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19年05月22日訊】我們告訴未來(11)：慈悲與威嚴
旁白：這是2012年的4月29日，為慶祝法輪大法洪傳20周年，而在台北的自由廣場舉行的大型排字排圖活動。7000多名學員從全台各地趕來，用這種方式向人們展示法輪大法的美好。
蔡孝穗 教師：「今天來到這邊，覺得非常莊嚴也非常的神聖。也感到非常的榮幸。」
江連泉 台北捷運技術員：「因為下個禮拜就是我們師父的生日，那我們今天是帶著非常快樂的心情。」
Daniel Cameron 丹尼·卡麥隆 學生：「我今天來到自由廣場，為了排字，很高興今天能夠當整體的一份子。今天我（穿）紅色的。」
曾尚仁 學生：「（學法輪功最大的改變是什麼？）不跟人家吵架。」
李月霞 退休老人：「79歲的時候，腳都很難走啦，腳很不好啦，煉法輪功以後哦， 走得很好。」
吳柏萱 工程師：「覺得自己蠻幸運的，因為之前，得法之前，大概，我自己知道，個性比較衝動，口氣也比較不好，得法以後我才能夠跟我太太一路走到現在，因為我們那時候就已經認識了。而且因為我脾氣有改善所以後來她才決定嫁給我。」
旁白：法輪功傳入台灣是從1995年4月開始的。起初，知道這個功法的人還不多。 99年中共鎮壓法輪功後，污衊大法的造謠宣傳鋪天蓋地，遍及海內外。不少台灣民眾從這個意想不到的渠道得知了法輪功。
劉文格 電信公司員工：「記得1999年在電視機前看到一則新聞，是來自於中共報導一則，關於國內的一個修煉團體被中共禁止了。當時，我覺得我腦中出現了一個想法，中共的人權本來就是一個人權惡棍，是一個非常不好的政權，他有什麼樣的資格可以把一個修煉團體列為不好的宗教。當時我的想法是覺得，中共說不好的，或許是非常好的呢。」
張錦華 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系教授：「我看到那個新聞的時候，我想以我作為一個新聞學者的判斷，我們長期都知道，中共的媒體就是喉舌媒體，中共出來的這些消息，他要打壓什麼團體，我們也都知道，其實，就是所有的民間的，想要想要自由表達的，自由信仰的，它都會打壓，所以呢我們根本就不相信中共打壓是因為這些團體做了什麼壞事，所以反而很好奇說，欸，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功法。」
旁白：為了查明法輪功是否如中共喉舌媒體所說，台灣當局決定展開調查。台北市政府發布公文，指令各派出所的警察到社區了解法輪功。內湖區派出所的張永祥也是參與調查的警員之一。
張永祥 警察：「我拿到公文，我就去我的轄區裡面剛好有一個里長。里長跟他太太，跟他女兒，他們都有修煉法輪功，然後他們就給我很多資料啊，然後送我一本《轉法輪》。看了以後覺得法輪功並不像中國大陸官方媒體所說的那一回事，其實法輪功是一種佛家的修煉法門。那當時我是一邊抽菸一邊在看，當看到這個第七講，李洪志師父在講抽菸問題的時候，然後我就突然覺得菸怎麼很難抽啊。然後我想說，那應該是那個菸壞掉了。然後又開一包新的，然後又說，哇，更難抽。然後我就想到，欸，剛才那個錄影帶好像講什麼抽菸怎麼樣啊。然後我就把它倒帶，然後再看一次，然後就看到李洪志師父就說，你再抽吧，你再抽不是滋味啊。然後我就想說，欸，怎麼師父好像在講我啊？然後我就從那次以後就沒有再抽菸。」
旁白：張永祥完成了上級交代的調查工作，自己也走入了修煉法輪功的行列。像張永祥一樣，千千萬萬的台灣民眾因為中共的鎮壓了解了法輪功，並開始了修煉。全台灣300多個鄉鎮市區，共有900多個煉功學法點。到2012年的時候，台灣的法輪功學員人數已達到數十萬，修煉者涵蓋大學教授、醫生、律師、工程師、公務員、軍警、士農工商等各階層。
張錦華教授：「煉法輪功之後，其實真的是這個，效果非常的明顯，當時因為當教授，其實我們的工作壓力其實是很大的，所以其實弄的身體也不是很好。學炼功法之後，那之前的那種緊張，壓力，所造成的這些，包括這個失眠啊，然後胃痛啦，以及身體上大大小小的毛病，就不知不覺間好像都好了。我現在已經六十幾歲了。就看不太出來這樣。然後我每次只要一開會，他們就會說，大家表面上就會看到，就說，唉，錦華教授，你怎麼看起來越來越年輕了哦？」
李正雄上校 軍事檢察長（退休）：「我叫李正雄，我今年52歲，在軍旅服務了大概28年的時間。我十幾歲的時候，我得了B型肝炎。修煉以後呢，我去買保險，然後，這個，保險說你有，好像B型肝炎吧。你要去做健康檢查，才能夠保險，那檢查完之後那個賣保險就出來問我說，有人想問一下就說，你怎麼樣把B型肝炎治好的？B型肝炎是⋯⋯那時候我才知道，哦，B型肝炎因為煉功之後不藥而癒了。基本上這個當時是沒有什麼特殊的方法，可以把這個B型肝炎治好。」
旁白：在同文同種的台湾，法輪大法福澤千千萬萬的百姓。可是在中国大陆，中共當局用暴力和謊言對法輪功學員進行全面的迫害，從最高學府到一般百姓，誰也逃不過黑雲壓頂般的厄運。
须寅 清華大學副教授：「99年以後學校就開始封殺法輪功了，就不許煉功，不許到外面煉功，然後警察包括保衛處的都來找我。因為當時心裡很難受啊，從表面上看我們就是一個很普通的教師，也是兢兢業業為學校工作的，大一點說是為社會好好教書的。怎麼會弄到警察找上門的份兒上呢？我說我在清華，那麼多年了，領導都沒批評過我，我在當學生的時候，那個導師跟我相處，導師罵學生，批評學生很正常，導師都沒有說過一句重話。做好人學『真、善、忍』，就做到警察找上門而來了，我這心裡很不平衡，後來那就更不像話了。就像我們家門口每到敏感日期都有人站崗，不是警察也是便衣警察或者是居委會的，這些人都在那兒站崗。都守著你，看你什麼時候出去，給你做記錄，類似這種事情。」
黄奎 清華大學學生：「 2000年6月呢，在清華小樹林煉功點我們又開始恢復集體煉功，集體煉功就早上6點的時候我們出來，擺一個小錄音機在那兒放煉功音樂，最多的時候可能有十多個學院走出來煉功。當時呢，很多行人在那觀看。當然特務也看到了。然後他們馬上報告，然後派出所警察就過來了。先讓我們待在那兒，然後他趁機打電話，叫了兩車的那種地痞無賴那樣的人。我們都不上車嘛，就開始打。他們打一個女學員，我就高聲喊不許打人，一個小警察過來，砰，對著我的太陽穴就砸了一拳。」
旁白：清華大學是中國最好的理工科大學之一。鎮壓一開始，「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負責人李嵐清就在這裡蹲點，以高額科研經費為誘惑，以罷免官職為脅迫，迫使清華大學高層積極參與迫害法輪功。在清華大學的學生，教授，教職員工和校友中，至少五人被迫害致死，一人被迫害成植物人，至少80位清華大學的法輪功學員遭受強制洗腦、酷刑、勞教和非法判刑，最高刑期達13年之久。
旁白：對「真、善、忍」的迫害，從上至下，從下而上同時在全國展開。中共以舉國之力，打擊社會各階層修煉法輪功的民眾，用暴力和謊言逼迫老百姓放棄道德和良心。這樣的暴行，對中華民族的打擊是巨大的，不少善良的家庭遭受了滅頂之災。
旁白：武漢的彭惟聖和李瑩秀一家五口都修煉法輪功。這是一戶普通的人家，父母靠修自行車維持生活，哥哥彭亮擺攤雕刻為生，弟弟彭敏在一家小公司上班，家裡最小的是妹妹彭燕。雖然經濟不寬裕，但一家人和和美美，過著平靜的生活。迫害開始後，彭敏因進京上訪，被抓到武昌青菱看守所，2001年1月9日，他被打得脊椎粉碎性骨折，全身癱瘓，三個月後去世；在彭敏被強行火化的當天，他的母親和哥哥就被送到洗腦班強行轉化，一個月不到，母親李瑩秀也被警察毒打致死。他的父親彭惟聖在被勞教、關洗腦班多次後，精神失常；哥哥彭亮和妹妹彭燕也被多次投入監獄和勞教所。
旁白：北京昌平區的陳淑蘭，娘家六口人都修煉法輪大法。從2001年起，她的父親陳運川、母親王連榮、兩個弟弟陳愛忠、陳愛立和妹妹陳洪平先後被迫害致死。陳淑蘭本人曾被非法判刑七年半，出獄後再次被抓，2013年又被判刑四年，身體被折磨的胸椎和腰椎多處骨折，導致重度傷殘。
旁白：2005年8月，從中國國內傳出了這樣一個錄像。瀋陽市魯迅美術學院財務處職工，36歲的法輪功學員高蓉蓉，因被瀋陽龍山教養院警察連續電擊面部近7小時，導致嚴重毀容。到了晚上9點，獄警還要接著電擊。為了求生，高蓉蓉從施暴現場──獄警的二樓辦公室窗戶跳下，結果骨盆兩處斷裂，左腿嚴重骨折，右腳跟骨裂。事件發生後，龍山教養院一直沒有通知她的家屬，直到七天之後家屬接見的時候才得知這一消息。在家人的強烈要求下，高蓉蓉從公安醫院被轉送到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五樓骨二科。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當時拍下的鏡頭。
高蓉蓉 魯迅美術學院財務處職工：「今天是2004年5月25號，我現在身受重傷，在瀋陽第一醫科大學骨科二病房。現在門外有四個警察在看著我。」
高蓉蓉：「我的家屬在這件事上，每個人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其實我們在那裡的學員，每個家庭，每個學員都是在被迫害之中。承受了非人的待遇。包括不准互相說話，包括『包夾』，包括不允許正常接見，包括高強度的勞動，包括50多歲的老人每天坐在小板凳上，手在不停地干活，不管身體狀況如何。這些都是非人的待遇。整個對法輪功是，這些做好人，修『真、善、忍』，這些善良的人卻沒有一丁點良知。這麼殘酷的折磨、傷害。所以我現在在這裡，我希望我能獲得自由，我希望江澤民一手掀起的這場對法輪功的鎮壓，能夠得到全世界善良人們的重視。」
旁白：2004年10月5日。高蓉蓉在正义人士的帮助下摆脱了警察的日夜監視，離開了醫院。中共「610」头目罗干惱羞成怒，參與營救的人被綁架並被施以酷刑。2005年3月6日，無法站立的高蓉蓉再遭绑架，被投入馬三家勞教所，三個月之後，被迫害致死。
高莉莉 高蓉蓉的姐姐：「這個錄音是我，跟我父母，我妹妹高蓉蓉被迫害致死以後，去遼寧省檢察院，然後他們給我們的答覆。」
遼寧省檢察院監所檢查處副處長林沂：「這人是不是法輪功被當時······」
高莉莉：「對啊，我妹妹就是啊······」
林沂：「所以她是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特定人員的案子，它就由610辦公室來牽頭搞，明白我的意思不？」
高莉莉：「我跟你說······」
林沂：「所以你這案子呢，最後現在你還得找它。它這個組織，我跟你講，挺龐大。」
高莉莉：「『610』算個什麼的單位？它就是除了鎮壓法輪功······」
林沂：「我也不知道它是個什麼單位。但是它是一個特定歷史時期成立的這麼一個單位。這明確了吧？」
高莉莉：「但是我跟你說一句······」
林沂：「別跟我說但是啊，610辦公室抓去了，但是檢察院他的工作，也要，受人家那個時候『610』的指揮。」
遼寧省檢察院監所檢查處處長秦春植：「這個事情，你妹妹的事情呢，它不是我一個人能左右的了。嗯，而且省610辦公室呢，省委省政法委書記親自過問，而且直接交給瀋陽市610辦公室查辦。你現在叫我一個省院的一個處長過問省黨委的事情，有那麼過問的嗎？」
高莉莉：「不是，是這樣······」
秦春植：「我跟你說清楚！省委領導已經明確我們，因為我們和這個案子，不讓我們干預這個案子！」
高莉莉：「可是『610』主任說讓我們找檢察院啊！」
秦春植：「行不行，我就答覆到這啊！」
高莉莉：「不，市『610』那個宋主任······」
高莉莉：「我們接觸的政府部門也好啊，檢察院也好，司法呀，就是這些人員吧，包括魯美的院長啊，哎呀，我真都覺得這些人就是被中共這個，龐大的這種，迫害機制攪進去啊，就編了一個很大的網，然後呢就把他們裹挾在其中，就讓他們這些人參與迫害。被中共裹挾進去以後，我真都感覺，這人這個，良心啊，是良知，這道德真都急劇地往下滑。中共它就是，毀滅人。就是讓人在昧著良心，沒有道德底線，跟它參與這個迫害。」
夏一陽 中國問題專家：「迫害法輪功的時候為什麼要建立一個『610』的系統，610辦公室系統，就是因為當時所有的法律都不能運用於法輪功，那麼就，當時的黨魁江澤民就決定用一個政治運動的方式來代替法律制裁，因為法律沒法制裁，所以他就啟動了一個政治運動。這個機構呢就跟這個文革的時候中央文革小組的性質差不多，但是呢實際上還有一點區別，就中央文革小組呢，那時候實際上中國自己本來就沒有法律，他就是一場政治運動，所以中央文革小組就是這個政治運動的領導。而在1999年開始迫害法輪功的時候呢，中國已經開始建立了一個初步的法律系統，而且確實是想向法治方向努力的，所以610辦公室這個系統呢，他是完完整整的把中國剛剛建起的這個法律系統給徹底的破壞了。」
旁白：從99年7月，對法輪功的迫害開始以來，所有的單位，學校，街道，乃至家庭都被要求參與轉化法輪功學員的思想，逼迫他們放棄對真善忍的信仰。610辦公室訂立極高的轉化率要求，達不到要求就會集體受懲罰。單位和學校把不願意放棄信仰的法輪功學員送進勞教所、洗腦班，通過酷刑和強制洗腦手段來完成轉化率的要求。與此同時，中共利用心理學研究，尋找更具欺騙性的手段，來控制法輪功學員的行為、迷惑他們的理智，以動搖和摧毀他們的信仰。
張亦潔 原中國對外經貿部官員：「勞教所的所有的管班，就是從大隊長到一般的幹警，他們所有的人都經過心理學的培訓。就是整個從早晨起來，一直到，到夜裡，我所有的行為、情緒、狀態，他們就是，就都要，詳細的記錄。所以他什麼時候，給你好臉，什麼時候，那個就是說，拿你家庭、拿你孩子來打擊你，然後什麼時候呢拿肉體酷刑折磨你，它都把握了。然後就開始對你進行，就是一天多少個小時的就，全方位的，就是讓你的思想處於在他們的那種操控下，然後就強制的，強力的壓進一種，他們的那種觀念，就是讓你心裡造成一種錯覺，造成一種錯亂。」
旁白：肉體上的酷刑，精神上的操縱和高壓，經濟上的掠奪，以及脅迫學員家庭施加壓力甚至提出離婚來威脅，中共的唯一目地就是要從法輪功學員的心裡把真善忍抹去，它把這稱之為「轉化」。對於那些被迫在高壓下「轉化」的法輪功學員，中共有一整套的手段來扭曲他們的心靈。他們會逼迫被迫「轉化」的人在所有人面前公開聲明和法輪功決裂，咒罵曾給他帶來身體健康和心靈回升的師父，並全程錄像存檔；他們會逼迫他們罵人打人，不罵不打就不是真「轉化」。
贾亚辉 原《遼瀋晚報》商業部副主任：「被抓到那裡去之後呢，警察呢，拿著電棍，拿著手銬，是吧？天天上刑給你轉化，轉化什麼呀？這個信仰已經深到骨髓當中，深到血液當中了，你讓我轉化，轉化成什麼樣的人？當時我面對警察的時候也問轉化我什麼？就是那個時候呢，當時看到這一場場一幕幕就被迫害的時候我就在思考，到底誰正誰邪？師父傳我們這部法的時候沒有要求任何人你們必須學，不學這個不行。但是警察，你把我們抓進來，拿著手銬、電棍強迫我們來寫這些東西，強迫我們轉化，這是什麼人能做的出來的？」
張亦潔：「其實大家誰都知道，這種轉化，實際上你轉了以後那種感覺，真的就是，就是生不如死的那樣一種折磨······所以有的學員就在這種情況下，就精神錯亂了。就被逼瘋了。因為她，她明白的那一面她知道，她生命中最寶貴的，她靈魂中最寶貴的東西已經被活生生的截走了。」
旁白：這種大面積的，不惜窮盡所有手段，以滅絕人的精神為目地的政治運動，從古到今都沒有過。對於不放棄修煉的法輪功學員，除了採用酷刑和心理殘害，中共還強灌或者強制注射損害神經系統的藥物，或把學員送入精神病院加以殘害。2000年的5月23日，32歲的山東淄博電腦工程師蘇剛，被警方拖進一家精神病院。醫生每天兩次給他注射大量長效破壞神經中樞的藥物。八天後出院時，蘇剛已無法正常飲食，他目光呆滯，表情麻木，肢體僵直，十天之後，這個原本健康的年輕人就因心臟衰竭而死亡。
桑妮·盧 臨床精神科醫師：「很多的法輪功學員呢，他在醫院裡面，就是，被強迫用的藥是抗精神病的藥物。包括什麼氯丙嗪啊，冬眠1號啊，冬眠靈啊，什麼舒比利等等，這些全是抗精神分裂癥的這種藥物。它的那個作用機理呢，就是，阻斷很多在神經系統裡面很多的神經介質的傳導。對於精神病人來講，就是有一些治療的效果，但是同時他也有副作用。那最嚴重的一種副作用或者是毒性吧，是叫，抗精神病藥物的惡性症狀群，它的那個表現呢，就是肌肉的僵直，高血壓，心跳加快，高燒，而且還有意識的喪失，還有一 些血液上的變化。要是不及時的治療的話，它造成的死亡率可以高達20~30%，假如說同時用注射的長效的抗精神病藥物的話，死亡率還會增加。對於法輪功學員來講，他們是心身正常的人，不是病人，所以他們所受到的這種強迫的超高劑量的這種治療，都是一種懲罰性的，而且是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和很多致死的案例。」
章天亮 飛天大學副教授：「我記得我在很多年前看過一個關於泰坦尼克號的報導，當時有兩個人給我的印像是很深的，一個是梅西百貨的創始人斯特勞斯。我們知道當時它撞上冰山之後，他就拒絕上救生艇，他那麼有錢是吧。然後還有一個人叫作亞斯特上校，這個人當時也是世界上的首富之一，他當時那個錢可以造11艘泰坦尼克號。但是他們都選擇了和這個船一起沉沒，為什麼？因為他們覺得我們作為一個男人，我們要像一個紳士一樣。他寧可把那些三等艙的一些婦女和小孩送到救生艇上，但是他們自己卻拒絕上救生艇。雖然說他們⋯⋯我們可能會想，如果他們活著的話能給這個世界創造多少財富，但是其實財富的創造是永遠沒有止境的，重要是當他們決定犧牲的時候，他們留下了一種精神。其實每一個民族，它能夠延續都是靠這樣的一種精神的，它不是靠簡簡單單的一個物質的發達。當年的古希臘也很發達，古代的巴比倫也很發達，亞特蘭提斯文明等等也很發達，但是那些文明都覆滅了，就是因為人的道德敗壞了。對『真、善、忍』信仰，他實際上是中華民族的，文化中的精髓。所以這樣的話呢當我們能夠回歸這樣文化的時候，實際上是在重建這個民族。而共產黨毀滅這個文化它實際上是在做中華民族的一個滅絕運動。所以我想這個我們不光要看到表面上的暴力，就是對人的這種折磨和屠殺，更重要的我們應該看到背後它對民族一個長遠生存的這種影響。」
旁白：中共建政以來發動了多次政治運動，不僅讓八千萬民眾在和平時期死於非命，更是在中國人心中植下了深深的恐懼。從國家主席到平民百姓，中共要鎮壓誰都可以輕鬆辦到。而這一次，中共要滅絕的是人們渴望返本歸真的善性，要鎮壓的是放棄世間執著的修煉人。在似乎看不到盡頭的苦難中，對大法和師父的堅信讓很多修煉人生出超越常人的智慧和力量，而且讓周圍的人親身見證了大法的慈悲與威嚴。
李建輝 企業家：「從我自己個人來講，我總覺得，我要把大法的美好，告訴世人，讓世人也知道，大法的美好，大法是被中共迫害的，可是在監獄裡面他又，他不允許我們跟犯人說話，都有人就是緊跟著我的，看著的，那是絕對不允許你說話的。那我又怎麼去告訴世人大法的美好呢？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我自己的行為，用我自己的那種在大法中修成的那些美好的東西，展現出來，給他們看。就像這種幹活一件事情，你在那幹不斷的幹，你也不覺得累，你也······就是沒有那種怨，也沒有那種恨，啥都沒有，就是很祥和的就這麼幹活，可是犯人他們都看在眼裡，他們私底下他們就去傳，他們就去說。 ······所以以至於有時候我在跟犯人面對面，就是對面而走的時候，他們見到我的時候，他們都對我都微笑，都跟我打招呼，都點個頭，『李叔好』，都這樣，每一個都這麼客客氣氣。就在我們那個嚴管大隊，那時候我們那個大隊長，姓江，有一次他跟我講，他說我經常在你身邊轉來轉去，就想對你下手，狠狠的弄你一次，但是每到你身邊轉來轉去的時候，他說，我就下不了手，因為你太善了，我沒法下手。那他這麼講其實，也同樣的證實了大法，證實了師父講的前面講的法，就是善，是一個巨大的力量，能夠解體邪惡，鋼鐵都能夠熔化。」
贾亚輝：「我記得一次呢就是有個叫劉世琴的老阿姨，就被警察拽出去了，拽出去了然後打，用鞋底抽的，抽得這個臉，整個人就變形了。當時我們知道說，拖出去的這個人呢是她，回來之後呢就知道是這個人，但是從外在上一點也認不出來這個老人家了。就是人神共憤的一件事情，每個人呢就是不吃飯，不吃飯呢那個時候沒有任何語言能來······不讓說話的，互相之間呢那個時候就是一個小動作，就把手放在嘴上，然後抿一下，一個傳一個的話這個就傳下去了，這個就是不吃飯，大家都懂了。就維持了三天的時間，大家不吃。其實那個時候營養已經很缺乏了，一頓飯不吃就有點······就是一天下來的時候人就有點要昏過去了，但是大家依然就堅持著，後來警察就有點受不了了，他就挨個來問，他說為什麼不吃飯。他說你們不就是聲討我嗎？你們不是怎麼怎麼樣嗎？因為他打的這個人嘛。然後我也沒說話，平時講真相我跟他說的是最多的一個人了，但那個時候我不知道該說什麼了，或者什麼再對他有用了。他說了幾分鐘以後，他看一下他靜下來看我，他說你為什麼不說話，我說我可以說嗎？他說你說啊，他這個時候就坐在桌子上。我呢我不知道當時我就一種什麼力量我就把手就指向了天，我說我要提醒你一句，我說我不得不再提醒你一下，我說這些修煉的人吶，你這麼對待這些修煉的人，人這面可以不計較，但是你要問天是不是答應，神佛是不是答應。當我說完這句話的時候就一股力量就像那個電流一樣一下從我這個手指就下來一直到腳下，我整個人就被震了一下，但是我知道這不是我在說，我只是一個載體，師父通過我這個載體來傳達這個聲音而已，當時呢他就愣了。他愣了，愣了之後沒有話說他就來回踱著步子，踱著能有幾秒鐘之後他就趕著走趕著說：『哼，哼。』但是他就說，他說：『如果，如果我要信這個，我比你還堅定。』當時我就不知道他，他可能真的就是被這句話給激住了，他不知道說什麼了，他就覺得這句話也失言了，他就一摔門，走了。」
張亦潔：「2001年的中秋節，那天他們就突然給我帶到室外，然後呢，給我領到一個空屋裡邊，就讓我坐那兒，那然後就他們就劈頭蓋腦的就，就一頓拳頭，就朝我臉上砸來。我當時就一下子就給我打懵了。 就整個腦袋都都給就砸得，眼睛五官全部都變形了。這個時候那他們集合的時間到了，他們就把我帶出去了。帶出去他們，所有的學員也看見我以後，他們就都，都愣住了。我就注意的看了一下，我就突然發現這個隊伍裡邊，這個圈裡邊有很多新來的人，我就知道是剛從調遣處又來人了，來的新學員，實際我就知道他們這麼打我，就是要以此來威懾其他的學員，讓他們痛痛快快的轉化。然後這個時候她們跳舞的時候，就有一個學員很膽大，把我也拉起來了，然後讓我跟她一塊跳。然後她們在旋轉的時候，就是伸出大拇指，就是用這種方式來鼓勵我。然後我就告訴她們要翻車，要讓學員，要動員所有的學員全部翻車，人越多越好。翻車就是說，宣布從新那個走回修煉，但是在勞教所裡。我們就管它叫『翻車』。我雖然是不知道這個翻車的具體時間，但是有一天，突然那個，三大隊的那個焦學先，就是把我叫出來了。叫出來了參加了一個學員的一個組。那是翻車之後，然後就等於是警察挨個去調查了解，學員的那個翻車轉化的情況。但是呢，那我去的時候呢聽學員發言，他們完全都是正念，就是不承認媒體對大法的那種定性，然後就是都表示了要堅定的修煉，就是宣布原來的那個寫的四書宣布作廢。」
旁白：2004年1月13日，李洪志師父寫下了這樣一首詩──《別哀》：
身臥牢籠別傷哀
正念正行有法在
靜思幾多執著事
了卻人心惡自敗
他還告訴他的弟子：「法能破一切執著，法能破一切邪惡，法能破除一切謊言，法能堅定正念。」（《精進要旨二〈排除干擾〉）在最艱難的環境下，法輪大法弟子用自己的行動證實著大法的超常，和宇宙特性「真、善、忍」的堅不可摧。而身處自由世界的學員們，用同樣的堅定，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向人們講述著法輪功的真相。
旁白：位於美國東部哈得孫河下游的這座島嶼，從面積上來說，是紐約州最小的一個郡。但是，它卻是紐約市乃至全美國、全世界最繁華的地方之一。這裡的許多街道和建築的名字，都是現代商業文明的象徵。 2004年7月底的一天，在這個標誌著財富的著名大道上，第一次出現了這樣的情景。
澳大利亞學員接受電視採訪：這個酷刑展可以吸引很多很多的人，很多人他都非常驚訝怎麼這樣的。我就告訴他們發生在中國。因為（在）中國呢，只是修煉法輪功就把人打成這個樣子。像這樣的人是千千萬萬，打死了很多。而且現在還有幾十萬人（被）關在監獄裡面。所以我覺得這種效果特別好，能夠震撼人心啊。
美國學員接受電視採訪：「在這個酷刑展做過，做的過程中間，會碰到有的人問這樣的問題，說你們的資金從哪兒來。那我跟他講，我說，相信我。因為我是修法輪功的，我是修煉『真、善、忍』的，我告訴你的都是真相，都是真實的事實。我自己本人，我在來之前就捐了一千塊錢出來做這個法輪功的真相資料。當然我周圍的那些，很多的一些學法輪功的朋友他們都從不同的渠道，不同的地方就捐錢到紐約來，我知道的就有不下十來個人，他們都捐錢來就說，給這個做資料。所以所有的經費，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們自己在做。哪怕你看現在酷刑點上所有的這些橫幅啊、還是這些箱子啊，這些箱子啊都是我們自己花錢買的。那個釘子啊，哪怕小到⋯⋯」
寧建國 美國法輪功學員：「酷刑展剛出來的時候，確實看的人不多，但是呢，隨著我們酷刑展的點越來越多，然後呢我們學員用心去做，我們就看到這些市民的態度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很多人主動停下來，和我們交談，了解情況。其中有一個學員是在一個籠子裡面，坐在籠子裡，這個籠子大概就是兩尺這麼高，很小的一個籠子，人坐在裡面，展示這種被酷刑折磨的這個情況。這時候有一個行人走過來，走過來以後呢，他看到這個情況就是，跪在這個籠子前面。就是說，就是他覺得這個事情就是，非常非常的震驚，然後呢他就站起來，然後呢就走了，走了以後他後來又回來，回來以後他拿了一枝花，這個花呢他就是給那個在籠子裡面的學員，表示他對學員的這個悼念也好敬佩也好，反正就是說她知道這件事情是，中國的法輪功學員被迫害，到這種程度，你們有這樣的精神來告訴我們，通過自己受苦來告訴我們。
旁白：師父在關注並支持著自己的這些為讓民眾了解真相而默默付出的弟子。2004年11月21日的紐約國際法會上，師父說：「大家真的辛苦了。天氣已經轉冷。夏天大家在領館、在街上及各個環境中講真相、證實大法時，天氣雖熱但還算過的去。一到了天比較涼的時候，自然環境就會給大家造成一定的困難。在這方面大家並沒有因為自然環境的不好就不做什麼了，相反的，大家還在努力，沒有鬆懈。真的了不起，未來的生命、未來的世人都得感謝你們，因為未來能留下的人是因為你們他們才留下的。 世人現在在迷中，是大法弟子在被所謂的考驗之中，眾生都處在迷的狀態下。將來人們都會知道大法弟子是誰，都會知道大法弟子的了不起，而且留下的人都會感激大法弟子。」
旁白：從2004年的夏天到2005年，從曼哈頓中城開始一直朝北，每天同時八到十個酷刑展示，學員們在酷熱和寒風中坚持了近一年的时间。而與此同時，用法律來捍衛正義的努力一直在進行著。2000年8月25日，北京學員朱柯明和王傑向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寄出申訴狀，指控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江泽民、羅干、曾庆红迫害法轮功，「严重败坏了国家声誉和社会道德，破坏了国家体制、宪法及法律」，要求「恢復法輪功及其創始人的名譽；並賠償所有法輪功學員因鎮壓所遭受的損失」。 可是，他們的申訴並沒有得到法律部門的正常審理，相反，卻遭致了一場血腥的報復。在江澤民和羅干的親自指揮下，兩人被抓捕，朱柯明被判刑五年，而王傑在被抓三個月之後，被「保外候審」，因為那时的他已经完全意識不清、大小便失禁、需要隔天洗腎一次。半年之後，在朋友的幫助下，他逃離中國，輾轉來到了他六姨在印尼的家。
段巍 王傑的六姨：「因為剛開始的時候，他也不講。有的時候，我跟病人講真相的時候，我講著邪惡迫害的時候，也是在讲，他說『沒我姨的事，我姨不知道！什麼都不知道！』我說『王傑！你怎麼回事啊？』就跟，好像是，就是，警察在那一樣，『我姨不知道！我姨什麼都不知道！』保護我。你知道嗎？然後我就問他，他才說：『看我的腳！看我的腳！都露骨頭了。』我就讓他看那些大法弟子受的刑啊，什麼踩啊，什麼拿牙籤扎啊，我让他看那些东西，他说：『六姨，我都受過！我都受過！』然後他就說，其中有幾個大漢，弄他的肩膀，先磕他腎臟，咔咔咔，磕。然後拿關節又磕他前邊。緊接著，就有一個人，就拿那個手，『咵』，砍他脖子，等他醒過來都一個多月了。他就昏迷不醒，大小便全部失禁了。」
旁白：當時的王傑，記憶力已經很弱，時常精神恍惚，而且還出現呼吸困難，吐血塊的症狀。夜裡睡覺的時候，連內褲的鬆緊帶的些微壓力都會使他喘不過氣了。
段巍：「他說的，沒有一天······從打那天一進去就開始，已經開始打他了。而且給他用一個毯子裹上，踢他、踹他、打他。沒頭沒腦，連腦袋都裹上，根本打出來都不知道了。全身外表看不出來，裡頭全壞了。」
旁白：2001年6月18日晚，38岁的王傑伤重去世。為了弄清他死亡的真相，段巍找到印尼一家醫院進行屍體解剖。
段巍：「醫生檢查出來說：『哇，心臟已經這麼大了，纖維化了，這不是一天的傷啊。已經纖維化了，心臟這麼大，大出一倍去！』腎也是，縮小，都縮小。然後呢，等七天本來拿結果，七天我們去找，那說醫生出國了。再過，又一直每個禮拜找找找，找到一個月，醫生回來了。最後拿證明，全部是屬於正常的。心臟正常，什麼都正常，什麼都正常。我們知道就是（醫生被）買通了。」
旁白：五年的牢獄折磨之後，朱柯明終於在2005年獲得自由。
記者：「香港法輪功學員朱柯明和傅學英在今天6月28日上午，正式向香港高等法院遞交民事控告⋯⋯」
旁白：2007年，在香港回歸中國十周年之際，朱柯明與另一名曾被中共迫害入獄三年的香港法輪功學員傅學英，再度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告江澤民李嵐清及羅干，指控他們犯有酷刑、傷害、非法監禁、濫權等罪行。這是法輪功學員在中國的土地上再一次狀告迫害元凶，中共再一次如臨大敵。
朱婉琪 法輪功人權律師：「 那當時呢因為香港等於是在虎口下，所以我們在準備訴狀的話呢，是非常的謹慎而祕密的。那我們在，我打算在『七一』之前的一個禮拜能夠進去，跟香港的同修一起來完成這個遞狀的工作，可是呢整個過程當中可能也被香港政府發現了。因此在前一個星期，遞狀的前一個星期我進去之後就被暴力遣返。被暴力遣返回台灣之後的話，我隔一天又再進去，第二次又再進去。那我每次進去的時候我當時印像很深刻就是，十幾個警察就是港警把我團團包圍住，把所有其他的人都趕到其它的房間，把我團團包圍住的時候，我接到一通電話，就是香港的同修告訴我說，這個訴狀還沒有完備，還缺了什麼什麼，那我就在這個十幾個警察包圍之下，團團圍住之下，很清晰地告訴他，哪一份資料在哪一個狀子的哪一個檔案當中。然後你就可以看到當時那個香港警察那個驚訝的程度。可是我當時也感覺到那個大法的力量那個體現，就是即便是在這麼，看起來，我等於是被關起來了。可是大法賦予我們的力量，就是要把這件事情給做成。那對方幫我們做這個律師呢，他當時因為很緊張我在裡面，他幾乎已經聽不太懂我在講什麼事情，那我就找了香港佛學會的負責人，我跟他講這個狀子最後完成的部分，他在一個不懂法律的情況之下，可是跟我一樣，齊心要完成這個遞狀的情況之下，他就一一的記下來。那事後呢，我們在隔天的話呢，就順利的遞狀了，遞狀的時候香港同修曾經提到一個情況，就是當這個港警把我從這個香港的機場送回台灣的時候，很多特務在高等法院之前就撤了，所以他們隔天遞狀的時候呢，幾乎是沒有干擾的。」
旁白：2007年8月9日，香港高等法院書面裁定，中國的高級人民法院必須根據香港高等法院的委託，將法律文件送達被告江澤民、李嵐清和羅干。雖然，在中共的巨大壓力下，香港法院後來撤回了這一決定，但是，這畢竟是中國的土地上，法律頭一次向中共領導人彰顯自己的尊嚴。
人類的法律畢竟是起源於對神的信仰，彰顯的是不可侵犯、不可蔑視的天理。中國古代律法是從儒家的倫理衍生而來；而西方世界的英美法系，起源於聖經的《舊約全書》。猶太人出埃及後，耶和華在西奈山上給猶太人先知摩西傳「十誡」，成為西方社會法律的根源。對於嚴重迫害人權的罪行，在國際法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普遍管轄權。任何國家的法庭都有權追究犯有嚴重侵犯人權的個人的法律責任。
從2002年起，法輪功學員就開始在國際法庭上控告迫害法輪功的元凶和積極參與迫害的官員。其中的第一例，是2002年10月22日的芝加哥訴江案，江澤民在因私訪問美國伊利諾伊州芝加哥期間，被法輪功學員以「群體滅絕罪」和「反人類罪」告上伊州北區法庭。此案給中南海帶來巨大震動。雖然後來迫於政治和外交壓力，伊州北區法庭以「元首豁免權」為由從程序上駁回了此案，可是這個訴訟案開啟了一個在全球範圍內追討正義的大型法律行動。到目前為止，以江澤民為首迫害法輪功的元凶及其同夥，共25名中共官員，在全球四大洲30多個國家被告上法庭；針對江澤民本人的訴訟案就有18個。對此，中共以政治壓力和經濟利益相威脅，要求一些國家的政府施壓本國司法系統不予受理訴江案，給訴訟案製造重重困難。可是不管多難，法輪功學員在尋求正義的路上從來沒有退縮過。
2003年10月15日，15名法輪功學員以群體滅絕罪和酷刑罪向西班牙法庭控告江澤民及610辦公室頭目羅干。西班牙國家法院和高級法院以受害者中沒有西班牙公民為由予以駁回。受害者代表律師向西班牙的最高憲法權力機構──憲法法院提出上訴，說明這一迫害案件是針對一個信仰團體的大規模群體滅絕，不只涉及一個國家或幾名受害者，而是波及全世界的一個極其惡劣的罪行，所以任何國家都有普遍管轄權。
Carlos Iglesias卡洛斯·伊格列習雅斯 法輪功人權律師：「 我回憶起一個小插曲。當我們的控告被駁回後，我們向西班牙最高的憲法法院提出上訴，我為了這次上訴作了充分的準備，準備了很多的材料。但這時我發現，我得觸動坐在那裡的十個法官每一個人的心。在那一瞬間，我把手裡所有的紙張都推到了一邊。我必需從心裡，向這些法官們講清迫害的真相，他們必須了解中共的邪惡本質。我開始在法官面前陳述，這時我看到，本來法官們都是低著頭在做記錄，後來卻抬起了頭，認真的聽我講述，用心在聽。快結束的時候，我看到有的法官的眼角含著眼淚，這一點使我很清楚的認識到自己內心中的轉變。以前犯的錯誤，是在司法面前，我忘了自己首先是一個大法弟子，律師只是我在常人中學到的一個技能，是在這個常人社會中，在這個正法時期所擁有的特長。其實，我真正需要做的事，是以宇宙大法為標準，向世人講清真相。這個正念一出，法官們的態度也發生了改變，我們因此順利上訴，我們的刑事控告案也重新被法院受理。
旁白: 西班牙憲法法院裁定，「受害者的國籍不應該成為限制國際司法權打擊群體滅絕罪或國際人權罪行的借口」，並特別強調：「必須由其它國家司法程序的介入才能停止這場群體滅絕，因為在中國國內是沒有可能對如此嚴重侵犯人權的罪行進行調查的。」由此，西班牙國家法庭正式受理訴江案。在歷經兩年的搜證調查後，2009年11月，國家法庭大法官依斯馬爾·莫雷諾（Ismael Moreno）決定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起訴江泽民、羅干、薄熙来、贾庆林和吴官正这五名中共高官。這是國際社會頭一次對迫害法輪功的元凶提起刑事起訴。
旁白：僅僅一個月之後，阿根廷聯邦法院的拉玛瑞德法官（Octavio Araoz de Lamadrid）也做出歷史性裁決，認定江澤民和羅干犯有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並向他們發出了國際逮捕令。這是針對四年前，阿根廷法輪大法學會在羅干來訪期間對其提出控告的正式裁決。
傅麗維 阿根廷學員﹕「仔細去想的話，都是些不可能的事件發生了，比如遞訴狀那一天我記得很清楚，羅干，主要是羅干來訪的時候是禮拜六，還是，週末，我們找的律師他肯給我們通宵的趕這個訴狀，也是不簡單的。第二天，因為他不是刑事律師就送到他的朋友刑事律師去，就是檢查這麼寫的對不對。到時候，到我們手回來的時候已經11點半了，11點40快12點，那法院是到一點鐘結束結案，這個案子不進去的話，羅干不曉得要待幾天，羅干說不定第二天就走掉了，所以我們必須要在（羅干在）阿根廷的時候把這個案子遞進去，我們就坐計程車趕過去。他完了，案子拿回來還得去重打重印，這樣又經過一段時間，大概到1點差一刻我們才能出門。那雖然律師的辦公廳離法院不太遠，可是要坐計程車，而且是中午的時間，很塞車，我就覺得已經趕不上了，而且經過希爾頓飯店剛好是羅干住的飯店，那時候已經1點了，我看表1點了，我說這已經遞不到了。結果再走了5分鐘10分鐘到了法院，表還是1點，差1分，我們進去的時候他差點關門前我們遞進去這個案子，所以就是說這個表好像時間停止了在讓我們能趕到，這是一個奇蹟。當時沒有覺得，可後來想想，不對，那是1點多鐘，到那還是1點鐘，所以這是很簡單一個小例子，那這樣的例子太多了，所以我是說，不是我們大法弟子，不是我們的功勞，這是功勞是有人在帶在做才會發生這種奇蹟。」
旁白：在四年的調查過程中，拉瑪瑞德法官發現，羅干的上級、原本不在被告之列的江澤民是對法輪功進行迫害的首惡，因此也將其列入被告，一併予以審理。
Octavio Araoz de Lamadrid 歐克塔夫·拉瑪瑞德 阿根廷前聯邦法官：「讓我最為震驚的，是這種高度系統性的酷刑手段，中共各級政權如此嚴密的，有組織的層層推行迫害法輪功的政策。從中共中央最高層的官員，到各級地方政府，從警察，軍隊，到司法系統，全都捲入這場迫害。同樣讓我難忘的，是法輪功學員對信仰的堅定。有時，他們不得不離開他們的家庭，放棄他們所擁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甚至生命，來維護他們的信仰。最令我難忘的，是那些酷刑的直接受害者，他們親口講述的自己的親身經歷。對他們來說，肉體上的折磨不是最可怕的。他們所感到的最刻骨銘心的痛苦，是他們被強迫放棄自己的信仰。」
旁白：在歷史性的裁決之後，中共使館不斷向阿根廷政府和法院施壓，要求了結此案。不久，拉瑪瑞德法官被迫辭職。執政黨有意安排的法官上任後撤銷了國際逮捕令，並以證據不足結案。阿根廷法輪大法學會隨即提出上訴。在不懈的努力之下，阿根廷刑事高等法院於2013年4月17日作出裁決，從新審理中共前黨魁江澤民和「610」頭目羅干對法輪功修煉者所犯下的群體滅絕罪。
朱婉琪：「從二次大戰之後我們都知道，這個對於違反這個國際刑事法和國際人權法的這種重大的罪犯，無論你是不是國家的領導人，從法律上面來講，是可以追訴的。我們也都知道，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因此，念法律的人，來追究一個元凶的責任，是天經地義的。可是呢，我們並沒有想到，就是說，法律歸法律，可是在實際的國際政治的影響之下，面對一個獨裁者，要追訴他竟是如此的困難！而面對一個強國的，一個大國的獨裁者，我們這些律師是幾乎是在挑戰不可能的任務。也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才發現，這個不可能的任務是因為我們正在面對21世紀最大的人權災難，而且是一場前所未有的邪惡迫害。但是我們在這個十多年過程當中，從來沒有放棄過。我覺得這個過程本身，我們歷經了很多的心理上還有現實上的困難，可是由於有很多人能因此能夠了解真相，因此我覺得，我們所有的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旁白：2005年的中秋，李洪志先生寫下了這樣一首詩──《只為這一回》
超越時空正法急
巨難志不移
邪惡瘋狂不迷途
除惡只當把塵拂
弟子走正大法路
光照天地惡盡除
法徒精進寒中梅
萬古艱辛只為這一回
敬請收看《我們告訴未來》 第十二集：《生命的抉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