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共產黨政府來說，教會是摧毀或控制公民社會機制的最大障礙。天主教會，由於其組織受梵蒂岡指示，代表著一個與總部在莫斯科的信仰敵對的國際信仰。莫斯科明確的戰略是迫使羅馬天主教會和東儀天主教會斷絕他們與梵蒂岡的聯繫，並將由此產生的「國家」教會為自己所控制。從蘇聯領導人和各國共產黨新聞局之間1948年6月的談話中可以理解到這一點，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總書記斯蘭斯基（Rudolf Slansky）對此作了報告。
為了減少教會對社會的影響、把它們置於國家官僚的控制之下，並將其轉化為政策的工具，共產黨人結合了壓迫、企圖腐蝕直至滲透教會等級制度（的手段）。已經開放的檔案，例如捷克斯洛伐克的檔案，已經揭示無數的牧師甚至還有幾位主教都積極與祕密警察合作。他們可能在試圖避免更糟糕的命運？
第一次反宗教的壓迫──如果排除清洗的受害者，例如前文提到的保加利亞牧師──可能發生在阿爾巴尼亞。斯庫德（Shkoder）大主教塔奇（Gaspar Thaci）在家軟禁期間死在祕密警察的手裡。都瑞斯（Durres）大主教普利都士（Vincent Predushi），在被判處30年苦役後，於1949年2月去世，多半是死於酷刑。1948年2月，包括沃爾斯（Gjergj Volaz）和基尼（Fran Gjini）主教在內的使團中的五位神職人員被判處死刑並被槍決。超過一百名神父、修女和神學生被處決或在監禁中死亡。至少有一名穆斯林、名叫皮帕（Mustafa Pipa）的律師因為出面幫方濟各會辯護也死於這一波迫害。多年後的1967年，霍查宣布阿爾巴尼亞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正式的無神論國家。官方報紙Nendori（十一月）自豪地宣布在當年，全部2,169個清真寺和教堂，包括327個天主教庇護所已經被摧毀或關閉。
在匈牙利，伴隨著眾多宗教學校的國家化，政府和天主教會之間的暴力對抗始於1948年夏天。五名神父在7月被判刑，更多的人在8月被判刑。不屈不撓的匈牙利天主教樞機敏真諦（József Mindszenty）於1948年12月26日被捕，並於1949年2月5日被判終身監禁，他被指控與各種同夥密謀反對國家，以及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外國帝國主義勢力從事間諜活動。一年後，政府占領了大多數男、女修道院，把1.2萬僧尼中的大多數趕了出去。1951年6月考洛喬（Kalocsa）的大主教格羅斯（Jozsef Grosz）閣下──「間諜活動」的主導、敏真諦的朋友，遭遇與其相同的命運。匈牙利對教會和宗教團體的迫害不僅僅影響到了天主教徒。路德教會和加爾文教會的數量要少得多，也受到影響，失去了牧師和主教，包括傑出的加爾文教徒──拉瓦斯（Laszlo Ravasz）。
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政府曾試圖在天主教會內切分出一個已準備好與政府合作的派系。這種戰術只取得部分成功，因此壓迫的規模加劇。1949年6月，曾被納粹於1942年關在特雷辛（Terezin）和達豪（Dachau）的集中營裡的布拉格大主教貝蘭（Josef Beran），被軟禁在家並隨後被拘押。1949年9月，數十名抗議關於教會的新法律的牧師被捕。1950年3月31日，對幾位高級教會成員的審判在布拉格開始；他們被指控為梵蒂岡和其它外國勢力從事間諜活動、組織武器倉儲和準備政變。贖主會教徒、神學院校長馬斯蒂利亞克（Jan Mastiliak）被判終身監禁，其他人被判總共132年的徒刑。1950年4月13日至14日夜晚，由內政部對一批女修道院採取了以軍事精準度準備的大規模行動。幾乎所有的修女和神甫被驅離、拘押。同時，警方對所有主教實行居家軟禁，並禁止他們與外部世界交流。
1950年夏天在斯洛伐克東部，政府下令取締希臘天主教東儀教會（Greek Catholic Uniate Church），並命令它與東正教教會合併，這是1946年蘇聯在烏克蘭使用過的一個程序。反對的牧師要麼被拘要麼被趕出教區。蘇聯魯塞西亞（Ruthenia）地區大主教科薩蒂（Jozsef Csati）在一個明顯被操縱的審判中被判有罪，然後被驅逐到在西伯利亞地區沃爾庫塔（Vorkuta）的一個營地，一直被關到1956年。
對教會的壓迫是由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人構思和控制的。1950年9月，領導層批准了一系列對天主教徒的審判，於當年11月27日在布拉格拉開序幕。九名與以澤拉（Stanislav Zela）為首的幾個主教有關的個人都被判重刑，澤拉是摩拉維亞中部奧洛穆茨（Olomouc）教區的總牧師。到1951年1月15日還終於完成了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發（Bratislava）舉行的對三位主教的審判，其中包括希臘天主教會的主教。在這兩起審判中，所有被指控為「梵蒂岡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代理人」的個人都被判處十年至終身監禁的刑期。這種策略最後一次被應用是在那年晚些時候，更多與主教們有關的人被審判。但是迫害並沒有就此結束。波希米亞中部利托摩利斯（Litomerice）教區的主教特羅赫達（Stepan Trochta），一名曾於1942年5月被捕並在特雷辛、達豪和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營被關押過的抵抗戰士，於1954年7月被判處25年徒刑。
那些策劃和實施這些壓迫的人所尋求的，並不只是清除教會高層人士，而是要攻擊所有的基督徒知識分子。查爾斯大學的藝術史教授瓦科娃（Ruzena Vackova）曾參加抗戰，也是一位對政治犯的事業偉大的支持者。她於1952年6月被捕入獄，一直被監禁到1967年。天主教知識分子受到對她和1952年另一次審判的嚴重影響。第二次審判於7月在摩拉維亞首都布爾諾舉行，可能是20世紀歐洲歷史上最大的對「文人」的政治審判。
其中一位在布爾諾受審的人是傅希克（Bedrich Fucik），一位無暇顧及教會等級的捷克天主教徒。他於1951年春被捕，在整個審訊過程中受到了酷刑折磨。直到有一天，在連續七個小時給予拷打者諸如「什麼也沒有」、「我不知道」、「沒有」等等的回答之後，他終於崩潰了，並開始「坦白」。「我求求你，放過我，他跟他們說，「我再也受不了了。今天是我母親的去世周年紀念日。」在審判前整整一週，他被指導如何向法院陳詞。他當時體重48公斤（他被捕前稱重有61公斤），身體處於非常糟糕的狀態。傅希克被判入獄15年，但之後被大赦，並於1960年獲釋。以下是他給本書作者之一卡洛‧巴托塞克（Karel Bartosek）的幾次採訪的摘錄，於1978年至1982年間在布拉格錄製。
B：當你在法庭上時，你是否有是戲中的演員這種感覺？
F：絕對。我從一開始就知道會這樣。
B：你為什麼同意這樣做？作為一名天主教徒知識分子，你如何能接受這個高度編排的斯大林主義喜劇？
F：這是一個人從監獄學會的最糟糕的事情，最讓你不得安寧的。飢餓、寒冷、他們把你困在裡面的黑洞裡，那時令人恐懼的頭疼讓我感到自己要失去視力，所有那些事情，你可以忘記這些，即使它們永遠會和你在一起，藏在你大腦的某處。但有一件事我永遠不會忘記也永遠不會放過我的、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突然間你的身體裡出現了兩個人、兩個不同的人。首先一個我，是一個我一直以來的人；第二個新的我，對那箇舊的我說，「你是一個罪犯，你做了如此這般……」第一個我就反擊，這兩個人就展開爭論，就像一個完全的雙重人格，一個人無情地羞辱另一個。「你在撒謊！這不是真的！」另一個說「是的，沒關係，這是真的，我做過，我簽了」等等。
B：當然，你並不是唯一一個做出這樣的認罪的人，許多人也做了。你們都是意志堅強的男兒，都有你們獨特的身心特質，但你們都表現出相似甚至是相同的方式：你們參與了這個把戲，學會扮演你被分配的角色。我已經談了很多讓這些共產黨人「懺悔」的原因、這些人被毆打直至最後崩潰的一切。但你看世界的視角與眾不同。你內心發生了什麼？你為什麼與政府合作？
F：我無法保護自己，無論是身體上還是精神上，都不能再抵制他們無情的洗腦了。我妥協了。我已經告訴過你我內心有什麼崩裂了的那個時刻（此時他變得愈發激動，幾乎是在喊叫）。在那之後，我根本就不再是我自己了……我認為這非存在的狀態是最大的侮辱、是一個人可以體驗到的最低級的東西，就像毀掉自我的存在。而且他們讓你自己下手。
在巴爾幹地區，對教會的鎮壓沿襲了類似的模式。在羅馬尼亞，針對希臘天主教東儀教會（其信徒數量僅次於東正教會）的消滅戰在1948年秋天變得更加激烈。東正教教會對此持緘默態度，因為它的各級教會普遍是支持當局的──但這一事實也未能阻止當局關閉其下許多教堂並監禁了一批其教會領袖。當年10月，所有東儀教會主教都已被捕。希臘天主教會於1948年12月1日被正式禁止。當時它有1,573,000（在1500萬人口中）忠實信徒，還有2,498座建築和1,733名牧師。當局沒收了其所有物資、關閉了大小教堂，在某些地方甚至還燒毀了它的圖書館。超過1,400名牧師（僅在1948年11月一個月之內就有約600人）和約5,000信徒被送進監獄，在那裡大約有200人被殺害。
1948年5月，隨著92名牧師被逮捕，輪到了擁有125萬信眾的羅馬天主教教會在羅馬尼亞遭到鎮壓。政府關閉了所有天主教學校，把宗教慈善機構和醫療中心國有化。1949年6月，幾位羅馬天主教主教被捕，政府在接下來的一個月禁止了所有修行制度。壓迫行為在1951年9月於布加勒斯特舉行的一次大規模審判中達到高峰，有幾位主教和知名非宗教人士被判「間諜罪」。
其中一位被祕密任命的希臘天主教主教，在一段時間的苦役後被判15年徒刑，做了以下陳述：
多年來，我們忍受著折磨、毆打、飢餓、寒冷和物資被沒收，以及對我們教會無盡的嘲弄和譏諷。我們會像對待聖物一般親吻我們的手銬、鎖鏈和監號上的鐵欄杆，我們像對神聖的法衣一般珍愛我們的囚服。我們選擇了我們要背負的十字架、我們保留它，儘管只要我們放棄信仰，就有自由、金錢和輕鬆的生活。我們的主教、牧師和忠誠信徒一共被判處超過15,000年的徒刑，他們坐牢的時間加起來已經超過了1,000年。六位主教因為拒絕放棄對羅馬的忠誠而被監禁。儘管所有這些受害者付出了血的代價，我們教會今天擁有的主教數量與斯大林和東正教牧首查士丁尼（Justinian）得意地宣告其死亡的時候一樣多。#（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