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兩會時，習近平正處於春風得意之巔。他的思想被寫進了黨章，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被取消，他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借剛結束不久的十九大的超強形象，空前爆棚。但是到了今年，那種豪情，那些自信，似乎都蕩然無存了。和2018年的兩會相比，習近平今年會不會有今不如昔的感概，不得而知。但從海外媒體的報道看，可以斷定，習近平顯然有這樣幾大憂慮：經濟減速、社會不穩和政治不安全。
這反映在今年兩會的幾個特點上。首先，維穩變本加厲。每年兩會期間，中共都會風聲鶴唳，如臨大敵，但今年有過之而無不及。2019是幾個重大政治事件的周年紀念，當局對政治敏感人物的監控及對維權人士和訪民的截訪和驅趕，比以往更加嚴厲。一些異議和民主人士，如趙紫陽前秘書鮑彤、天安門母親群體等，都被列入高度監控的重點人物。
更有甚者，往年的高壓維穩，今年更上一層樓，竟然變成“戰時機制”。離北京尚有一段距離的一些市縣，如河南省滎陽市、山東平邑縣、吉林豐滿區等等，從2月22日到3月17日，啟動戰時機制，要求每日維穩，每日彙報。此外，國家郵政局對所有寄往北京的郵件進行“二次安檢”。其中，對寄往兩會代表、委員駐地及中央領導機關等地郵件，進行“三次安檢”。從新疆寄往北京者，更需特別檢查。同時，搭乘開往北京的高鐵及一般鐵路列車的旅客，在“兩會”結束之前都須在車站內接受“二次安檢”。
這些戰時維穩手段，讓老百姓極為反感。他們問：為何啟動戰時機制？敵人是誰？手無寸鐵的民眾嗎？內戰爆發了？哪兒是匪區？哪兒是解放區？他們還說，兩會好像才是最大的不穩定因素，為什麼還要開呢？
聯想到公安部部長趙克志一月份對全國公安廳局長說，要以防範抵禦顏色革命為重點，堅決打擊境內外敵對勢力的各種滲透、顛覆和破壞活動，就能明白，為何中共今年兩會採取更嚴厲的手段。
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導致中共在今年的兩會期間採取更嚴厲的高壓手段，這就是美中貿易談判的不確定因素。據多家海外媒體報道，今年一月，習近平在各省市自治區黨政軍主要負責人參加的“專題研討班”上，發表講話，提出中共面對的“七大風險”。這“七大風險”包括：政治風險、意識形態風險、經濟風險、科技風險、社會風險、外部環境風險和黨的建設風險。
仔細梳理一下就會發現，美中剪不斷、理還亂的貿易戰，可橫跨5大風險：政治風險、意識形態風險、經濟風險、科技風險、外部環境風險。有意思的是，習近平肯定特別擔心中國經濟會放緩，但是他卻把政治風險放在第一位。這裡的政治風險應當就是政權風險，進而言之，就是習近平能否保持“定於一尊”的地位風險。
習近平的擔憂不能說沒有道理。在和美國波折不斷的談判中，習近平左右為難。對美國讓步太大，會遭到黨內和社會上的質疑，現在已經有人在網上公開辱罵習的親信劉鶴，將其比作清末的李鴻章。對美國讓步太小導致貿易戰遲遲不能熄火，影響到中國的經濟增長，同樣會遭到黨內和社會上的質疑。
這不，眼尖的海外媒體異口同聲地說，毫無疑問，習近平正面對黨內批評。《紐約時報》、法新社，法廣等都認為，習近平在兩會期間受到黨內質疑。法廣稱習近平“得意洋洋的時候已經過去”。《紐約時報》說，習近平其實一直受到中共黨內質疑。根據中共內部人士爆料，在政治局的會議上有人拍桌子批評習近平的現行政策，包括強調“黨能夠領導一切、解決一切問題”，忽略市場邏輯和原理，輕視懂經濟的政治局高層等；還說，元月底公布“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就是因為習近平在中共內部遭遇批評，這份文件也是對兩會代表發出的警告。
總之，習近平的日子難過了。
——轉自《自由亞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