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中共建政70周年「大慶」的日子越來越近，而香港的亂局卻無法平息。這不僅令北京當局極度不安，也讓很多支持和同情港人「和理非」抗爭的人深感焦慮。因為有一定政治和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香港危機這樣發展下去，具有巨大的爆炸性，可能導致無法預料、也無法控制的後果。
我一直支持這樣一種立場，那就是不認同香港「勇武派」的過激行動，不僅因為這些行動超越了「和理非」的邊界，讓太多港人承受了太大風險。更不容否認的是，「勇武派」青年中，有一種非常危險、極具破壞性的所謂「攬炒」意識，也就是梁文道點破的「玉石俱焚」意識。但是，北京當局對香港危機的應對策略，尤其是應對「勇武派」的「招數」不斷演變，讓我看到了「勇武派」青年實際上有限度的過激行動，有其十分積極的一面，那就是他們以自己的犧牲，包括其他港人的犧牲，迫使北京當局窮盡心機、不斷變陣，換來了整個世界對北京當局更全面、更深入的認知，甚至也通過胡錫進這樣中共的高級奴才深化了他的主子們的認知。在當下這個要緊的歷史關頭，與港人迄今的損失相比，這種全局性的認知深化所帶來的益處可能是巨大的。
換句話說，如今香港已成為美中對抗的颶風之「眼」。如同「多里安」一樣，這場颶風的摧毀性能量之大是不容置疑的，但這不等於持續獲取颶風的信息毫無意義。更不用說，美中對抗雖已成大勢，但代價大小仍有極大變數。美中都充分認識到了這種對抗之不可避免，也認識到了其毀滅性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特殊的地緣政治關係及其特殊的治理文化，在大數據時代，提供了一個特殊的博弈舞台。我以為香港的年輕人懂得這一點，或他們直覺地認識到，只要不放棄，還會有機會。
從歷史的角度看，這種直覺可能毫無意義，也可能改變無數人的命運。假如1914年6月28日的薩拉熱窩那個行刺的塞爾維亞青年未得手，人類會免於一次世界大戰嗎？這是無法回答的問題。但假如在1940年的9月7日到11月3日二戰德國對英國的轟炸中，沒有幾千年輕駕駛員的犧牲，英國就很可能淪陷。所以才有邱吉爾的那句名言︰「在人類戰爭領域裡，從來沒有過這麼少的人對這麼多的人做出過這麼大的貢獻」。
那麼，香港的「勇武派」的歷史角色會更接近那個刺殺費迪南公爵的青年，還是迎擊德國轟炸機的駕駛員？我以為他們有後者的機會。我的理由是，這個信息時代的技術條件對他們成為後者有利。正如當年的航空技術給那幾千個青年駕駛員帶來拯救英國的機會一樣，信息時代給香港的「勇武派」青年帶來了創造歷史的機會。這個機會就是教育所有參與到這場決定無數人命運的大博弈的參與者。
習近平派楊潔篪到美國，派胡錫進到香港，說明他有所顧忌，說明他想找一條美國能接受的出路。儘管習近平最終很可能發現，他解決香港危機的方案完全不現實，但這個過程依然非常重要。這個過程不會把壞人變成好人，卻可以讓更多的好人有更多時間和信息應對未來的大變局。從大局的角度看，香港「勇武派」的堅決抗爭不僅為此創造了機會，也或許讓北京當局避免了最愚蠢、最野蠻的錯誤。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