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經歷這一連串的失敗之後，共產國際在斯大林的慫恿下將注意力轉向中國。當時，中國處於無政府狀態，被內戰和社會衝突所撕裂，但同時也在經歷一波巨大的民族主義浪潮，「反帝國主義革命」的條件似乎已然成熟。這一時代的一個標誌是，1925年秋，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KUTV，1921年4月成立）的中國學生被重組為新的中山大學（Sun Yat-sen University）。
由於適時地受到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領導人的影響，1925年至1926年，尚未由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被推動著與青年蔣介石（Chiang Kai-shek）所領導的國民黨（Nationalist Party）結成親密盟友。共產黨選擇的策略是，把所有希望都放在國民黨身上，把它用作一種特洛伊木馬來非法引入革命。共產國際密使米哈伊爾．鮑羅廷（Mikhail Borodin）以國民黨顧問的身分到來。1925年，支持與蘇聯合作的國民黨左派控制了該黨。共產黨人於是加大了宣傳力度，煽動社會動亂並增加他們的影響力，直到他們掌控了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但一個障礙很快出現在蔣介石個人身上。他擔心共產黨勢力不斷擴大。他擔憂共產黨人正試圖將他邊緣化。他的擔憂是非常正確的。他採取主動，於1926年3月12日宣布戒嚴，逮捕了國民黨中的所有共產黨人和蘇聯軍事顧問（但他們幾天後被釋放），使國民黨左派領導人噤聲，並強制實施旨在限制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的特權和活動的八點計劃（eight-point plan）。蔣因此成為國軍（Nationalist army）無可爭議的領袖。鮑羅廷接受了新的局勢。
1926年7月7日，蔣介石在蘇聯的大量軍事支援下，向仍在軍閥控制下的中國北方發動民族主義襲擊。7月29日，他在廣州宣布戒嚴。湖南和湖北的農村正在經歷一場土地革命，其動態對共產黨人與國民黨人的聯盟提出了質疑。在工業大城上海，隨著軍隊的逼近，工會開始了總罷工。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共產黨人要求發起暴動，指望軍隊立即進入該市。但沒有這樣的事發生。1927年2月22日至24日的暴動失敗了，罷工者受到李寶章將軍的猛烈懲罰。
3月21日，發生了一場新的、更大規模的總罷工，暴動橫掃了執政當局。經說服，國軍一個師進駐上海，蔣介石也很快加入其中。他決心控制局勢。斯大林受到蔣介石及其軍隊政策的「反帝」旗號所欺騙，下令與國民黨和平相處並支持他們，使蔣介石的成功變得較為容易。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廣州重複了他在上海實施的行動，下令對共產黨人追捕到底並進行痛擊。
但斯大林在可能最糟糕的時刻改變了路線。8月，為了避免在反對派中的批評人士面前丟臉，他派出兩名私人密使——維薩里昂．羅明納茲（Vissarion Lominadze）和海因茨．紐曼（Heinz Neumann），在與國民黨的聯盟瓦解後重新發起暴動。儘管他的兩名使者所策劃的「秋收暴動」失敗了，但他們仍繼續嘗試在廣州煽動革命，以便「能夠在布爾什維克第15次黨代會上給他們的首領帶來捷報」（正如鮑里斯．蘇瓦林﹝Boris Suvarin﹞所說的那樣）。這一策略顯示布爾什維克蔑視人命的程度，甚至包括蔑視其支持者的生命。廣州公社（譯者註：1927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中成立的、仿照巴黎公社的蘇維埃政府）這種毫無意義的做法，證明了對生命損失的漠視，就像幾年前在保加利亞的恐怖行動一樣。
在廣州，數千名叛亂分子與人數超過他們四五倍的軍隊對峙了48小時。公社之前缺乏準備，武裝不足，又奉行不受廣東工人青睞的政策。1927年12月10日夜，效忠共產黨的軍隊在赤衛隊（Red Guards）通常使用的集結地區占據了陣地。和在漢堡（Hamburg）一樣，反叛者們起初受益於突襲，但這一優勢很快就喪失了。12月12日上午宣布「建立蘇維埃共和國」，並沒有在當地居民中引起任何反響。下午，國軍進行了反擊。次日，飄揚在警察總部的紅旗就被得勝的軍隊所取下。報復很野蠻，有數千人死亡。
共產國際本應從這次經歷中汲取教訓，但它無力去研究主要的潛在問題。針對所有目標，暴力的使用再次被正當化，所用措辭清楚地顯示了內戰文化在共產黨幹部中紮根有多深。1931年由共產國際出版、很快被譯成幾種語言的《武裝暴動》（The Armed Uprising），展示了以下一段可怕的自我批評，其結論顯而易見：「我們本應更認真地除掉反革命分子。在廣州由革命分子掌握期間，我們只殺了100人。囚犯只有在『與反動派作鬥爭委員會』的正規審判後才被殺死。在戰鬥中、在革命中途，這一程序太寬鬆了。這個教訓會被銘記。」
這場災難過後，共產黨人撤出城鎮，在偏遠的鄉村重組。1931年後，他們在湖南和江西建立了由紅軍保護的自由區。因此，革命首先是軍事事務的看法，很早就在中國共產黨人中紮根。這種信念將軍隊的政治功能制度化，自然產生了一些觀點，像毛的名言「槍桿子裡出政權」。接下來的事實很清楚地表明，這確實是共產黨對如何奪取和保持權力的構想之實質。#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