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30周年前夕，筆者在日本出版新書：《三十年中國盛世之終結：天安門事件的魔咒》（2019年5月24日，日本Business Sha）。
八九民運或六四鎮壓，在日本和眾多國家，稱為「天安門事件」。本書主要內容：回顧了天安門事件的複雜背景，八九民運歸於失敗的多重原因；3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繁榮一時，但扭曲至畸形；中共罔顧國際規則，大搞經濟侵略，終至美中貿易戰登場；對內鎮壓帶來對外擴張，中國在全世界陷於孤立；美中貿易談判陷入僵局，事關制度與文明之爭；華為公司面臨滅頂之災，是黨國體制必然敗亡的縮影。在這背後，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繼續演繹……
天安門事件30年之後，圍繞百年前五四運動（1919年）的爭議並沒有結束，那就是：救亡還是啟蒙？所謂救亡，指的是民族主義、國家強大意識；所謂啟蒙，指的是權利意識，打造憲政國家。救亡壓倒啟蒙，是五四運動對「民主與科學」主題的跑題。之後，中國走偏航向，逐步顛覆了初生的民主憲政（北洋時期），最後竟淪入共產主義的極權黑暗深淵而無以自拔。
中共當局暗示：沒有六四鎮壓，就沒有後來中國的經濟發展。且不說，六四鎮壓前的中國，已經取得十年發展的不凡業績；而學生和市民呼喚民主的本意：推動政治改革，進一步推動經濟改革；民主化促進市場化；民主與法治的建立，防貪腐於根本。就說，中共這種把國家穩定與民主運動對立起來、把經濟發展與民主化對立起來的論調，無論從人類縱向歷史上、還是從國際橫向對比上，都找不到真正的邏輯和證據。
今日中國，富起來，強起來，卻並沒有站起來，因為，構成這個國家主體的人民，並沒有站起來；他們至今被剝奪天賦人權，包括各國人民通行的基本權利：知情權、監督權、選舉權。主權在民，民眾權利的淪喪，象徵國家主權的淪喪。由此推之，這個國家並沒有站起來。一個盛行奴役的國家，斷不會在國際上受到尊重；一個深陷奴役的民族，無顏立足於人類文明之林。
這也可以解釋，中國雖然崛起，恢復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為何卻沒有在國際上取得真正的大國地位？中國，仍然只是一個地理上和人口上的大國概念。
美中貿易戰和貿易談判，事關制度與文明之爭。滿清不願意改革、以符合《萬國公法》；中共不願意改革、以符合國際準則。這是談判陷入僵局的癥結之一。一個半多世紀過去了，今日紅朝，仍不過是清朝的翻版。中華民族的悲劇和宿命，似乎逃不過「青紅幫」的支配。
在不平等地對待了美國數十年之後，中共竟然宣傳：美方逼中方簽署「不平等條約」。僅僅因為，美國要求：是開展平等和公平貿易的時候了；雙方應簽署公平貿易協定，並切實執行，不得違反。中日關係的癥結也在於此，日方建議，確立日中二十一世紀新關係的三原則：從競爭到協作、互不威脅、發展自由與公正的貿易體制。中方只同意前兩條，卻反對第三條，即，反對發展自由與公正的貿易體制。這就擺明了，中共圖謀繼續占其他國家的便宜 – 這正是中共過往發展起來的「硬道理」。習近平很不情願放棄這樣的「中國夢」。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美中貿易戰中充分顯露的中國經濟衰落，迅速而驚人。外資撤離潮，工廠倒閉潮，工人失業潮，洶湧而至。顯示，三十年盜竊經濟模式已經走到盡頭。三十年中國盛世之終結，動搖著中共統治的最後一線「合法性」。這也算是天安門事件的魔咒吧！
天安門事件三十年，中國海外民運也走過了三十年曲折歷程。中共國安當局對海外民運組織的滲透、收買、刺探、破壞，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然而，這類動作和套路，無助於解決中國的根本政治問題。均屬雕蟲小技，用意淺薄而低俗。
龐大中共集團，缺乏高瞻遠矚的戰略家和領導人。天安門事件之後的幾任領導層，總是在一黨之私和一己之私上打轉，跳不脫「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的狹隘窠臼。權力很大，心胸很小；地位很高，眼界很低。迄今沒有出現與大國地位相匹配的領導人。不得不說，這是一件莫大的憾事。當然，也是這個國家莫大的悲哀。
（2019年6月1日，寫在新書出版之際）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