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乘馬》說：「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用水足，下毋近水而溝防」。而雄安新區卻選在了「冀中凹陷」，是華北平原最低洼的地方，違背了老祖宗的教導。這就是雄安新區發展緩慢而且未來也不可能有大發展的根本原因。要保證雄安新區100平方公里乃至2000平方公里的城市用地不被洪水淹沒，最好的辦法就是放棄雄安新區的雄偉計劃，人類畢竟要遵守自然法則，中國人必須尊重真正的傳統文化。
一、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決定指出：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同時也是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一項重大決策部署。
規劃範圍涵蓋河北省雄縣、容城、安新三個縣及周邊部分區域，因而取名雄安新區。雄安新區位於北京南部一百餘公里處，緊靠華北平原最大的湖泊——白洋淀。雄安新區規劃建設以特定區域為起步區先行開發，起步區面積約100平方公里，中期發展區面積約200平方公里，遠期控制區面積約2000平方公里。按照中國城市規劃的一般設置，一平方公里建成區的人口為一萬人計算，起步區人口為一百萬，中期發展的人口為兩百萬，遠期發展的人口為一千萬。據說設立雄安新區的目的是：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調整優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間結構。
其實設立雄安新區的真正目的並不是國土規划上的什麼戰略布局或者空間結構的調整和改善，而是完全出自政治目的。鄧小平重新上台後，接受他人建議，提出要建設四個經濟特區，深圳、珠海、廈門和汕頭，較為成功的是背靠香港的深圳經濟特區。之後鄧小平又提出了要建設上海浦東新區，但在規劃時遺忘了浦東原本對太湖擔負的泄洪功能，釀成了1991年太湖洪水大災害，淹了中國的錢袋子。現在把深圳特區的功勞歸於中共第二代領導鄧小平，把浦東新區的成績算在中共第三代領導江澤民頭上。中共第四代領導胡錦濤搞了一個天津濱海新區，現在基本上是個爛尾工程。作為中共第五代領導的習近平當然也朝思暮想地要搞一個新區，一個不同於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的新區，一個高於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的新區，顯示其政治智慧和領導才能。
二、雄安新區的構思出於何人之手？
有人說，雄安新區的構思出於中國工程院院士、原上海市市長徐匡迪，主要有兩個依據。第一個依據是中央電視台報導習近平2017年2月23日考察雄安新區時的一段電視畫面。站在習近平右後方的是政治局常委張高麗，站在習近平左後方的是一位戴著墨鏡和鴨舌帽的「神祕人士」。這位「神祕人士」就是徐匡迪，他是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諮詢委員會組長。第二個依據是，徐匡迪第一個出來比較詳細地介紹了雄安新區的構思。2017年6月6日由中國社科院、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主辦的中國城市百人論壇2017年大會在北京舉行，徐匡迪介紹了雄安新區的選址、城市功能、城市發展規模和城市特色。關於雄安新區的選址，徐匡迪從三個方面加以說明：
第一是山川地勢；
第二是中軸線和對稱；
第三是河湖水系。
徐匡迪解釋說，雄安新區的選址，「這是來源於中國傳統文化關於城市建設的『山川定位』立軸線的哲學思想。」「按照中國傳統南北軸線理論來看，北京城市中軸線南延下來正好是霸州，但因為霸州地質情況不是很好，不適合建新城。經在附近尋找，最後在5個選址中敲定雄縣、容城、安新三個區域聯合起來叫『 雄安新區』」。徐匡迪拿北京城舉例說明，「先有潭柘寺，後有北京城。」潭柘寺歷史比北京城還要早五百年，雄安新區正好位於潭柘寺這條千年南北軸線正下方，而潭柘寺又和通州城市副中心以北京中軸線成對稱布局。「將城市營建納入山水體系，山、水、城綜合規劃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區。」「這個地方人口密度低、開發程度低，發展空間充裕，如同一張白紙，具備高起點高標準開發建設的基本條件。」
但是美國前財長保爾森在其撰寫的《Dealing with China: An Insider Unmasks the New Economic Superpower》（中文譯名：《與中國打交道——美國前財長保爾森的二十年內幕觀察》，英文版2015年出版，中譯本2017年出版）一書中裡透露，雄安新區是習近平個人的設想。與徐匡迪沒有關係。書中記載：習近平在2014年7月告訴保爾森：（雄安新區）「這是我個人的設想。」港媒曾爆料，北京當局布局的千年大計選擇〝雄安〞是有原因的，有人解釋說，「雄安新區」主要由三個鎮（指平王鄉、大王鎮、雄州鎮）來組成，這些鎮的名字的寓意就是「平王做了大王要雄霸天下」。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指出，設立「雄安新區」本身就是違反了中國憲法，因為憲法第62條提到中國人大行使的職權就是決定特區的設立和製作。可是2017年4月1日之前剛結束的全國人大中，沒有人提出雄安新區的討論和對此進行表決，當時的人大代表對雄安新區可以說是一無所知（還不如一個美國人）。現在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名義把雄安新區的說法提出來了，置人大代表、法律憲法不顧，可見是習近平的個人意志，是為了他的面子工程。就這點而言，這比當年的三峽工程還要惡劣，畢竟三峽工程經歷了「專家的論證和討論」。
據說，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設立河北雄安新區的決定公布之前，中國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這個決策，知道雄安新區這個名字。可見雄安新區屬於國家最高機密，目的是為了防止有人投機，炒高雄安新區的房地產價格，給未來的發展製造不必要的困難。但是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決定公布之後，人們發現神祕的投機者早已下手了。如果不是中共最高層的其他領導人走漏了這個消息，那麼泄密的這個人就是美國前財長保爾森，他的書在2015年公開出版發行，泄露了中國的最高機密。而向國外勢力泄露國家最高機密的就是習近平本人。
筆者以為，保爾森先生的說法比較可靠，雄安新區是習近平個人的設想，而不是徐匡迪的主意。因為徐匡迪關於雄安新區選址的三個理由，都是似是而非。任何一個經過國土規劃或者城市規劃專業訓練的人，都不會挑選雄安新區作為未來一個百萬人口甚至千萬人口城市的城址。中共中央、國務院設立河北雄安新區的決定是在2017年4月1日做出的。在西方社會，4月1日是愚人節，在這一天人們可以各種方式搞笑、造假、愚弄或者欺騙。對於筆者來說，這個決定應該是愚人節的搞笑，是習近平對中國人的愚人節搞笑。
三、雄安新區選在「冀中凹陷」
從2014年7月習近平告訴保爾森先生算起，建設雄安新區的設想起碼已經有近五年的時間了；從中共中央、國務院於2017年4月1日做出設立河北雄安新區的決定算起，也有兩年的時間了，雖然最高決策層很重視，給予雄安新區的行政級別也很高，配置的城市規劃力量很強，投入的資金不算少，但是雄安新區的建設發展一直十分緩慢。
為什麼雄安新區的建設發展緩慢？負責雄安新區總體規劃的是筆者的師弟和學生，他們對此也是一籌莫展。
雄安新區建設發展十分緩慢的原因就只有一個：選址錯誤。雄安新區根本無法發展成為一個百萬人口甚至千萬人口城市，無法成為北京的副中心，無法有效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無法調整甚至優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間結構。
徐匡迪說，雄安新區的選址來源於中國傳統文化。《道德經》、《周易》、《考工記》、《管子》、《商君書》、《墨子》等書中記載著中國古人對城市規劃和城市選址的許多基本原則和經驗。城市選址的最高原則是天人合一，而不是什麼「山川定位」。《道德經》第25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宇宙有四個層次，人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最低的一個層次。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以自然為最高法則。城市選址應以天人合一、遵守自然法則為最高法則。
至於選址的基本原則，《管子·乘馬》有論述。「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用水足，下毋近水而溝防」。中國古代城市的選址都遵循這個原則，「高毋近旱而用水足，下毋近水而溝防」。比如北京、長安、洛陽、南京、成都、重慶、廣州、杭州、青島等城市的選址。記得北京大學的侯仁之教授給我們上課，講解北京城市的選址。侯仁之教授說，北京是「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但是北京城並沒有直接選在永定河邊，選在永定河與交通要道相交的渡口處，而是選擇在永定河北邊、一個離開永定河有一定距離但又不太遠的高地上，建立了北京城，目的就是避免大洪水的威脅，這就是「下毋近水而溝防」。
從地形特徵來說，京津冀地區的北部是東西走向的燕山山脈，西部是東北——西南走向的太行山脈，燕山山脈與太行山脈形成一個倒L形，所以是「右擁太行，北枕居庸」，整個地勢是北高南低，西高東低，「左環滄海，南襟河濟」。河北省幾個歷史名城如邯鄲、邢台都在太行山的山麓，地勢較高。就是1968年定為河北省省會的石家莊也在太行山的山麓。而雄安新區正好位於白洋淀旁邊，是華北平原最低洼的地方，在地質地貌學上稱「冀中凹陷」的地方。「冀中凹陷」為裂谷型盆地，構造運動頻繁，斷裂發育，形成了眾多的複雜斷裂構造帶，發育有大量的斷塊和斷鼻圈閉。「冀中凹陷」上層為河流的沉積物。距今7500年到2500年之間，這裡是一片湖泊，也是白洋淀擴張到最大的範圍。白洋淀北起永清、霸縣、雄城，西至保定、清苑、望都、定縣，南至安國、博野、蕭寧、河間，都是一片水域。現在的雄安新區，當時被湖水所淹沒。後來白洋淀被逐漸解體，原來的一些水體乾涸，露出湖底，被開墾成農田，形成一些居民點。這個過程有點像現在的鄱陽湖，不時湖底朝天，一段時間後有如草原，可以行人，可以跑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白洋淀由100多個湖泊（淀）組成，大的淀有七個，其餘都是中小淀，總稱白洋淀。白洋淀的四周築有湖堤，湖堤總長215公里。白洋淀諸淀泊的湖底高程為5.5至6米。當白洋淀處於低水位時（水位低於8.2米高程），這100多個淀的邊界分明，各淀之間的土地被當作農田加以利用；當白洋淀處於高水位（水位超過9米高程），這100多個淀就連成一個大湖，原來的農田都被淹沒。所以這個地區一直人口密度低、開發程度低，因為開發條件不好。
當白洋淀的洪水位（十方院）高達到10.5米時，白洋淀的面積為366平方公里；當白洋淀的洪水位（十方院）達到11.0米時，白洋淀的面積為989平方公里。1954年8月，白洋淀的洪水位（十方院）曾達到11.31米；1956年8月，白洋淀的洪水位（十方院）曾達到11.30米；1963年8月，白洋淀的洪水位（十方院）更是高達到11.58米，當年白洋淀的面積為1300平方公里。
京津冀地區屬於海河流域，而海河流域是中國洪水災最頻繁的地區之一。由於京津冀地區的北部是燕山山脈，西部是太行山脈。夏末季節，來自太平洋的暖濕氣流，受到山脈阻擋而被迫抬升，容易形成暴雨區。又由於山區河流坡度大、山洪流速高，破壞力極強。一旦進入平原地區，河流坡度陡然減緩，洪水宣洩不暢，水位急速上升，溢出河堤，淹沒城鎮鄉村、交通線路與農田，給人民生命造成極大威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政府首先在京津冀地區建造大批水庫大壩工程，特別是在「大躍進、人民公社」時期，這個地區的水庫大壩工程建設更是到了瘋狂的地步，加上對太行山森林的掠奪性的砍伐，山地失去了樹木植被的保護，洪水災害更加頻繁。不知出於什麼考慮，中國政府又在海河幹流上建閘壩，阻擋海河水流入渤海，海河流域所有的河流都失去了最後的歸處，很多河流的河道中沒有水流。自然的報復來得很快。1963年海河流域出現了24小時最大雨量950毫米的63·8特大暴雨，為當時中國記錄到的最大暴雨。暴雨中心有兩個：南部中心在邢台的內丘縣，北部中心在保定市西完縣。暴雨的北部中心位於雄安新區西面70餘公里處。當時太行山的迎風坡先南後北地籠罩在暴雨之中，寬度約100公里。暴雨形成的洪水衝垮了337座水庫大壩（其中5座中型水庫大壩、332座小型水庫大壩），自然洪水疊加潰壩洪水，以更大的破壞力量沖向白洋淀，沖向天津。京廣鐵路和津浦鐵路幾百公里長的路段被沖毀。當年並沒有報導真實的死亡人數。根據朱幼棣的《悵望山河》一書，死亡人數為5000餘人。當年雄安新區被洪水所淹沒，具體死亡人數不詳。
清華大學尹稚教授在「清華大學雄安新區規劃建設發展高峰論壇」上指出：（雄安新區）「這塊地地勢非常低洼，比常年洪水位，還要低8到9米。」尹稚教授點到了問題的要點，但是表達得不是太清楚和十分準確。目前所選中的雄安新區，地勢非常低洼，地面高程在8米到9米，低於常年洪水位。
下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業標準《城市防洪工程設計規範》（CJJ 50-92）：
雄安新區未來發展人口在2000萬人，屬於一類的特別重要城市，防洪標準應該在防二百年一遇的洪水。特別是中共中央、國務院要把高科技的研究機關、高科技的企業，北京的一些大型醫院，高等院校的分校疏散到雄安新區，以減輕北京的壓力，那麼防洪標準就應該選得高一些，起碼要能夠防禦1963年8月水位高達11.58米的大洪水。
尹稚教授繼續指出：「如果是個小樓盤，填一填補一補還可以。想像這是一百平方公里的新城，絕大部分的土地都是目前這種狀態，那麼它需要大量的工程處理後才能夠把這塊建設土地變得更加的安全，要解決他的防洪問題解決他的這個水澇問題，不是修個防洪堤這麼簡單。」
這一百平方公里的新城，只是雄安新區的起步區面積。中期發展區面積為約200平方公里，遠期控制區面積為約2000平方公里。起步區已經把高程最高的地都用了，中期發展區與遠期控制區的地勢比起步區更低，未來開發條件更加困難。而且起步區面積首先要考慮的是安置雄縣、容城、安新三個縣的現有幾十萬居民，留給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人口的土地就不是很多了。從北京疏散出來的人口願意到這個三年兩淹、甚至有滅頂風險的地方來嗎？中國的硅谷能建立在這個地方嗎？
四、在城市選址中，中軸線不起作用
徐匡迪用傳統南北軸線理論來來解釋雄安新區的選址。徐匡迪說，「北京城市中軸線南延下來正好是霸州，但因為霸州地質情況不是很好，不適合建新城。經在附近尋找，最後在5個選址中敲定雄縣、容城、安新三個區域聯合起來叫『 雄安新區』」。「雄安新區正好位於潭柘寺這條千年南北軸線正下方，而潭柘寺又和通州城市副中心以北京中軸線成對稱布局。」
什麼是「潭柘寺這條千年南北軸線」？歷史上有過「潭柘寺這條千年南北軸線」嗎？回答是否定的。
北京潭柘寺位於北京西部門頭溝區東南部的潭柘山麓，距市中心30餘公里。從潭柘寺向南畫一根南北向的直線，南邊一百多公里處是雄安新區。如果這條南北軸線已經有千年的歷史，它的南端是當時人們難以通行的湖泊與沼澤。
城市中軸線，這是城市規劃布局的一個手段，並不是用於城市選址。《周禮·考工記》記載：「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這是一個棋盤型的布局，中間南北向的道路組成南北中軸線，東西向的道路組成東西中軸線。要注意，無論南北中軸線還是東西中軸線，其長度只有三里。北京紫禁城的布局有南北中軸線，北邊是鼓樓，南邊是天壇。後來開亞運會，中軸線向北延伸。開奧運會，中軸線繼續向北延伸，最後用五個大釘給釘死。這可能是世界上最長的南北中軸線了，它也只有十多年的歷史。而這一南北中軸線的設計者是一位德國人。
《管子·乘馬》說，「因天材就地利，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順應自然，則為最高法則。
從北京潭柘寺向南畫一個南北向的直線，在南邊一百多公里的公里的地方發展雄安新區，不必把什麼「潭柘寺這條千年南北軸線」扯進來，因為它不是選址的依據，也不來自中國傳統文化。
「高毋近旱而用水足，下毋近水而溝防」。安新區選址錯誤，違背了老祖宗的教導，選在「冀中凹陷」，選在華北平原最低洼的地方，選在常年洪水位以下，這就是雄安新區發展緩慢而且未來也不可能有大發展的根本原因。要保證雄安新區100平方公里乃至2000平方公里的城市用地不被洪水淹沒，最好的辦法就是放棄雄安新區的雄偉計劃，人類畢竟要遵守自然法則，中國人必須尊重真正的傳統文化。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