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副總統彭斯就中美關係發表重磅演講，中共外交部一如既往、罔顧事實地進行「駁斥」之際，10月10日，網絡上出現了香港大學SPACE學院常務副院長、香港大學SPACE中國商業學院執行院長劉寧榮教授，於9月開學典禮上的致辭全文，主題為《困局》。從其致辭時間看，應該是在美國川普總統宣布對兩千億美元進口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前。
作為經歷豐富、曾任職多家中英文媒體，並在華盛頓擔任過白宮記者，兩次全程報導美國總統大選，且曾被美國評選為五百位最有影響力的亞裔美國人之一的劉寧榮，對中美政治、文化均有透徹了解，其致辭道出了北京當局身處的局面，而這樣的困局隨著美國副總統彭斯的演講，隨著川普再度稱要對剩餘的兩千多億美元進口中國商品加徵關稅，更為明顯——無論中共外交部怎樣歇斯底里，無論中共官媒怎樣竭力「唱好」。
劉寧榮的演講分為「從歷史中尋困局成因」、「困局背後的認知偏差成因」和「突破困局的三個關鍵詞」三部分。
在回答「困局是如何發生的」，劉寧榮以一些具體例子來說明目前美國及西方一群掌管中國政策的人，與他們的前輩相比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們大多在中國有過不愉快的經歷，看到了在中國崛起之後，反而出現了許多不公、不義的現象，甚至覺得中國經濟崛起之後反而在許多方面退步了。
如美國東亞事務特別助理、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東亞事務的高級主任博明（Matt Pottinger），曾任駐華記者，他就曾因調查腐敗的報導，被中共警察追打和包圍，並被逼迫把採訪資料撕掉衝到馬桶裡。「他覺得像他這樣的西方人在中國都有被毆打的遭遇，那普通的中國人面對的是什麼樣的境遇？」再如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他對中國看法的變化就是一個明證，他曾經非常看好中國的發展趨勢。
劉寧榮認為，導致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在中國問題上意見一致的原因要追溯到2008年。當時，中國推行的國家資本主義使其逃脫了金融危機，使西方意識到了民主正在受到威脅，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並沒有朝著更加寬鬆、更加市場化的方向發展，也沒有朝更加民主的方向轉變，加劇了中美之間的矛盾，也是困局發生的根本原因。
劉寧榮提到，美國政府和智庫現在達成的一致觀點就是「中美之間就是一種競爭關係」。中美之間的競爭不是僅僅在貿易領域的紛爭和競爭，亦包括在南海的軍事博弈。
如果說在第一部分「困局是如何發生的」，劉寧榮更多是從美國的角度闡釋，那麼第二部分「困局背後的認知偏差成因」則主要從北京的角度論及。他認為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們並未察覺到美國上下對中國態度的變化，還是像過去那樣以為，通過建立個人關係就可以搞定中美關係，而這正是北京認知發生問題，從而導致困局出現的原因。
如何解決這樣的困局？劉寧榮表示自己「沒有答案，因為我給出的答案不斷被自己推翻」。不過，有幾樣東西他很堅信，也是他給出的答案：
一、國家的發展必須有賴於民眾的參與，必須讓不同的聲音在決策中都可以聽到，因為一個好的制度遠勝過一個開明的君主。「我覺得一人獨尊的天下，不應該也沒有辦法去解決中國面對的困境。」
二、制度的建立比任何其它東西都重要。「如果說沒有辦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這個制度不僅可以保護每一個人的自由與尊嚴，而且確保每一個企業發展的潛能和長遠規劃，那要解決我們目前所面對的困局是非常困難的。」
三、不可以自閉。「我們必須更加開放。因為只有更加開放，我們才有可能將中國融入整個世界的經濟和政治體系當中。」「我們要有自信，但不是盲目的自信。」「我們必須要接受一個全球都認同的價值觀，這樣才能將這個現存的體系變得對我們自己更加有利。」
劉寧榮還給出了突破困局的三個關鍵詞，那就是「凝視自我」，即不要過分地自卑或過分地自傲；「另類思維」，即接受新的發展方式；「逆境突破」，即在目前的困境下，「必須強壯自己的身體，那就是必須讓大家看到制度建設的前景。如果沒有好的制度，多少賢能之士都無法確保中國可以有長久的競爭力。只有建立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制度，才能給大家帶來一樣非常重要的東西，那就是安全感。」因為「在恐懼的環境中生活，是不可能有前景的」。
在筆者看來，與諸多滿嘴跑火車、自信滿滿的中共御用知識分子相比，劉寧榮對美中現狀成因的描述是符合客觀事實的，而他給出的中肯建議也是切中要害的，如讓民眾參與國家發展，不能一人獨尊天下，建立一個可以保護個人自由和尊嚴的制度，要更加開放，接受一個全球都認同的價值觀。這些也是很多有識之士給出的解決北京困局之法。
然而，為何對於如何解脫困局，劉寧榮要表示自己「沒有答案，因為我給出的答案不斷被自己推翻」？筆者推測，這大概是因為他對於北京高層能否接受這些中肯建議實在是沒有把握。中共十九大以來，北京高層為了保住手中的權力，繼續高舉沒有多少人相信的馬列主義，繼續沿著一黨專制的邪路狂奔，對中國民眾的打壓和鉗制也達到了新的高度。
幾日前，彭斯在演講中就指出：「曾有一度，北京慢慢地走向更大的自由以及對人權的更大尊重。然而，近年來，中國朝著控制和壓迫本國人民的方向急轉彎。」具體來說，一方面，中共通過「無與倫比的監控」， 嚴重限制著中國人民的信息自由流通，並通過所謂的「社會信用分數」控制民眾。另一方面，中國依然沒有宗教自由，「中國的基督徒、佛教徒和穆斯林正在經受新一波迫害浪潮的衝擊。」
無疑，這樣的走向讓很多人憂慮，也讓很多人看不到在中共治下，可以建立一個保護個人自由和尊嚴的制度的可能性，更遑論讓其接受一個全球都認同的價值觀。
在筆者看來，一意孤行，自認為可以在中共治下的框架找到解決困局之法的北京高層，最終是找不到任何出路的，因為其所出台的任何政策都不是切實地為民眾利益著想，而只是為了保住虛弱的政權。至於呼籲民眾自力更生，在一個自身即將被邊緣化的時代，也是不現實的。學者時寒冰剛剛撰文認為「沿用那個時代的思維去解決當下的問題，是很難的。」
那麼，不願改弦更張的中共政權會走向哪裡？唯一的結局是：待到其民心喪失殆盡，死路可期。而且，需要記住的一點是，中共再怎麼折騰也是無濟於事的，因為上天早已判了其死刑。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