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又開「兩會」了。北京的維權人士胡佳被強行帶到廣東中山進行異地管控，唐吉田和許志永在鄭州深夜遭到無理盤查，遭軟禁和失蹤的人數以萬計。以北京為核心的全國各級安保部門滿負荷運轉，耗費大量人力、財力，動用高科技手段監控公民和社會每個角落。民生觀察在《立刻停止製造「兩會」人權災難》中寫道，「每年三月人大與政協召開所謂兩會，原本最應該反映民意，體現民意，將民意匯聚形成國家政策法規，卻變成了堵塞民意，打壓民意，封禁民意，將上訪民眾、異議人士、維權人士綁架、軟禁、監控、騷擾、失蹤、拘禁，如此一來，兩會就完全成了中國人民的一場人權災難。」
「哪個國家議會開會需要一百多萬人包括軍警、公安、國安及社會安保力量去保衛？什麼人開會如此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動用這麼多社會資源？」這展示了人民代表大會隔離人民、反人民的本質。這背後，其實反映出兩種相反的政治心態：既是為了炫耀暴力和特權，向人民示威，同時也試圖掩飾當局深入骨髓的恐懼。
其實就算上訪者把上訪材料塞到人民代表手裡，也沒有幾個人大代表會瞧上一眼。這些全國人大代表，根本沒有經過人民的選舉。按照中國的選舉制度，這些人是間接選舉選出來的；但從縣級人大到市級到省級再到全國人大，一步一步「間接」過來，跟民眾已經沒有任何關係了，純粹是權貴遊戲。中國公民不但無法直選最高領導人、國會議員，無法直選省、市領導人和人大代表，連縣長、鄉長都無法直選。就算縣級人大代表和鄉鎮級人大代表可以直接選舉，那些選舉也完全被中共操控。沒有多黨競爭、沒有結社自由和新聞自由，選舉必然只是一場鬧劇。絕大多數人大代表來自於政府和企事業單位的領導，黨政官員又佔了其中的大多數。此外還安排了少數勞模、作家、院士、明星、少數民族等作為政治花瓶，除了住豪華賓館、舉手鼓掌、阿諛奉承之外，代表們什麼也做不了。
最奇葩的人大代表就算是申紀蘭了。她從18歲少女至89歲老嫗，13次當選人大代表，也是中國唯一連任13屆全國人大代表的人。大躍進她贊成，人民公社她贊成，文革她贊成，斗劉少奇她贊成，斗鄧小平她贊成；否定大躍進她贊成，否定人民公社她贊成，否定文革她贊成，平反劉少奇她贊成，平反鄧小平她贊成」，這些完全相反的決議她都舉手，幾十年不倒，非有極高的臉皮厚、心腸黑的功夫無法做到。申紀蘭說：「當代表就是要聽黨的話，我從來沒有投過反對票。」這個「舉手機器」乃是黨性大發的活標本。她自稱代表農民，但她其實是地廳級退休幹部，全家多人都是當地官員。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的「傑出」代表，申紀蘭集中代表了中共治下人大制度的虛假、荒唐和醜陋。
在縣區人大代表的選舉中，共產黨通過種種細緻入微或簡單粗暴的方法，保障聽話分子入圍。黨所認可的候選人完全不需要費心思去宣傳、競選，就能夠輕易當選。但既然法律沒有禁止公民獨立參選區縣級人大代表，有些勇敢的公民就試圖探索這種辦法，在環境稍微寬鬆的情況下，個別人還能成功當選。1980年海淀區人民代表選舉，北大選區房志遠、王軍濤、胡平、張煒等相繼貼出競選宣言，還組織選民見面會、答辯會，舉行民意測驗，出版《競選短波》等中立刊物，最後胡平當選為海淀區人民代表。湖北姚立法從1987年開始，先後四次自薦參選潛江市人大代表，最終在1998年高票當選，是1988年以後中國首位自薦當選的人大代表。2003年和2008年，北京郵電大學講師許志永以獨立參選人身份兩次當選海淀區人大代表。民間推動基層人大代表的獨立競選，成為2003年後維權運動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在2011年年底那次人大代表選舉中達到高潮，很多下崗工人、學生、教授、記者、律師和IT業人士，包括李承鵬、夏商等知名網絡作家，紛紛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
但很多獨立參選人在選舉過程中受到騷擾、威脅、監控甚至野蠻毆打。維權人士趙常青1997年成為陝西南鄭縣的人大代表候選人，卻因揭發選舉中的違法行為，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判刑三年。極少數成功當選的獨立代表，在當局意識到他們不聽話之後，被迅速排擠，或在下次選舉時被輕易拿下。
於是就不能不提到仍在獄中的人權律師唐荊陵。2006年他發起的「贖回選票運動」，是一個拒絕虛假選舉、喚醒公民意識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通過公開聲明自己拒絕投票，來表明背離人民的偽選舉中沒有自己的參與和共謀，以此力圖喚醒選民的權利意識。因為推動贖回選票運動和其他民主人權活動，唐荊陵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五年。公民獨立參選，和公開不合作，是在不同方向上揭露出中國選舉的虛假本質。申紀蘭的一生成為專制的小丑和幫凶，而姚立法和獄中的唐荊陵，卻代表了中國人爭取民主的艱難抗爭和勇氣。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