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18年11月21日訊】毛澤東時代提出的所謂「楓橋經驗」，近期再度受到中共高層和宣傳機構的熱捧。有專家揭露中共的真正目的，是因它的權力越來越不穩，在內憂外患的危急時刻，以當年文革那一套「楓橋模式」，發動「群眾鬥群眾」，讓民眾互相監督，人人為敵，強化中共對社會的控制。
日前，負責中國社會治理、平安建設的省級領導人，在浙江紹興召開大會，紀念學習推廣「楓橋經驗」55周年，中共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在會上強調，要以習思想為指引，發展新時代的「楓橋經驗」。
隨後，新華社等官媒發表多篇文章，為「楓橋經驗」推波助瀾。
如《人民日報》12日頭版刊登題為「楓橋經驗為何歷久彌新」、副標為「堅持發展楓橋經驗」的文章。強調目前浙江共劃分了7.08萬個網格，配備23.4萬名專兼職網格員，每個網格配備一名專職網格員，全面取代村級的各類協輔人員。
評論人士橫河對新唐人表示，「楓橋經驗」實質就是「群眾專政」，「維穩體制中有兩個分支，「政法委」注重在用司法體系懲罰；而「綜治委」強調群眾專政。只是在不同的階段，專政對象變化不同。
早期是「四類分子」，後來就變成了各類「不穩定因素」，也就是中共不斷製造出來的新的敵人。」90年代，中共由「楓橋經驗」發展出維穩體制中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系統」，包括朝陽群眾、紅袖章大媽、網格治理員，及網評員（五毛）等等。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對自由亞洲分析認為，如今當局再度重點推出「楓橋經驗」跟形勢有關，首先是中共強化對社會的控制，面對中國經濟下行，民怨增加，傳統的維穩方式耗費大量財力。在這種情況下，它就撿起了毛時代的那一套。
所謂「楓橋經驗」，是1960年代浙江楓橋區發明的，一種發動群眾來「監控、改造」「階級敵人」的做法，宣稱「十個人包夾改造一個人，矛盾不上交、社會改造」。它的主要特點是由原來通過司法程序來懲治階級鬥爭的對象，轉為群眾鬥群眾運動。
1963年11月，毛澤東親自批示，向全國推廣「楓橋經驗」。這種群眾專政的方式在此後的政治運動中得到極大地發揮，大批基層官員和所謂有地、富、反、壞等四類分子被迫害致死或自殺身亡。
據中共黨史研究室編印的中共建政以來歷次政治運動中記載：文化大革命期間有420萬人被非法關押審查，超過172萬人非正常死亡，還有眾多家庭被拆散。
胡平認為，楓橋經驗反映了中共政權的根本屬性，它完全是秉承了共產極權制度最基本的一個特點，那就是對一個人，從他的行為，到他的言論，以至於思想，進行全面控制。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就更像是喬治·奧威爾的小說《1984》里描述的那種狀態。「老大哥」時刻在緊盯著你。
1978年中共「改革開放」後，「楓橋經驗」一度被冷落，但90年代，中共領導層開始重提「楓橋經驗」。2013年，在紀念「楓橋經驗」50周年期間，習近平批示要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
這是時隔50年後，又一次由中共最高領導人對「楓橋經驗」作出肯定。如今在中美貿易戰，使得中共政權陷入外患內憂的困境之下，中共高層再度重提「楓橋經驗」。
評論人士文昭在自媒體上分析說，在經濟持續惡化的情況下，中共再提「楓橋經驗」，發動群眾鬥群眾，是因為它的錢不夠花了，現在雖然不像毛時代的財政那麼捉襟見肘，但也是「蛇大窟窿大」花錢的地方多。
文昭表示，顯然中共目前感到有社會不穩的重大隱患，需要加強對社會的壓制。最近大批刪除社交媒體賬號就是表現，但是與它要對社會增加的壓力比，它的維穩開支卻難以同等地放大，這時它就需要重走「楓橋模式」，想發動群眾為其所用。
在鼓噪楓橋經驗的同時，中共官媒開始重新宣揚義和團，北京還接連出現為文革平反的巨型大字報、橫幅。
文昭認為，「義和團和楓橋經驗的共同之處就是，它們都是受到當政者操縱的群眾暴力，以無比光輝正確之名，干著傷天害理的事。」
種種跡象表明，中共領導層已經深陷危機，不得已使用這些歷史符號重塑其威信。
（記者李韻報導/責任編輯：李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