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爾什維克主義和納粹主義都在20世紀的和平時期建立了營地系統，「豐富」了鎮壓的歷史。就像維奧爾卡（Annette Wieviorka，譯者註：法國歷史學家）於1997年在Vingtieme Siecle期刊（譯者註：法語歷史期刊）上的一個關於營地的特刊中指出的那樣：在古拉格和勞改集中營（Lagers）被發明之前（先有古拉格），監獄營是戰時壓迫和隔絕的手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集中營系統在歐洲大陸出現，從烏拉爾山到比利牛斯山麓，到處可見營地、勞改集中營和古拉格。但是它們的歷史並沒有以德國及其盟國的失敗而告終。
在戰爭期間，與德國結盟的法西斯和獨裁政權將營地納入其國家的文化。在保加利亞，保守派政府在布爾加斯（Burgas）附近、黑海上的小島聖阿納斯塔西婭（Saint Anastasia）上建了一個拘禁營，然後建了Gonda Voda和Belo Pole兩個營地，用於關押政治對手。1941至1944年間，當權的斯洛伐克民粹主義者，在缺乏人力的土木工程項目附近設立了15個「懺悔工作場所」，把「不合群元素」——通常是指吉普賽人——送到那兒去。被安東內斯庫元帥（Marshal Ion Antonescu）的獨裁政權改成關押政治犯的（前吉普賽人營地裡）最著名的特爾古日烏（Tirgiu Jiu）營地，位於第聶斯特（Dniester）和巴格（Bug）河之間，用於進行種族迫害。
因此，當戰爭結束時，就已經有完善的營地來用作新近被驅逐者（如匈牙利的情況）的過境點，或者作為涉嫌與納粹合作者的拘留營。這也是兩個由納粹在後來蘇聯占領的東德內建立的臭名昭著的集中營：布亨瓦爾德（Buchenwald）和薩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的新的功能。
1945年以後，各式新的營地湧現出來，政府把他們的政治敵人送進去。這些營地最早可能是在保加利亞成立的，那裡1945年頒布的法令允許警察當局建立營地通過做工教育人，稱為勞動教育公社（trudovo-vuzpi-tatchni-obshchezhitiya，或TVO）。數百人，包括數十名無政府主義者被送往佩爾尼克（Pernik）採礦中心附近的庫西安（Kutsian）營地，當時那個營地已被稱為「死亡之吻」，還有的被送到被裡面的囚犯稱為「陰影之營」的博博夫多爾（Bobov Dol）和博格達諾威多爾（Bogdanov Dol）營地。1949年3月在得到有關這些地方的詳細信息之後，法國無政府主義者公開譴責它們是「布爾什維克的集中營」。
「古拉格群島」在1949～1950年間來到中歐和東南歐洲。與納粹營地的情況不同的是，還沒有大量的研究和目擊者的證詞來描述這些營地的樣貌。儘管如此，我們必須至少努力將其勾勒出一個輪廓，不僅以加深我們對共產黨政權的理解，也為在歐洲這一地區喪生的受害者的記憶而伸張正義。
對蘇聯制度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是，這些營地的主要目的是經濟上的。顯然的，該系統旨在孤立並懲罰社會的某些部分。但是，營地的地理分布清楚地表明，他們主要位於當局最需要大量和廉價人力資源的地方。這些現代奴隸可能沒有修建金字塔，但他們確實建造了運河、水壩、工廠和紀念新的法老的建築物。他們還在煤礦、無煙煤礦和鈾礦裡做工。那麼，有沒有可能會是建築工地和礦山的需求影響了對囚犯的選擇以及壓迫的程度和節奏呢？
在匈牙利和波蘭，營地都系統性地位於礦區附近。在羅馬尼亞，絕大多數的營地都沿著多瑙河—黑海運河這條路線建立，還有的在多瑙河三角洲。最大和最重要的一組營地被稱為波阿爾塔阿爾伯（Poarta Alba），被刻入人們記憶中的，有著諸如Cernavoda、Medgidia、Valea Neagra和Basarabi這樣的名字，還有一些多瑙河三角洲的地方（如Periprava、Chilia Veche、Stoenesti、Tataru）。多瑙河-黑海運河很快就被稱為「死亡運河」。那確實是一個可怕的地方，數千名反對集體化的農民被送到那裡，還有其他「可疑的個人」。在保加利亞，被拘押在庫西安營地的人在露天礦做工、在布霍沃（Bukhovo）的鈾礦做工，並在貝勒尼（Belene）為多瑙河兩岸修建堤壩。在捷克斯洛伐克，營地主要分布在西波希米亞地區雅克摩夫（Jachymov）的鈾礦區，以及北摩拉維亞地區俄斯特拉發（Ostrava）的煤田。
為什麼這樣的地方被稱為「勞改營」？領導們有可能一直沒有意識到納粹死亡集中營的大門上面的銘文是「工作讓你自由」（Arbeit macht frei）？這些營地的生活條件，特別是1949年至1953年期間，非常艱苦，而每日的工作通常會讓囚犯們筋疲力盡。
一名勞改營的前囚犯在1988年接受「另一個歐洲」節目訪問時，回憶起那裡的條件。
此人是匈牙利抵抗組織成員，是一個青年組織的負責人，名叫尼斯特（Imre Nyeste）。戰爭結束後，他拒絕加入共產黨。他在提審後被判處勞改，一直待到1956年。那裡的囚犯砸石頭，冬天每天12小時，夏天每天16小時。但是，對他來說最糟的是飢餓。
「我是少數既體驗過共產黨祕密警察也體驗過納粹分子的『幸運兒』之一。他們之間的不同，不是一個有關他們各自的野蠻和殘忍程度的問題。納粹監獄中的酷刑室與共產監獄中的一樣。不同的是別處。如果納粹把你作為一名政治異議人士逮捕，總的來說，他們想知道的是：你的活動是什麼、你的朋友們是誰、你的意圖是什麼等等。共產黨人從來對這一切都不感興趣。他們在逮捕你的時候已經知道你要簽署哪種悔過書。但你自己卻不知道。我壓根不知道自己會成為『美國間諜』！」
監獄和營地的確切數量到目前已經基本清楚，但是確定囚犯人數更加困難。對於阿爾巴尼亞，由丹尼爾（Odile Daniel，譯者註：法國作家）繪製的一張地圖上，標註有19個營地和監獄。1990年製作的保加利亞古拉格地圖顯示了86個地點。根據1989年由前政治犯協會編製的一份清單顯示，在1944年至1962年期間，保加利亞大約有18.7萬人被監禁。這個數字不僅包括有那些被判刑的人，還有那些未經審判而被送到營地的人，以及連續數週被關在警察局的人——通常是用來強迫農民加入農業合作社的手段。根據其它估計，1944至1953年間，約有12,000人在營地，1956～1962年間有5,000人。
在匈牙利， 1948～1953年間有數十萬人被起訴，根據不同的估計，有70萬到80萬左右的人被定罪。大多數案件都是「針對國家財產的犯罪」的審判。這裡和其它國家一樣，由祕密警察執行的行政拘禁也應該包括在數字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柏林牆建立之前，新的政治犯（除了上一節中已經提到的那些）似乎已經很少見了。
在羅馬尼亞，在整個共產主義時期所有被監禁的人數預計在30萬至100萬之間。第二個數字可能不僅包括政治犯，還包括普通罪犯（雖然像「寄生」這樣的罪行就很難界定到底歸哪一類）。英國歷史學家迪雷滕（Dennis Deletant）估計，在20世紀50年代初，大約有18萬人被拘押在羅馬尼亞的營地中。在捷克斯洛伐克，現已確認在1948至1954年間的政治犯人數有20萬。人口1,260萬居民（的國家），就有422個營地和監獄。被監禁者的數字不僅包括那些被審判和判刑的人，也包括未經審判而入獄的人和那些被當地政府隨心所欲地關押在營地中的人。
國與國之間的懲罰世界只略有不同，因為都是緊跟蘇聯的體系仿造的，蘇聯派出的人員常來檢查這些場所。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在蘇聯體制上增添了一些新元素。#（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