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規模驅逐是另一種在蘇聯新領土上使用的策略。雖然這一策略主要包含四個獨立的大規模行動，但是對家庭或小團體的驅逐早在1939年11月就開始了。所涉及的實際人數尚不清楚。這一問題也同樣存在於1940年下半年從比薩拉比亞（譯者註：現摩爾多瓦）和白俄羅斯東部地區驅逐出境的人數。直到最近，僅有可用的數字是1941年由波蘭抵抗運動或是波蘭大使館提供和發布的。今天，NKVD檔案館明確表示這些數字實際上是最低限度，幾乎肯定必須向上修正。
第一波驅逐行動於1940年2月10日開始，是蘇聯人民委員會（SNK）1939年12月5日決定的一個結果。準備工作，尤其是地面勘察和彙編名單，花了兩個月。組織驅逐出境的人員跨越了很多技術障礙，包括缺乏符合蘇聯火車的鐵路軌道。整個行動都是由梅爾庫洛夫（Vsevolod Merkulov）──貝利亞的助手之一，親自指導的，這不尋常的規格凸顯這一行動對蘇聯的重要性。1940年2月的驅逐對農民的影響最大，包括村裡的居民、林業工人和作為政治戰略的一部分而被搬到這裡使之「波蘭化」的定居者。根據NKVD的統計數字，大約有14萬人被驅逐出境，其中82%是波蘭人。該行動還包括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車隊開去了俄羅斯北部、科米共和國和西伯利亞西部。甚至在蘇聯領導人批准槍決囚犯之前，SNK就已經在1940年3月2日下令進行新一輪驅逐。這次是驅逐囚犯的家屬（即使他們的丈夫或父親正在被執行槍決）以及「社會危險因素」出境。NKVD的數字表明約有60,000人被驅逐，這些人幾乎全部去了哈薩克斯坦，去面臨饑荒和寒冷的可怕狀況。現在從倖存者的證詞中了解到了這一行動的划算之處。一個倖存者，Lucyna Dziurzynska-Suchon，回憶說：
我仍然記得我們生活中這一最糟糕的時期。我們好幾天什麼都沒吃，幾乎沒有。那是冬天，小屋被雪覆蓋著。由於有人在外挖了隧道，我們仍然可以出去……母親仍然可以出去做工。她和我們一樣餓。我們只是躺在那裡，在稻草中擠在一起努力保暖。我們一直看到小亮光在我們眼前跳躍，我們太虛弱無法站立。小屋裡真的很冷……我們只是睡，我們所有時間都只是睡。我哥哥不時會醒來，大聲說他餓了。那是他所有能說的，還有就是「母親，我快死了」。母親哭了很多。她去了鄰近的小屋裡向我們的朋友求助。沒用。我們不得不一直向「我們的父親」祈禱。直到，一個奇蹟可能救了我們。一位來自另一個小屋的朋友拿來了一把小麥。
第三次行動也是SNK在三月簽署的法令的結果，發生在1940年6月28日至29日的夜晚，涉及到所有在1939年9月前沒有住在被蘇聯吞併的領土上並且沒有越過蘇德兩國在波蘭境內的分界線回到家的人（分區後逃離並在另一區域被發現的人仍有權返回家園。因此一共有6萬人，包括1,500名猶太人，從蘇聯占領區返回到了德國占領區。）本次行動驅逐的80,000波蘭人中，有84%的人是猶太人。那些有幸躲過了納粹行刑隊（Einsatzgruppen）在1941年夏天的大屠殺的人，被送去了勞改營。
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行動於1941年5月21日開始，依照蘇共中央（CPSU）和蘇聯人民委員會於5月14日的一個決定。它的目的是清理邊境地區和波羅的海地區的「不良分子」。被驅逐者屬於silposelentsy類別，就是被判處在指定地區（特別是在哈薩克斯坦）20年或更長強制流放刑罰的人。這一波驅逐浪潮影響了邊境地區的86,000人，還不算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
我們用NKVD的數字計算出，有總共33萬到34萬人被驅逐出境。如果我們加上其它可用的數字，那麼這些鎮壓的受害者人數上升到40萬至50萬。有的人群去到了蘇聯的邊遠地方，特別是有超過10萬名被迫在蘇聯工業機構（尤其是在頓涅茨克［Donetsk］、烏拉爾和西西伯利亞的採礦區）裡工作的年輕人，以及15萬名男子被動員進入紅軍的建設營。
在蘇聯統治波蘭東半部的兩年中，約有100萬人（占人口的10%）直接受到蘇聯各種形式的鎮壓：槍決、監禁、進營地、驅逐或強迫勞動。不少於3萬人被槍殺，另有9萬～10萬（8%～10%的被驅逐者）在營地或在鐵路運輸途中死亡。#（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