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皮埃爾．佩昂（Pierre Péan，譯者註：法國調查記者，也是許多關於政治醜聞的書籍的作者）在《極端分子》（L’ extrémiste）一書中所透露的，PFLP-EOC與瑞士納粹銀行家弗朗索瓦．哲努（François Genoud）沆瀣一氣（哲努在該書中公開承認了這一點）。這一事實，對克格勃來說顯然不成問題。卡洛斯後來引人注目的恐怖活動，先後對於PFLP-EOC和克格勃本身來說，也都不成問題，因為他與阿拉伯國家和東方集團國家的約15個情報機構建立了聯繫。隨後是一份局部清單。
1997年在法國受審時，伊里奇．拉米雷斯-桑切斯──一名極其崇拜列寧的委內瑞拉律師（他給他的3個兒子取名為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和烏里揚諾夫）之子，告訴法官讓-路易斯．布呂吉埃（Jean-Louis Bruguiere），他先是在1969年遇到一名PFLP成員。此人是里法特．阿布．奧恩（Rifaat Abul Aoun）。這次會面在莫斯科進行。那個後來被稱為卡洛斯的無聊的年輕學生，正在那裡學習物理、化學和馬列主義。卡洛斯對拉美共產黨缺乏活動感到失望，準備採取更為暴力和激進的行動。在他抵達約旦後不久，PFLP-EOC就給他提供了採取這種行動的機會。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他於1971年初成為一名行動特工，因富有教養、舉止彬彬有禮，而輕鬆地暢行於歐洲。撇開表象不談，他很快進行了一系列引人注目和血腥的恐怖行動。
1975年6月27日，卡洛斯在巴黎殺死了兩名警察，並重傷了第三名警察。12月，他帶頭襲擊了歐佩克（OPEC）駐維也納辦事處，殺了三人，然後逃往阿爾及爾。他與其團隊的其他成員一起，在利比亞、也門、伊拉克和南斯拉夫四處活動。這些成員是德國人，來自一個自稱為「革命細胞」（Revolutionary Cells）、由約翰內斯．維因里希（Johannes Weinrich）領導的激進左翼團體。卡洛斯還經常在東德活動，斯塔西（Stasi，譯者註：東德國家安全機構，正式名稱為國家安全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對他進行了非常密切的監視，提防著一個能夠如此膽大妄為的人。
「Separat」（分離）是卡洛斯的組織在斯塔西內部的代號。1980年，一份絕密文件被發給斯塔西首腦埃里希．米爾克（Erich Mielke）。它被相當直白地稱為「斯塔西關於處理和控制卡洛斯組織的行動計劃」。據資訊豐富的卡洛斯傳記的作者伯納德．維奧萊特（Bernard Violet）說，「維因里希和帕斯卡爾．柯普（Pascale Kopp）﹝卡洛斯的助手和同伴﹞並非真的是斯塔西特工。他們從來沒有為斯塔西執行過任務，他們實際上並沒有被僱用來將信息傳回給德國人，但他們是連接東德特工部門與該組織成員的很重要的中間人。」維奧萊特說出了卡洛斯一連串東德聯繫人的名字──哈利．達爾（Harry Dahl）上校、霍斯特．弗朗茨（Horst Franz）、岡瑟．傑克爾（Günther Jäckel）和赫爾穆特．福格特（Helmut Voigt），之後補充說：「卡洛斯完全清楚這兩人﹝維因里希和柯普﹞與﹝東﹞德情報機構所進行的聯繫。」
卡洛斯與斯塔西的聯繫並未阻止他與羅馬尼亞人建立聯盟，也未阻止他將布達佩斯作為基地來利用匈牙利國家安全部隊。他的組織（更名為「武裝鬥爭爭取阿拉伯解放組織」﹝Organization for Armed Struggle for Arab Liberation﹞）進行了更加血腥的襲擊。斯塔西的福格特上校指責「Separat」組織於1983年8月25日襲擊了西柏林的法國之家（maison de France）。襲擊中有兩人喪生。當時，這起襲擊被歸咎於另一個與東方集團有關聯且以貝魯特為基地的恐怖組織，名為亞美尼亞解放祕密軍（Secret Army for the Liberation of Armenia）。
對於一個似乎從未給過他們任何好處的特工，斯塔西卻表現得如此縱容，也許看起來令人驚訝。這顯然是斯塔西最高層所作出的決定。埃里希．米爾克在戰前擔任德國共產黨各戰鬥組織的負責人，被指控在柏林謀殺了兩名警察。他可能從委內瑞拉恐怖分子和西德最有名的恐怖組織──巴德爾和邁因霍夫集團（Baader Meinhof gang）幫派的其他成員身上，發現了另一個自己。這是一個未經證實的心理學解釋。但斯塔西與這些國際恐怖組織之間一定有著更客觀的聯繫。無論是米爾克還是斯塔西的其他任何人，在精神上似乎都不是了不起的浪漫革命者。如果卡洛斯及其組織與阿拉伯國家和東方集團國家中至少15個不同的情報機構有聯繫，那麼我們可以肯定，這不是偶然的。
共產黨國家對中東極端主義分子的縱容，並不僅僅限於對待卡洛斯。與亞西爾．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強烈對立的阿布．尼達爾（Abu Nidal）和他的法塔赫革命委員會（Fatah Revolutionary Council），先後為伊拉克人和敘利亞人活動，也得益於這種支持，但程度較小，因為他們被認為是較難控制的。儘管如此，他們的領導人在病得很重的時候，仍然可以祕密前往鐵幕的另一側尋求醫療幫助。
東方集團國家直接介入現代國際恐怖主義的另一個例子是他們操縱了德國紅軍派（Rote Armee Fraktion，RAF）。在西方，紅軍派以巴德爾和邁因霍夫集團之名更為人所熟知。自學生抗議中產生，這個約由50名特工和1,000名支持者組成的小型組織，於上世紀70年代投身於恐怖主義，主要攻擊美國在德國的利益。1977年以後，西德「老闆中的老闆」漢斯．馬丁．施萊爾（Hans Martin Schleyer）被暗殺（隨後紅軍派的兩名領導人烏爾里克．邁因霍夫﹝Ulrike Meinhof﹞和安德列亞斯．巴德﹝Andreas Baader﹞死於獄中）以後，該組織在柏林牆的另一側獲得了更多支持，以至於其自己的身分逐漸消失，該組織或多或少地變成了斯塔西本身的一個祕密分支。德國統一後，越獄的最後一批紅軍派成員繼續住在前東德。
操縱游擊隊和恐怖組織，通常並非易事；它需要處事的圓熟和出色的政治技巧。也許因為這個原因，克格勃通過其最傑出的特工之一奧列格．馬克西莫維奇．涅奇波連科（Oleg Maksimovich Nechiporenko），並在朝鮮人的幫助下，選擇在1969至1970年製造了一場完全由自己操控的革命運動。這場革命運動（Movimiento de Acción Revolucionaria，MAR）最終於1971年被墨西哥警方摧毀。很明顯，這一大膽舉措的目的是，革除在其它卡斯特羅派和毛派組織中普遍存在的威脅、缺乏紀律和兩面派作風。這些組織中的一些確實成功逃離了他們的導師。西班牙的反法西斯革命愛國陣線（Revolutionary Anti-Fascist Patriotic Front，FRAP），於上世紀70年代初與中共和阿爾巴尼亞人眉來眼去了一陣子，妄想獲得武器，然後變成了10月1日反法西斯抵抗團體（Anti-Fascist Resistance Group of October First，GRAPO）。與此相反的是，阿維馬埃爾．古斯曼（Abimael Guzmán）的祕魯「光輝道路」（Sendero Luminoso，譯者註：正式名稱是祕魯共產黨）軍隊，總是憎恨鄧小平，與中共新領導層依然沒有多大關係。1983年12月，它甚至襲擊了中共駐利馬（Lima）大使館。該軍隊聲稱忠於強硬的毛主義教義和長期的人民戰爭。
由於現代風險太大，在極少數情況下，共產黨國家通過自己的情報機構，自己實施恐怖襲擊。例如，1987年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一個由兩名朝鮮特工組成的團隊，在一架大韓航空（Korean Airlines）班機於阿布扎比中途停留期間下機，未再返回。他們在這架飛往曼谷的班機上留下了一枚無線電炸彈。在隨後的爆炸中，約有115人喪生。這兩名特工中，一名是經驗豐富的幹部，名叫金勝一（Kim Seung-il），另一名是位年輕女子，名叫金賢姬（Kim Hyuon-hee）。兩人曾在金星（Keumsung）的軍事學院接受過三年培訓。案發後被捕時，金勝一自殺身亡，而金賢姬則全盤招認，接著撰寫了一本書講述她的經歷。現在要斷定這本書有多少屬於捏造，還為時過早。但無論其真實度如何，到1997年，朝鮮依然是唯一一個系統性地致力於恐怖主義實踐的共產國家。#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