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光易逝，日月如梭。轉瞬間，今年（2018）已經是戊戌變法雙甲子了。回顧發生於1898年（舊曆戊戌年）的這個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事件，卑之無甚高論，唯有幾則雜感而已。
譚嗣同的生死選擇
譚嗣同是晚清「軍機四卿」之一，也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變法失敗，梁啟超曾一度勸說譚嗣同隨自己一起去日本使館暫避風頭，譚並未接受。被捕的前一天，又有幾位日本志士苦勸譚嗣同去日本避難，譚不聽，再三勸說，他答道：「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他終於沒有出逃。殉難之前，他在刑場上對圍觀的眾人朗聲說道：「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尤其是這「死得其所」四個字，從1898年9月以來，一次次地響起歷史的回聲。
平心而論，譚嗣同是有不少逃生機會的，可他決意留下。其時，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都已逃往國外，他不跑，選擇了殺身成仁。反觀自壯士身後直至現今這一個多世紀，國人之中一些有頭有臉者（不論好人還是壞人），一旦出了事情、大難臨頭或是覺察到了危險，總有人躲進外國使館或者逃往國外。自然，這樣做可以理解，誰又願意束手待斃呢？此乃人之本性使然。對於好人，我總是祝願其安全逃離，中國的未來需要他們；對於壞人，我想欠債總是要還的，他們最終是逃不脫報應或懲罰的。好壞、忠奸、善惡終有報。中國近代史中有個亮點在昭告世人：捨生取義般配「我自橫刀向天笑」的詩句，前者是後者最為形象的血的注釋，譚嗣同乃義薄雲天之偉丈夫、真英雄。
譚嗣同是湖南瀏陽人。瀏陽這個地方，出產具有悠久傳統的花炮、豆豉、茴餅、
夏布、菊花石等土特產。特別是工藝獨特的花炮，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生產歷史，並以「瀏陽花炮震天下」的美名享譽世界。我由花炮，聯想到譚嗣同：為了那石破天驚的聲響與艷麗耀眼的一霎，不惜粉身碎骨！
也談「公車上書」
戊戌變法，又名戊戌維新、百日維新、維新變法。若談戊戌變法，不能不提「公車上書」。因為「變法維新的要求開始於1895年北京發生的公車上書」，故其亦稱「戊戌變法的序幕」。關於「公車上書」，《辭海》上的解釋是：「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4月，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派李鴻章赴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引起全國人民的反對。5月2日，康有為聯合各省在北京會試的舉人一千三百餘人簽名上書，提出拒簽和約、遷都抗戰、變法圖強三項主張。史稱『公車上書』。」
《中國歷史辭典》上的詮釋與《辭海》大同小異，只是稍微詳細一些：「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光緒二十一年（1895）春，派李鴻章赴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激起全國人民反對。康有為聯合十八省在京參加會試的舉人一千三百餘人，聯名上書光緒帝，痛列割地棄民的嚴重後果，堅決反對簽訂《馬關條約》，並提出四項解決辦法：『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上書於四月初八日（5月2日）遞到都察院，遭到拒絕。但卻在全國輾轉流傳，成為資產階級維新思潮發展為政治運動的起點，史稱『公車上書』。」 （漢代以公家車輛送各地被徵召和推舉的士子赴都，後相沿以「公車」作為赴京會試舉人的代稱。）
一言以蔽之，1895年5月2日是個重要日子，康有為組織、領導了有一千三百多名舉人參與的「公車上書」。大凡談及「公車上書」，各種歷史教科書和通史類讀物，幾乎都載有與上述兩種辭書相似的內容。而這種說法和定論，要是追根究底的話，正是源自康有為本人的《公車上書記》、《自編年譜》等著述。從他的《康南海自編年譜》中可以看出：他草疏萬言書，「遍傳都下，士氣憤湧」，「至四月八日（5月2日）投遞，則察院以既已用寶，無法挽回，卻不收。」（用寶是指皇帝已在條約上蓋了玉璽。事實上，光緒皇帝是在四月初九即5月3日才在《馬關條約》上鈐印的）。這些年來，海峽兩岸的多位歷史學家和作家經過考證，得知史實並非如此。單是查閱清史檔案的光緒二十一年《隨手登記檔》，就能發現：康有為所說的拒收其上書的四月初八（5月2日）這一天，都察院收到並轉呈的反對求和的「上書」多達十五件，官員的有七件，舉人的有八件，恰恰「以初八（5月2日）此日轉遞上奏之公呈件數為最多」，完全是來一件收轉一件，不曾拒收過一件。那個時候，如若真有十八省一千多舉人的聯名上書，那還得了，都察院敢「不收」?又有什麼理由「不收」？即使是拒絕轉呈，起碼也應該在登記簿上中提一筆吧，可是沒有。再舉一個旁證，那位事無巨細都要記日記的晚清重臣、兩朝帝師翁同龢，在他5月2日的日記中，也並無都察院拒收上奏之公呈的記載。
康有為誣賴都察院「不收」的說辭，主觀上是篡改史實，客觀上已是陷無辜者於不義。事實真相是，5月2日所謂康有為帶頭「公車上書」這件事根本就不存在，這天康有為等人壓根兒就沒有去投遞（上書）。他們只是動議，並未踐行。那些日子，既有官員上書，也有舉人的多次公車上書，並且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卻偏偏沒有一次公車上書是康有為領銜進行的。
雖然康有為對維新變法是有貢獻的，但是謊言必須揭穿。這個「1895年5月2日康有為領導『公車上書』」，純屬子虛烏有；那幅被無數彩筆描繪的聲勢浩大、轟轟烈烈的康有為主導「公車上書」的圖景，實乃近代史的幻影。由此及彼，繼「戊戌政變」之後而至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一系列歷史事件，有沒有失真呢？
兩個戊戌年的一點比照
有識之士曾經指出：中國民間大量辦報是在戊戌變法時期，那時的中國社會形成了一個辦報高潮，一共辦了一百多種報紙，其中有七十餘家是改良派和改革派的報紙。無論哪一派，都不會按朝廷旨意和指示辦報。這個時期的報紙普遍開始議論時政，在國恥的刺激下，士人群起暢言，有的甚至公開抨擊封建君主專制，報紙成為探討國事的公共平台。
上面提及的這個「戊戌變法時期」，應當是廣義的——是指從被稱作「戊戌變法的序幕」的1895年「公車上書」到1898年9月「戊戌政變」這個時期，而非狹義的1898年6月11日至1898年9月21日這103天。當時民間確實辦起了許多報紙。較為知名的有《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時務報》、《國聞報》、《字林滬報》、《湘報》等。
要知道，那是戊戌變法時期，，中國的實際統治者是慈禧太后，這個冥頑剛愎、獨斷專權的老太婆，居然容許私人辦報，不簡單啊！
今年是2018年，又是一個戊戌年，還是「戊戌變法」雙甲子。在120年之後的今年這個戊戌年，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地，能允許民間辦報嗎？直至今天，中國有過一份像模像樣的私人辦的報紙嗎？開「兩會」期間，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敢發表「民間辦報」的提案嗎？
今年這個戊戌年，中共當局對媒體的管控變本加厲。嗐，早就全都是官辦報紙了，還不放心，還左審右查，一個也不放過。記者「觸線」被噤聲，編輯「增字」遭重罰，這些都是新近的事。至於那家先前說過幾句真話的《雜文報》，倡導「做明白人」的《雜文報》，還挨不到戊戌年，就已於2015年不明不白地停刊了。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