反省錄》
《雜憶隨感漫錄》
台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五記——困勉記》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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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張信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