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就是一個萬花筒，它將許多本來看起來毫不相干的事情、許多互不相識的人聯繫在一起：對六四學生運動的暴力鎮壓與三峽工程的上馬、五四運動中天津學生領袖與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一位被北洋大學開除學籍的學生與民國期間最著名的企業家、國民政府的接收大員與北京大學從日偽手中獲得大批房地產、花瓶黨的領袖與三峽工程反對派的領軍人物、給中共中央的七萬言書與三峽工程的上馬、繼承五四運動追求民主和科學的精神與爭取三峽工程的民主、科學決策……
把這些事記錄下來，為的是不忘卻，特別是是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日子裡。
一、五四運動中天津學生領袖與北洋大學
孫越崎，三峽工程反對派的領軍人物之一，他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傳奇人物。
在《維基百科》關於「五四運動」的詞條中，孫越崎是五四運動中天津學生領袖之一。中共早期領導人如周恩來、張太雷等也出現在這個名單上。
孫越崎1893年出生於浙江紹興，父親是一位秀才，先做官後從事實業，在黑龍江經營金礦。孫越崎一生受其父親影響很大。1916年孫越崎考入北洋大學學習採礦與冶煉專業，之後被選為北洋大學學生會會長。北洋大學是中國第一座現代化的大學，成立於1895年10月，是洋務運動中著名的官商盛宣懷所倡議並得到光緒皇帝御筆批准。正因為是重視實業的盛宣懷所倡議，北洋大學的強項是工科。北京大學的成立時間是1898年，比北洋大學晚三年。現在的天津大學號稱北洋大學是其前身，現在的中國礦業大學也稱是從北洋大學發展而來。
由於巴黎和會拒絕中國歸還德國在山東的租界與膠濟鐵路的主權，1919年5月4日以北京大學為首的十三所院校的學生走出校園，匯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聲勢浩大、人數巨多的抗議集會。在集會上宣讀了羅家倫撰寫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號召全國同胞起來，設法召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懲國賊。接著學生遊行隊伍在總指揮傅斯年的帶領下，揮舞標語，向東郊民巷外國使館區進發。羅家倫等學生代表向外國使館遞交英文的備忘錄，當時只有美國使館人員接受了學生的備忘錄。再後來學生遊行隊伍來到東郊民巷北端趙家樓交通總長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前來串門的章宗祥，曹宅也因不明原因而失火。警察以此為由進行鎮壓，抓捕32名學生。
學生的抗議活動受到全國同胞廣泛的支持，警察逮捕學生的消息引起國人的強烈關注。蔡元培等十三所院校的校長們挺身而出，出面營救被捕的學生，全國工商界發起罷工罷市支持北京的學生運動，要求釋放被抓捕的學生。
當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天津，天津大學、中學的代表共九人舉行祕密集會，討論聲援北京學生的辦法。在會上，孫越崎第一個發言，代表北洋大學學生會表態，堅決支持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北洋大學學生也要舉行罷課、也要上街遊行。九位代表同意採取一致行動。6月4日天津市全市學生罷課，舉行遊行示威，打著橫幅，揮舞標語，高呼口號，孫越崎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面。遊行隊伍到達省長衙門，要求見省長，遞交請願書。直隸省省長曹銳接見了4位學生代表。孫越崎等要求曹銳給北洋政府發電報，要求釋放被捕的北京學生，拒簽賣國條約，嚴懲賣國官員。談判進行並非一帆風順，但是孫越崎等耐心沉著、有理有節，最後迫使省長曹銳接受學生的最主要的要求。五四運動中天津學生的和平請願遊行取得了勝利。據說孫越崎和周恩來是在那次天津學生運動中認識的。
在全國學生和市民的支持下，北洋政府被迫於6月10日釋放了被捕的32名學生，由校長們帶回學校教育，並將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3個部級官員撤職，通知中國代表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
但是北洋大學使出秋後算帳的辦法，要求孫越崎等參加罷課遊行的學生寫悔過書。孫越崎等學生拒絕認錯，被北洋大學開除學籍。這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向孫越崎伸出援助的雙手。蔡元培在家中會見了孫越崎，了解被開除學生的情況。蔡元培辭職南下前，又將此事交代給代理校長蔣夢麟，讓孫越崎與蔣夢麟聯繫。蔣夢麟代理校長對被北洋大學開除學籍的學生深表理解與同情。蔣夢麟代校長表態，被北洋大學開除學籍的學生均可轉入北京大學繼續學習，「北洋來多少，北大收多少」。當時，北京大學與北洋大學的院系調整已經完成，北京大學的工科系科已經停辦，已經全部併入北洋大學；北洋大學的法學院也已經轉入北京大學。為了接收北洋大學的這些被開除的學生，北京大學重新恢復了工科採礦冶金、土木兩系，重新聘請新的教員，開設新班。在蔡元培、蔣夢麟校長等的幫助下，孫越崎轉入北京大學採礦冶金系繼續學習，並於1921年畢業，獲得工科學士學位。
抗戰勝利後，孫越崎擔任國民政府的接收大員，負責東北地區和華北地區敵偽財產的接收與處置。當年北京大學蔡元培校長、蔣夢麟代理校長出手幫助的這位被北洋大學開除學籍的孫越崎，對北京大學十分感恩。加上當時擔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的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傅斯年，是孫越崎所敬佩的同一個戰壕的戰友。北京大學從擔任接收大員的孫越崎那裡得到大量的北大周圍的敵偽房地產和無主房地產，如相公府、東廠胡同黎元洪故居、舊國會大廈、後門、沙灘、馬神廟、南北池子、皇城根、南夾道、南河沿及西四之西單間的敵偽房地產等等，這些房地產如今價值幾萬億元人民幣。北京大學沒有料到，當年蔡元培、蔣夢麟校長出於理解、出於同情，挽救了一位學子的求學生涯，如今獲得的是如此厚重的回報。
而北洋大學的後身，無論是天津大學還是中國礦業大學，他們從接收大員孫越崎那裡幾乎是一無所得。北洋大學是中國第一座現代化的大學，現在還有誰知道這一點？大家都以為北京大學是中國第一座現代化的大學。現在天津大學能在中國大學中排名第幾？也許，北洋大學從開除參加五四運動罷課遊行、並不願意寫悔過書的學生那一刻開始，就開始走下坡路了，不知不覺地走下坡路了。大學是青年學子學習成長的地方，而大學、大學的校長、老師對學生的理解、寬容和保護，是學生從激情走向成熟的必要條件。沒有學生的激情，社會就缺少推動力；沒有大學、校長、老師的理解和保護，學生就會夭折，無法成為社會的棟梁。如今天津大學在提到本校著名的校友時，只提「兩彈一星」功勳吳自良、冶金泰斗魏壽昆、水利專家張含英、「制鹼大王」侯德榜等等，不敢提及被開除學籍的孫越崎。而中國礦業大學的命運更加悲慘，一百多年的歷史，歷經14次搬遷，12次易名，最後在江蘇連雲港落戶。
二、民國期間的著名企業家
如果說讓孫越崎重新入學的蔡元培校長是孫越崎一生中第一位重要貴人，那麼孫越崎一生中第二位重要貴人就是翁文灝教授。
1923年秋孫越崎奔赴東北，他考察了當時中國最大煤礦撫順煤礦和本溪煤礦以及中國最大煉鐵廠鞍山制鐵所等。1924年初中俄合辦穆稜煤礦公司，孫越崎擔任中方礦務股長兼機械、工程股長。當時俄方工程師與俄方工人負責一號直井建設，孫越崎帶領中方工人負責二號直井建設，並不比俄國人遜色。1927年孫越崎結識了前來穆稜煤礦考察的北京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教授。翁文灝1912年在比利時魯汶大學獲地質博士學位，回國後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任教授，也擔任過清華大學代理校長，是中國現代地質學的奠基人。翁文灝對孫越崎在穆稜煤礦二號直井的工作大為讚賞。在翁文灝的介紹下，孫越崎加入了中國地質學會和中國礦冶工程學會。孫越崎編寫了《吉林穆稜煤礦紀實》一書，翁文灝為書作序。
1929年秋孫越崎赴美國斯坦福大學採礦系學習，並考察了美國西部的金礦與油礦。1931年秋孫越崎轉學到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學習，期間考察了美國東部的煤礦。1932年春孫越崎花了四十多天的時間考察了英國、法國和德國的礦冶業。1932年7月孫越崎經蘇聯回到中國。
1932年11月應新成立的國民政府國防設計委員會祕書長翁文灝的邀請，孫越崎赴南京擔任專員兼礦室主任，成為翁文灝手下的一位干將。1935年國防設計委員會與兵工署資源司合併為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
孫越崎在翁文灝的領導下幹了幾件漂亮的事。
第一件事就是組建了中國第一支石油鑽井隊，並在陝北鑽探到了石油。1933年9月受國防設計委員會派遣，孫越崎赴陝西尋找石油資源，得出這裡可能藏有石油資源的結論。1934年春，成立了陝北油礦勘探處，下屬國防設計委員會，孫越崎任處長。孫越崎組建了中國第一支石油鑽井隊，並親自率隊在延長縣鑽出了石油，並成功地提煉成汽油，從此結束了中國沒有油礦和沒有煉油工業的歷史。
第二件事是整治河南焦作中福煤礦，扭虧為盈。1934年秋中英聯營的河南焦作中福煤礦因經營不善而瀕臨破產。事情捅到蔣介石那裡，蔣介石請翁文灝出任中福煤礦整理專員，翁文灝則請孫越崎任中福公司總工程師，具體負責整治事宜。孫越崎利用管理穆稜煤礦的實踐以及考察歐美煤礦的管理經驗，很快讓中福煤礦扭虧為盈。1936年孫越崎正式出任中福煤礦公司總經理。
第三件事是中福煤礦設備的大撤退與抗戰期間四川大後方的能源供應。1937年七七事變後，孫越崎果斷決定將中福煤礦的所有設備轉移到四川去。最初，中福公司的董事們和英方代表都十分顧慮，因為設備拆除和轉運工作實在太困難了。最終孫越崎說服了董事會和英方代表，在民生輪船公司盧作孚先生的幫助下，中福煤礦的設備安全轉運到抗戰的大後方，完成了東方的敦刻爾克大撤退，這也是中國在抗戰期間唯一一個設備沒有落入日本侵略軍手中的大型煤礦。利用這些煤礦設備，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與四川各界在四川創建了天府等四個煤礦，擔負了抗戰期間大後方四川以及陪都重慶的能源供應。孫越崎親自出任四個煤礦的總經理。
第四件事是中國第一個石油工業基地玉門油礦的建成。1941年3月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成立甘肅油礦局，任命孫越崎為總經理。奇蹟在孫越崎的手中再次出現。在美國訂購的鑽井和煉油設備在途徑緬甸時，被突然占領緬甸的日軍所截獲。孫越崎帶領工程技術人員，自己動手設計和建造鑽井和煉油設備，並投入生產。1942年8月蔣介石在胡宗南的陪同下視察玉門油礦，聽取孫越崎的匯報，可見玉門油礦對抗戰局勢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942年11月玉門油礦就完成當年生產180萬加侖汽油的生產任務，為中國抗戰提供了物質力量。從此，孫越崎就有了中國「煤油大王」的稱號，中國工程師協會授予孫越崎「金質工程獎章」。
如果，當年蔡元培先生沒有向孫越崎伸出援助的雙手，那麼孫越崎的一生可能是另外一個經歷，中國可能就失去一位傳奇般的企業家，失去一位「煤油大王」。對於一個國家而言，最大的損失莫過於人才的流失，人才的流失將導致國家發展潛力的枯竭。
三、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與三峽工程
都說三峽工程是中國人的百年夢想。但是孫中山、薩凡奇與毛澤東做的三峽工程夢是截然不同的。
1919年，孫中山先生發表《實業計劃》，在「改良現存水路及運河」一節中寫道：「當以水閘堰其水，使舟得以逆流而行，而又可資其水力。」可見孫中山在三峽是要建低壩，壅高水位，改善航運條件，順便發點電。而毛澤東是要建高壩，在三峽卡住長江洪水。
20世紀30年代初，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專門組成長江上游水力發電勘測隊，對三峽地區進行了首次水利勘察，提出了《揚子江上游水力發電測勘報告》，計劃在西陵峽內黃陵廟和葛洲壩修建兩座低壩。另外還有一個建設七座低壩的方案。主要的目的都是改善航運條件，順便發點電。
抗戰期間，國民政府邀請了許多美國專家來華擔任顧問。1944年春，在國民政府戰時生產局擔任經濟顧問的美國人柏斯克（G.R.Pascha1）提交了一份《中國利用美國貸金建造水力發電廠及還款擬議》的報告。柏斯克建議：由美國投資9億美元並提供設備，在三峽建造容量為1050萬千瓦的水力發電廠，同時建造一座年產500萬噸的化肥廠，利用三峽廉價的電力製造化肥向美國出口，並提高中國糧食產量，解決中國人吃飯問題。柏斯克預計還清全部貸款的利息和本錢的時間是15年。國民政府對柏斯克的建議頗感興趣。1943年底由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出面邀請美國墾務局總工程師薩凡奇（John Lucian Savage）來三峽地區進行考察。1944年5月10日薩凡奇抵達重慶，開始對三峽地區的考察。當時在資源委員會工作的陸欽侃先生全程陪同薩凡奇的考察。1944年10月9日，薩凡奇向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主任翁文灝提交《揚子江三峽計劃初步報告》。薩凡奇建議的三峽壩址在宜昌上游5至15公里的南津關至石牌之間，大致是如今葛洲壩大壩所在處。大壩壩頂高度約250米，抬高低水位約160米，水庫庫容617億立方米（現在三峽大壩壩頂高度185米，抬高低水位約113米，水庫庫容393億立方米）。水電站房設在長江兩岸，全部深藏於岩石隧道內，各安裝48台水輪發電機組，每台機組容量11萬千瓦，總裝機容量1056萬千瓦，估計年發電量為817億度。工程造價估計10億美元左右，計劃用8年時間完竣。1945年初，國民政府原則上同意了薩凡奇的三峽計劃，並令資源委員會著手籌備。1945年11月21日，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與美國墾務局終於簽訂了技術協助合約，由墾務局代為進行三峽大壩的工程設計，資源委員會決定派遣中方工程師到美國墾務局學習並參與三峽大壩的設計。
1946年3月，薩凡奇重回長江三峽地區，再次對壩址實地勘測，此時孫越崎已經擔任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副主任，全面了解三峽大壩的規劃。之後陸欽侃等受資源委員會派遣到美國墾務局學習並參與三峽大壩的工程設計。
1947年5月，南京國民政府被迫宣布「三峽工程暫告停頓」。資源委員會致函美國墾務局，稱有關三峽計劃設計工作因國內經濟困難暫停，並召回在丹佛從事設計的中國技術人員如陸欽侃等。1948年5月，孫越崎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資源委員會主任，行政院院長是翁文灝。1949年3月孫越崎出任國民政府工商部長兼資源委員會主任。
四、孫越崎與三峽工程
1949年11月孫越崎率資源委員會宣布歸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1950年孫越崎被中國國民黨開除黨籍並受到國民政府以叛黨叛國罪通緝。
在1952年舉行的三反運動中，孫越崎與資源委員會的一些人員受到懷疑與審查，只有張光斗是唯一的例外。在五反運動中，老朋友盧作孚自殺身亡對孫越崎的衝擊很大。之後孫越崎要求重回煤礦工作，離開政治中心北京，到唐山開灤煤礦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孫越崎再次因資源委員會問題受到隔離審查，直到1973年才重獲自由。1976年唐山大地震，孫越崎夫婦所住平房被震塌，兩人被埋在廢墟中，經鄰居搶救而大難不死，但被壓斷三根肋骨。唐山地震後孫越崎的女兒接父母回北京居住。1981年孫越崎出任煤炭部顧問。1983年，孫越崎當選為全國政協第六屆常委兼全國政協經濟建設組組長。
1980年7月11日，鄧小平在湖北省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四川省省長魯大東等人的陪同下，乘「東方紅32」號輪從重慶順江東下，視察三峽地區。途中長江流域辦公室主任魏廷琤向鄧小平匯報了三峽工程的150米方案，又稱低壩方案。與前面提到的薩凡奇的三峽計劃相比，蓄水位低了100米，水庫庫容量不足原來的四分之一，但是年發電量1100億度比薩凡奇的817億度還要高。鄧小平是個科技盲，上當受騙。船到武漢後鄧小平召見胡耀邦和趙紫陽等表示：「建設三峽工程效益很大，輕易否定三峽工程是不對的。請黨中央、國務院及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回北京後抓緊研究。」1982年11月24日在鄧小平聽取國家計委匯報時再次對三峽工程表態說：「我贊成低壩方案，看準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 1983年4月5日，長江水利委員會前身長江流域辦公室向國務院提交了《長江三峽水利樞紐150米方案報告》。一個月後，1983年5月，國家計委組織350人審查並通過了150米方案。1984年2月17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專題研究三峽工程的重要會議在中南海召開。會議決定，今明兩年完成三峽工程的前期工作，包括場地的平整等。國家計委也列出專款資金用於三峽工程前期工作。4月5日，國務院原則批准三峽工程150米方案。
國務院原則批准三峽工程150米方案的消息在鄧小平當主席的全國政協炸開了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決策體制的特點是決策權力高度集中，而且決策經驗化，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領導靠拍腦袋做決策；當錯誤決策導致災難時，決策者又不承擔任何責任。當時最大的呼聲就是改變決策模式，引入科學、民主決策機制。孫越崎大膽上書表示質疑，因為孫越崎長期擔任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負責人，對美國墾務局總工程師薩凡奇的三峽計劃有很詳細的了解。只要把兩個三峽工程的計劃擺在一起進行簡單的對比，就不難看出其中的問題。
趙紫陽對三峽工程的態度比較曖昧。1980年7月鄧小平在武漢表態支持三峽工程後，趙紫陽沒有公開表達反對，而是按照鄧小平的要求安排落實，行動並不積極。先是組織國家計委審查150米方案，然後安排李鵬出任中共中央、國務院三峽工程領導小組組長，再者由國務院原則批准三峽工程150米方案。當全國政協孫越崎、彭德、陸欽侃等上書表示質疑，1984年5月全國政協第二次會議祕書處向水電部發出質詢，一批政協委員要求聽說三峽工程的情況介紹。水電部對此毫無準備，匆匆地派上官員帶著資料到政協去介紹情況，讓政協委員十分不滿意。
政協委員的意見反映到中共中央與國務院，1984年10月26日，趙紫陽即以國務院的名義要求水電部結合多方面意見，對三峽工程做出明確、肯定、科學的答覆，否則主體工程不得上馬。對全國政協委員們的意見表示一定程度的支持。趙紫陽的意圖似乎是利用反對派的意見來拖延三峽工程的決策。
當時在全國政協內反對國務院原則批准三峽工程150米方案的人很多，包括全國政協副主席周培源、原國家計委副主任林華、原國家計委副主任趙維綱、原中國銀行總經理喬培新、原交通部副部長彭德、原商業部副部長王興讓、原總後勤部副部長胥光義、原中國建築學會會長嚴星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侯學煜、原水利水電規劃設計院院長兼黨組書記羅西北、原北京工業大學副校長陳明紹、原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顧問千家駒、曾陪薩凡奇考察三峽的原水電部長遠規劃處副處長陸欽侃先生等等。
當時孫越崎任全國政協經濟建設組組長（相當於現在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主任），就在經濟建設組中成立了一個三峽工程專題小組，孫越崎親自出任組長，調查三峽工程相關問題。從1985年5月30日起，92歲高齡的孫越崎親自率領三峽工程專題小組成員考察了都江堰、岷江、計劃中的三峽庫區、荊江大堤等地，歷時38天。中國新聞媒體對全國政協經濟建設組考察三峽地區沒有予以報道。
程虹與靳原撰寫的《1919-1992三峽工程大結實》一書中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全國政協三峽工程專題小組來到計劃中的三峽庫區秭歸縣城，一天中午專題小組中的一位老先生（應該是孫越崎）在街上遛彎，了解當地老百姓對三峽工程的意見。這位老先生碰到了當地的一位小伙，和小伙閒聊起來。老先生問：「這裡修三峽水庫，你是高興呢，還是反對？」小伙急忙回答說：「高興哪！」老先生繼續問：「水把這裡淹了，房子要搬，田地沒了，你們也不怕？」 小伙回答說：「這有啥好怕的嘛，國家出錢幫我們蓋新的，地淹沒了，我們就不種地當工人，還好些。」 老先生說：「誰講了有這麼多好事，國家沒有那麼多錢幫你們蓋新房，都得靠你們自己。往後呀，別聽有些幹部吹牛皮，哄你們騙你們。」小伙說：「聽說這裡的水庫移民都有上百萬呢，騙我們是騙不到的，我們又不是三兩歲的娃子。」
後來三峽工程上百萬移民的事實證明，上當受騙的正是這位小伙，正是上百萬的三峽工程移民。田地被淹沒了，農民依然不能進城當工人，而是後靠到更高的山坡上，去開墾更加貧瘠的土地。三峽工程給與每個移民的平均賠償款為3萬多元人民幣，實際分到每個移民手中大概是7、8千元，要想蓋新房，必須再借貸款。現在三峽工程上百萬移民的基本狀態是「三無」：無田種；無工做；無前途。這是國務院三峽建設委員會的官方總結。
考察回來之後，孫越崎就撰寫了長達3萬字的意見書，上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全國政協和國外輿論的壓力下，鄧小平、中共中央與國務院不得不從原則批准興建三峽工程150米方案的立場上後退一步。
1986年3月31日，鄧小平接見來訪的美國《中報》董事長傅朝樞，傅朝樞直接問鄧小平:「三峽工程會不會因為反對聲而受影響？」鄧小平回答說:「 中國政府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為了人民。對於興建三峽工程這樣關係到千秋萬代的大事，一定會周密考慮。有了一個好處最大、壞處最小的方案，才會決定開工，是決不會草率行事的。」對比鄧小平1982年11月24日的表態「我贊成低壩方案，看準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鄧小平這次講話明顯是一個政治上的後退。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公開挑戰中國共產黨的絕對決策權，是朝著五四運動所指引的民主、科學（決策）的方向邁出的一小步。
──轉自《議報》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