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17日，西班牙駐摩洛哥的軍隊在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將軍的領導下，起來反對共和政府。次日，這場兵變蔓延整個半島。7月19日，一場總罷工和工人階級的大規模動員使它在許多城市受到遏制，包括馬德里、巴塞羅那（Barcelona）、瓦倫西亞（Valencia）和畢爾巴鄂（Bilbao）。幾個月前，1936年2月16日，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在西班牙選舉中以極微弱的優勢險勝，獲得470萬票（267個議席），相比之下，右翼獲得399萬7,000票（132個議席），中間派獲得44萬9,000票。社會黨人贏得89個席位，共和左翼贏得84席，共和聯盟37席，西班牙共產黨（PCE）16席。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獲得1席。該黨是1935年由華金‧毛林（Joaquín Maurin）的工農聯盟和安德雷烏‧寧（Andreu Nin）的共產主義左翼聯合而成的。西班牙的主要政治力量之一──全國勞工聯盟（CNT）和伊比利亞無政府主義聯盟（FAI）的無政府主義者，沒有代表當選。按照其原則，他們沒有推出任何候選人參選。這兩個組織共有157萬7,547名成員。相比之下，社會黨（Socialist Party）和勞動者總工會（General Workers’ Union）則擁有144萬4,474名成員。如果沒有無政府主義者支持者的投票，人民陣線將無法贏得勝利。共產黨獲得16席，但其支持率實際上遠低於此。他們聲稱有4萬名成員，但實際只有不到1萬名支持者分布在不直接依靠共產黨的眾多零散組織中。
因此，左派極為分裂，右翼勢力強大，且集中在長槍黨（Falange）一派。城市裡政治示威和罷工四起，動亂蔓延至農村，農民在那裡開始接管土地。軍隊強大，政府分裂，大量陰謀在醞釀中，政治暴力持續升級。所有這些因素都表明，一場內戰正在醞釀之中，這確實是許多人所樂見的結果。
共產陣線
為了增強自己的政治影響力，共產黨人提出與社會黨人結盟。這一策略起初只在這兩個黨的青年組織方面取得成功。1936年4月1日，統一社會主義青年團（Unified Socialist Youth group）成立。然而，隨後於6月26日發生了一件更為重要的事情──加泰羅尼亞統一社會黨（Unified Socialist Party of Catalonia）成立。
共產國際對西班牙並不是特別感興趣。在1931年君主政體垮台和1934年阿斯圖里亞斯（Asturias）工人暴動之後，它才開始關注這個國家。蘇聯同樣不感興趣，直到內戰爆發之後的1936年8月，兩國才簽署了一項相互承認的協議。一個月前，蘇聯政府簽署了一項7月由法國和英國通過的《不干涉協定》，希望防止戰爭在國際間升級。蘇聯大使馬塞爾‧伊斯雷洛維奇‧羅森堡（Marsel Israelovich Rosenberg）於8月27日上任。
在1936年9月成立的弗朗西斯科‧拉爾戈‧卡瓦列羅（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政府中，共產黨只有兩名部長：教育部的赫蘇斯‧埃爾南德斯（Jesús Hernández）和農業部的文森特‧烏里韋（Vincente Uribe）。但蘇聯很快在該政府中獲得了更大的影響力。由於其他幾名政府成員（包括胡安‧阿爾瓦雷斯‧德爾巴約﹝Juan Alvarez del Vayo﹞和胡安‧內格林﹝Juan Negrín﹞）的支持，馬塞爾‧羅森堡幾乎成了一名副總理，甚至參加了部長理事會（Council of Ministers）會議。自從蘇聯急於武裝共和派以來，他擁有了幾項相當大的優勢。
至此，干預其正常勢力範圍以外的地區，成為蘇聯特別重要的事務。蘇聯的干預，發生在西班牙被強大的社會運動和內戰削弱的一個關鍵時刻。1936年至1939年，該國成為某種實驗室。蘇聯當局在那裡不僅應用了新的政治戰略和戰術，而且試驗了將在二戰期間和之後所使用的技術。他們的目標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目標是確保西班牙共產黨（至此完全由共產國際和NKVD掌管）奪取政權，並建立一個會變成蘇聯又一衛星國的國家。為了實現他們的目標，他們使用了蘇聯傳統的手段，如建立無所不在的警察力量，以及肅清一切非共產黨力量。
1936年，意大利共產黨人、共產國際理事會成員帕爾米羅‧陶里亞蒂（當時人稱他為馬里奧‧埃爾科利﹝Mario Ercoli﹞），對西班牙內戰的具體特徵進行了定義，稱其為「民族革命戰爭」。在他看來，西班牙革命的民族主義性質、大眾性和反法西斯性質，為共產黨人提出了一個新的議程：「西班牙人民正以一種新的方式解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問題。」他很快就認定共和黨和社會黨的領導人是這種新概念革命的敵人，稱他們「隱藏在無政府主義原則背後，以不成熟的強制『集體化』項目來削弱人民陣線的團結和凝聚力」。他把建立共產黨霸權確立為一個明確目標，其實現途徑是「一個社會黨和共產黨的共同陣線、建立一個共產主義青年組織、在加泰羅尼亞建立一個單一的無產階級政黨 [PUSC]，並把共產黨改造成一個規模龐大的群眾黨」。1937年6月，西班牙共產黨人多洛雷斯‧伊巴露麗（Dolores Ibarruri）提出了一個新的目標：「一種新型的議會民主共和國」。她以「熱情之花」（La Pasionaria）之名更為人所知，因呼籲抵抗而成名。
佛朗哥宣言（Franquista pronunciamento）發表之後，斯大林立即再次表現出他對整個西班牙局勢的相對冷感。1936年夏陪同安德烈‧紀德（Andre Gide，譯者註：1869年—1951年，法國作家，194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前往莫斯科的傑夫‧拉斯特（Jef Last）回憶說：「發現他們對那裡發生的事完全沒有興趣，我們非常憤怒。沒有任何會議上提出過這個話題。每當我們試圖讓官員們私下參與討論這個話題，他們都小心翼翼地避免發表自己的意見。」兩個月後，鑑於形勢的變化，斯大林意識到，他可以利用這種局勢用於外交和宣傳目的。通過配合《不干涉協定》，蘇聯可能獲得更大的國際認可度，甚至可能有能力瓦解英法聯盟。當然，與此同時，蘇聯正祕密地向共和派提供槍枝，並給予軍事援助，希望利用法國的人民陣線政府。該政府似乎準備與蘇聯特務機關合作，安排對西班牙共和軍的進一步援助。按照萊昂‧布魯姆（Léon Blum，譯者註：時任法國總理）的指示，財政部內閣副部長加斯東‧庫辛（Gaston Cusin）會見了蘇聯官員和密使。這些官員和密使已在巴黎設立總部，為西班牙安排武器運送和志願者招募。儘管蘇聯最初打算避免明目張膽的角色，但共產國際以西班牙的共和事業為名，動員了其所有部門，用這場衝突作為反法西斯宣傳的絕妙工具，對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特別好的效果。
在西班牙本國，共產黨的主要策略就是在共和政府中占據越來越多的職位，以便根據蘇聯的利益來指導政策。POUM領導人之一朱利安‧戈爾金（Julian Gorkin），在一篇題為「西班牙，人民民主的首次嘗試」（España, Primer Ensayo de Democracia Popular）的文章中提出，西班牙共和國的蘇維埃政策與人民民主理想之間存在關聯。他可能是首批提出這一觀點的人之一。相比之下，西班牙歷史學家安東尼奧‧埃洛薩（Antonio Elorza）則認為，西班牙的共產黨政策主要源自「人民陣線中政治關係的大一統而非多元化之概念，以及黨的角色──它自然試圖將聯盟變成一個行使自己霸權的平台」。埃洛薩強調了蘇維埃政策的這種不變模式，稱它鼓動西班牙共產黨竭力反對一切反法西斯主義者，「不僅僅是敵對的法西斯團體，還有任何內部的反對派。」他補充說：「就這點而論，該計劃是打著人民民主旗號奪權之戰略的直接先導。」
莫斯科預測，西班牙共產黨將在1937年9月的選舉中取得成功。當時，由於允許直接投票給某一政黨（voting a straight ticket），西班牙共產黨將得以從全國公民投票中獲利。由斯大林本人授意並密切關注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新型的民主共和國」，與之相伴，將除掉所有敵視共產黨政策的部長。但共產黨人失敗了，主要是因為其盟友的反對，以及隨著1937年12月15日特魯埃爾（Teruel）攻勢的失敗而導致的令人擔憂的形勢變化。#（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