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17日我在煉功點聽同修說《光明日報》刊登文章詆毀法輪功，我們決定採用寫信等各種方式講修煉「真善忍」身心受益的真相，聽說《光明日報》真相信收到好幾麻袋。
同年7月24日中宣部發內部文件，禁止出版法輪功書籍。後來知道是中宣部授意《光明日報》寫文，並讓其它大報轉載為迫害鋪路。
1997年年初，中共政法委書記羅幹指示公安部全國範圍調查法輪功，企圖羅織罪名、誣陷法輪功為×教進行打擊。無奈只得到一個「尚未發現任何問題」的結論。
1998年5月底，科痞何祚庥（羅幹的連襟），在北京電視台的節目中大肆污衊法輪功，信口雌黃，抹黑法輪功。隨後幾天很多大法學員向電視台反映實情：節目內容不實。依據中央對氣功和特異功能的「三不政策」（不宣傳，不爭論，不批評）或寫信或親臨用親身經歷說明真相。這次講真相我在現場。電視台領導承認說，這是建台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失誤，並很快播出了一個法輪功學員在公園祥和晨煉的節目作為更正。
98年7月，羅幹指使公安部一局發出《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採用先定罪後調查的卑鄙手段誣陷法輪功。然而在全國各地也沒有找到一條法輪功的罪證。
7月21日，公安部一局再次發出通知，引發多地公安強行驅散煉功學員，私闖民宅，非法抄家的違法亂紀行為。
由於羅幹們沒有得到想要的「罪證」，之後就採用了特務手段派公安人員臥底，仍無所獲。但是臥底的不少公安人員發現法輪功太好了，從而開始修煉法輪功，並且寫信給當時的中共高層讚揚法輪功，這事引起了江澤民小人的妒嫉心。
二、構陷法輪功
1999年4月11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學院辦的《青少年科技博覽》上誹謗法輪功。天津部份法輪功學員向天津相關機構反映法輪功有益身心健康，提高道德水平的真實情況，指出何祚庥的報導是不實的。第一天主編承認內容不符合事實，表示要改正，第二天編輯就改口說上級有指示，不能承認錯誤。4月23、24日 ，天津市公安局動用防暴警察毆打法輪功學員致使學員流血受傷，並非法抓捕了45人。學員要求放人時，天津市政府告之公安部已介入此事，沒有北京的授權不能放人，並建議說：「你們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決問題。」他們有預謀地把法輪功學員引導到北京。
4月24日晚開始就不斷有法輪功學員紛紛自發來到國務院信訪辦尋求天津事件的公正解決。
我是25日早上將近8點到達信訪辦的，西安門大街人很多。很多同修已經在中南海西門對面的便道上站著。據早到的同修說，開始是不讓進府右街的，後來放行，並有警察指揮安排站在府右街馬路西側人行道上。當時還覺得警察挺不錯的，其實善良的學員早已落入中共挖的一個陷阱──是警察安排學員們在中南海周圍的牆外。
我站在離中南海西北門不遠的街邊。前排的同修靜靜的站著，後面的同修有打坐的、學法的。後面有警察坐在椅子上抽煙聊天，挺悠閒的樣子。我當時在府右街從北往南走了一趟，到處氣氛平和安靜，沒有口號、標語、沒有大聲喧嘩，交通暢通。往回走時正趕上總理朱鎔基已在府右街的西北崗亭，要學員派代表會談，了解情況。我回到自己原來站的位置，靜等會談結果。
大約中午，法輪大法研究會的義務負責人及學員等5人作為法輪功代表進入國務院和政府官員會談，提出三點請求：
（1）釋放天津被抓的學員；
（2）給法輪功修煉群眾一個寬鬆的修煉環境；
（3）允許出版法輪功書籍。
大約晚上九點多法輪功代表返回，這時我的心才落地（原來還有怕代表出不來的擔心）。天津已按前總理朱鎔基的指示釋放了所有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
然後我們就回家了，走時將所有的垃圾煙頭都收拾乾淨，地上連個紙屑都沒有。
兩天後，國務院信訪局負責人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對各種煉功健身活動政府從來未禁止過」「有不同看法和意見是允許的」。
這就是我經歷的「四﹒二五」萬人上訪，整個過程平靜而祥和。
從我經歷的「四﹒二五」事件的表面描述，已可看出江澤民及其打手，迫害法輪功的想法由來已久。四﹒二五上訪是法輪功學員大善大忍精神的體現，是對憲法賦予公民信仰自由的維護，是對「真善忍」宇宙真理的堅持，沒有任何政治訴求，只是為了讓政府了解我們修煉人真實的情況。
我們也聽說當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七人中有六人反對迫害，只有江澤民出於小人妒嫉之心發動了這場大迫害。這是中共獨裁體制的惡果，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悲哀，更是中共邪惡的一貫本性。
我們在此呼籲全世界善良的人們站出來：制止這場對全人類最殘酷的迫害。
——轉自《明慧網》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