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50至70年代，發源於梧桐山的深圳河，被國際社會稱為中國的「柏林牆」。 對於數百萬渴望自由的人們來說，那裡是天堂與地獄的分界線。
大陸50年代以後的各種政治迫害，包括屠殺、飢餓與貧窮，使民眾不得不想方設法逃離，當時香港幾乎成了最近的一處「天堂」。
逃亡途中，不僅有懸崖、鯊魚與洪水，還有邊防軍機槍掃射和警犬，等待失敗者的，是死亡、是酷刑，或者監獄。30年間，曾經有200多萬人成功偷渡，而死於偷渡的人數遠遠高出這一數字。
能闖過去的，就成為可以呼吸自由空氣的香港人。
馬思聰逃亡香港
1966年，中央音樂學院的院長馬思聰和十幾位藝術家，受盡紅衛兵的凌辱與摧殘。1967年1月15日夜，馬思聰帶著他那把名貴的小提琴，歷經艱險，舉家偷渡到了香港，此事轟動了全世界。上岸後，馬思聰把胸前的毛澤東像章摘下來，扔進了波濤翻滾的大海。1968年，馬思聰被中共定為「叛國投敵分子」。
在《我為什麼逃離中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中，馬思聰說：「『文化大革命』在毀滅中國的知識分子。去年夏秋所發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絕望，並迫使我和我的家屬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飢餓的幽靈』。」
馬思聰逃走後，留在大陸的岳母、侄女、廚師被迫害致死；兩個侄子分別被判處12年和7年徒刑，一個侄子被打殘；妻弟王恆、王友剛、弟媳何瓊被判刑、管制。馬思聰的二哥、上海外語學院教師馬思武不堪折磨，跳樓自殺。
1985年，中共給馬思聰「平反」，屢次邀請他回大陸，被馬思聰回絕。馬思聰一直對他的孩子們說：「我沒有對不起祖國……魔鬼害了人……總有一天會真相大白。」
捨命逃亡的知青
當時對偷渡香港者，中共以「叛國投敵」論處，不僅公安抓捕，如果邊防士兵喝令不止，甚至可以開槍擊斃，許多偷渡者被槍殺在灘涂上及山裡。逃亡失敗，就會被毒打、批鬥、勞教勞改，被槍斃、餓死、迫害致死、自殺的非常多，而葬身魚腹的更是難以數記。
1972至1974年為中國知青大逃港的巔峰期。在廣州，人們把偷渡叫做「督卒」或「起錨」。據參與者回憶，廣州全市每所中學都有知青逃港，平均每個班級至少六七個人。而大多數起錨者都不是一次能成功的。「落格」（坐牢）兩三次很正常。
廣州培英中學68級高三學生吳某，曾因偷渡失敗坐過「竹牢」，用刀片般鋒利的竹子做成的僅一人寬窄的籠子，讓人站進去，累了想蹲下，就會被竹片刮得遍體鱗傷。
順德還設置水牢關押偷渡者，偷渡的婦女過海時長期浸泡在海水中導致終身不育，被抓回來，還要泡在水牢裡繼續遭罪。
一名逃港知青回憶：「1974年8月，第五次偷渡終於成功。游水五個鐘頭之後，我們三人在平洲島上岸……警察將我們一共十七八個偷渡客送上船，從平洲島到香港島要走三四個鐘頭。——當時成海都是死屍，船走一段就見幾件，好多好多，不是一下子好多，是這邊幾件、那邊幾件，剩得個上半身，下半身已經被魚吃了。周圍海水『紅撲撲』。膝蓋以下已經斷了，還吊著皮……同船幾個女的說原來和她們一起有男的已被鯊魚吃了，有的是咬斷腳後流血死的……」
儘管如此，也不能阻斷逃港者的意志與決心。一個知青逃港者偷渡了六次都被抓住，到第七次，民兵不好意思再抓了，最後他成功地逃到了香港。
華山望親
1962年5月5日～25日，僅20天廣東省就有30萬饑民逃港。港英政府不得不採取遣返行動。饑民們白天化整為零入境，夜晚集體潛入市區，都擠在香港新界。5月21日的那場暴雨，使深圳河面上浮滿了偷渡者們的屍體，九死一生的饑民面臨著港府的遣送。
關鍵時刻，港人表現了極大的寬容與愛心。數以萬計的香港市民發起「援助有困難的人民」行動，給邊境的逃港者送衣、送食、送水。各大港媒一致向港府表達抗議，督促港府採取人道主義行動。
深圳河南岸至香港市區的華山，當時尚未開發，集結有約3萬逃港者。男女老幼衣衫襤褸，躲在灌木叢林中，蟲叮蚊咬，飢餓難耐，失散者呼兒喚女，聲音淒厲。
香港市民得知後，工人放下鐵鉗、老闆關掉店門、菜農扔掉籮筐，前後十幾萬人次帶著救濟物資和藥品奔赴華山，還有人想盡辦法，把越境者帶下山，藏匿起來。香港新聞界做了追蹤報導。
一位記者寫道：「因為哭喚的人實在太多，山梁的地面都打濕了。」上千名警察為之動容，消極抵抗命令。
港英政府再次下達嚴令，要求將越境者收容遣返。而在收容所外面露天睡著三四千港民，要求放人。5月22日，當載滿逃港者的遣返車輛從收容站駛出的時候，驚人的一幕出現了：夾道邊突然有人躺在馬路中間，擋住了汽車。接著，一個、二個、十個、成百的人擋在了路中央。綿延數公里的路上，上萬香港的市民截住了警車，人們趁機將車上的人拉下車，迅速消失在人群中……
闖過來，你就是香港人
港英當局在壓力下，改變了做法，著手給逃港者建設安置區。蓋起一棟棟「徙置大樓」： 「每層有房六十四到八十六個，每間可住成人六人，每幢可住二千至三千人。每幢大樓中間設有男女浴室、廁所和公眾水喉。每月租金僅十四元。」
其中最為有名的是香港調景嶺難民營。九龍調景嶺難民營建於1950年，港英政府用於正式接濟大陸難民的地方，居住者經香港社會局登記，1950年6月，難民人數達7千人。到了60年代，人數發展到3萬多人。
50年代資本家、右派、地主精英、國民黨將領逃港的比較多，人員素質高，調景嶺難民營組織自治辦公室，建立保甲制度，全營秩序井然。
1962年大逃港事件後，來港的大陸人越來越多，港人紛紛主張引進加工業，開始解決逃港人的就業問題。
50年代和70年代（1974年之前），港英政府對逃港者實施抵壘政策，即逃港者抵達香港地界，即屬於香港人，給予合法身分，很多的知青逃港者因此獲得正式的香港居民身分。也就是說，只要你能從大陸闖過來，就承認你是香港人！
國際緊急救援
1962年5月22日，台灣國民黨政府決定成立專案小組，對逃港難胞，先撥食米一千噸捐贈，然後依自願原則接濟來台。6、7月間，從香港先後發出兩批「願意赴台的大陸難民」到台灣。對於逃港者，港九難民委員會給每名發放救濟金70港元，救委會則贈送服裝給他們。
5月下旬，美國政府提議，在世界範圍內給予中國逃港者人道主義援助，呼籲澳洲、加拿大等地廣人稀的國家儘可能接受難民。
6月份，加拿大開始接受對留港難民移居申請，澳洲民間也表示願意為逃港者開辦農場。
這期間，美國民間「救濟中國難民總會」主席陳香梅女士，攜巨款飛來香港與港府商討安置辦法，並趕赴邊界與逃港饑民直接接觸，徵求意見。
大陸逃港饑民，後來大部分留在了香港，一部分去了台灣，小部分移民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再由這些國家轉至巴西、牙買加等國。
中共醜化香港，欺騙內地民眾
中共一開始把逃港定為叛國罪，沒多大效果後，又採取「思想教育」，就是騙和離間。動員群眾與香港親人斷絕關係，鼓動親屬揭發檢舉。大唱紅歌、學毛著，演街頭劇、樣板戲，污衊香港是「資本主義的紙醉金迷」。
劇團演員歐陽東說，街頭劇演一個女孩子逃到香港後死在街頭。後來人們了解到，香港的生活根本不是宣傳的那樣「水深火熱」，生活質量比內地高出許多倍。60、70年代，內地許多百姓連飯都吃不上，而香港居民就已經用上了電視機、洗衣機了。歐陽先生說，那些演劇的演員都逃港了，他們劇團一個不剩。
當時，內地對香港進行醜化宣傳。官方發過一份文件，叫《人間地獄——香港》，其中是這樣描述的：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二、香港黑社會橫行；三、香港是最大的製毒販毒基地；四、香港自殺者是世界上有數的……
1962年，《人民日報》的一個記者受上級委派來到深圳。一位會粵語的公安科長陪同記者，隨著逃港的民眾，前往香港九龍。但此記者在香港看到，香港經濟高速發展，香港人文明、富裕和富有同情心，並不是中共抹黑宣傳的那樣的。
逃港作家倪匡：共產黨最可怕之處是要洗腦
英聯邦港英政府下的香港式民主與自由，雖然有別於總統制的美國民主，但普世價值的人權在這裡沒有絲毫的折扣，人人生而自由、私有財產不可侵犯。香港是冒險家的天堂，也是智慧與勤奮者的港灣。
上世紀末的香港富豪排行榜前100名中，有40多人是逃港者。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倪匡也是一位逃港者。
1955～1956年冬，20歲的倪匡在內蒙保安沼機耕農場一次運煤途中，與另外幾名士兵把一條木橋拆下來生火取暖，結果被安上了「反革命罪」，遭隔離審查數月。後來他偷偷飼養的一隻狼狗把大隊長咬傷了，兩罪並罰，倪匡將面臨長期監禁。
1956年5月中旬，倪匡連夜乘火車經齊齊哈爾到達大連，再乘船往上海，再南逃，途中多次靠吃老鼠、螞蟻、棉花充飢，三個月後，他到達廣州，1957年7月，他經澳門成功偷渡到香港。
從九龍偷偷上岸的第二天，倪匡就到政府部門填表，領到身分證，正式成了香港公民，然後他在一家染廠工作。倪匡自小喜歡看書，熟讀《孟子》。1957年底，他在香港《工商日報》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活埋》，講述土改中一位地主婆抱著孫子被活埋的故事。他幾個小時寫的小說，得到了90塊稿費，相當於他在染廠一個月的收入。
一鳴驚人的倪匡，在創作上一發不可收拾，從此開始全職寫作，成為當時最多產的作家，與金庸、黃霑、蔡瀾並稱為「香港四大才子」。
2006年9月，在一個座談會上，倪匡表示，自己親身經歷過中共很多倒行逆施的事情，共產黨最可怕之處是要洗腦，控制別人的思想意志，人在共產黨的制度裡，只會變成完全服從的機械，非常恐怖。
2019年4月7日，在港台「時代的記錄—鏗鏘說」節目中，倪匡接受採訪，談及他的科幻小說《追龍》時，倪匡說，故事中，東方有一個城市將會滅亡，原因不是什麼天災，而是因其優點盡失。倪匡坦言，這個故事中的城市，就是失去自由的香港。
倪匡訪談僅兩個月後，香港人就開始了曠世紀的捍衛自由大遊行。當年闖過去，就是香港人！相信如今的香港人，也一定能夠闖過去！
參考資料：
陳秉安：《大逃港》
《記憶》93期：知青逃港專輯
黃東漢：《起錨》
費良勇：七波大逃港 中共炮製《人間地獄──香港》
吳懌等：《逃港知青艱辛往事》，南方都市報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張信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