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9月6日，湖北省漢陽縣孝感專區（今蔡甸區）上空響起了三聲清脆的槍聲，劃破了小鎮多年來的安詳與靜謐。
9月8日，為躲避中共而寓居美國的胡適，在其日記裡記錄了一則英文報紙的標題：「10,000 See 3 Executed In China」（ 三人被處決，萬名中國人圍觀）。
兩天前，湖北省漢陽縣第一中學操場上，兩名30歲出頭的年輕人和一位65歲的老人，被中共當局處以極刑，約一萬兩千名群眾被中共組織到現場圍觀這一「革命成果」。
《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湖北日報》、《教師報》、《長江日報》連篇累牘地發表了消息、通訊和社論。中央新聞記錄電影製片廠攝製了新聞片《鐵證》在全國放映。台灣中華民國政府也對事件進行了相關報導。
不僅如此，事件還引起了美蘇兩大陣營國家的密切關注。蘇聯《真理報》做了跟蹤報導，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代表團、朝鮮國家元首金日成，先後祕密下榻湖北訪問漢陽一中。路透社記者發布了新聞，十多位美國學生代表，在莫斯科參加第六屆世界青年和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之後，於9月9日專程趕赴漢陽一中探尋事件真相。
這是什麼樣射程的子彈在飛？竟然在海內外掀起如此軒然大波？
升學訴求遭遇「毛式陰陽雙謀」
1956年6月30日，由赫魯曉夫主持的蘇共中央作了《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一度影響了東歐國家， 10月23日至11月4日匈牙利發生了群眾遊行示威，事件被蘇共軍事平息。毛澤東擔心已經取得的政權還有失去的可能性。
1957年4月底，《人民日報》發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宣布開展黨內整風運動，號召民主黨派和各界群眾向黨和政府提意見，聲明「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所謂大鳴大放。教育系統也動員學生對學校工作提意見，幫助「整風」。
同時，毛澤東在黨內指示：「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
毛黨魁這一陽一陰的雙謀詭計著實讓彼時的中國人吃盡了苦頭。
1956年全國處於大冒進狀態，1956年下半年又實施「反冒進」，教育部門1956年招生冒進，導致1957年中小學畢業生的分配壓力很大。大約三分之一的高中畢業生升不了大學，三分之二的初中畢業生升不了高中和中專技校，五分之四的高小畢業生升不了初中。
湖北省教育廳於1957年4月10日向全省各中學下發通知表示今年升學率減低，彎轉得急，要求學校、教師積極進行思想教育，幫助學生樹立回鄉生產的決心。跳出「農門」吃皇糧的機會沒了，這對無數家庭和學生來說，可不是一個「決心」就能解決的了的。
但是熟悉中共的都知道，這是「維穩」的節奏來了：下放矛盾，解決對矛盾不滿的人。
1957年6月12日上午，漢陽縣第一中學女教師李穗在初三（4）班上課時，為了激勵學生刻苦學習，說了一句「今年高中招生比例很小，二十個中取個把」， 提醒學生用功。
讓李穗不可逆料的是，學生的最敏感神經被瞬間觸動，教育體制內大鳴大放的熱乎勁在學生們的胸口還遠沒有降溫。學生們等不及下課，就去找教導副主任楊松濤和校長韓建勛，詢問升學率到底是多少。學生對校領導口徑不一的回答表示懷疑，提出要到縣上查看文件。
「反右」開場第四天 學生上訪釀禍根
6月12日下午，學生們情緒有些激動，喊著「我們要求升學」、「消滅城鄉招生差距」、「擴大招生比例」等口號走出了校園，有的學生騎自行車到郵電局給縣二中、三中學生打電話通報消息，以求呼應。
縣教育局和縣人民委員會沒有明確答覆學生要求查看文件的訴求，學生們轉而直奔縣委會找縣長。縣兵役局局長自然是一套階級鬥爭的說辭來應對學生：「不要被反革命利用了。」
當天，也是人民日報發表反右鬥爭號令《這是為什麼》剛剛過去的第四天。少不更事的學生娃怎能知道大禍就此已經釀下了。
第五天，13日上午，依有數百名學生列隊前往縣政府，向縣長韓茂林提出公布招生比例、全國統一招生、城鄉招生比例一致的三點要求。韓茂林「無權決定升學指標」的解釋被學生們認為是推卸責任。學生想進一步去省委討個說法。
漢陽一中副校長王建國一邊勸阻學生，一邊帶著部分教師緊跟遊行學生做說服工作。史料記載，據韓茂林本人回憶，在韓縣長要求下，王建國做工作動員學生回校了，學生並沒有過激行為。
但在學生返校路上，因還想找招生文件看，忍不住又進了縣委會，當即被幾個幹部阻攔，雙方糾紛不止並發生肢體衝突。一些基層幹部調來了幾百名工人和農民高喊「保衛縣委」口號，揮拳打散了學生。
後來的研究者們分析，在整個事件中，學生的行為一直比較克制，坊間流傳學生捆綁毆打縣長、推倒縣委大院圍牆、搶幹部檔案，應是中共階級鬥爭報導手法、以訛傳訛的渲染，同時也為中共下一步清算做準備。
一篇題為「1957，升學名額調整引發的反革命集團案」的微文中是這樣描述的：「但不排除一些情緒激動的學生亂翻文件、扔石子、辱罵毆打幹部等情況發生；同時，一些或自發或受到指示而介入衝突的復員軍人、工人、農民等，也可能在與學生對峙的過程中做出過激行為，激化了衝突。」
挑起群眾鬥群眾，中共深諳此道。
定性「小匈牙利事件」 定罪「反革命暴亂」
無論是歷史還是當下，在紅色恐怖和紅色威權統治下，若想使自己處於紅潮運動的上游，「寧左勿右」是虧心但不虧命的選擇。
對內，「反右」運動剛剛開幕；對外，「波匈事件」形勢逼人。
13日晚，漢中縣委召開緊急會議，確定學生罷課鬧事屬於「反革命事件」，隨即公安機關進駐了學校，15日，孝感專署和漢陽縣委組成「漢陽事件」調查組進駐漢陽一中。17日，新華社《內部參考》刊登了《漢陽縣發生一次暴動性的中學生鬧事事件》將事件定為「反革命利用學生不滿情緒」，製造的「一次暴動性的學生鬧事」。
漢中縣委《關於一中暴亂事件考察工作總結報告》中「編寫」道：「縣委會、人委會、兵役局、郵電局4個機關被他們搗毀和擾亂了，損壞拿走了電話機2部、自行車4輛、大小辦公用品406件、文娛用品58件，捆打機關幹部29人、工人11人，張貼塗寫反動標語474條，造成嚴重後果。」
7月2日，新華社又炮製了一份《漢陽縣第一中學暴動事件詳細情況》的報導。事件很快傳到了毛澤東的耳朵裡。
在毛黨魁的眼裡，「鳴放和辯論者中，有人不滿足於批評個別弊病，而是對整個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原則發起了挑戰！特別是武漢發生的規模不小的學生示威遊行，竟呼喊出『歡迎國民黨！』『歡迎蔣介石！』。比匈牙利事件的規模小，性質卻更加惡劣。匈牙利還沒人喊『歡迎法西斯』『歡迎霍爾蒂』。」（權延赤《毛澤東與赫魯曉夫——1957～1959年中蘇關係紀實》）
愛眨眼睛竟被槍斃 哺乳期婦女依然被判刑
有「反革命集團」，才有「反革命暴亂」，有集團就有首犯、從犯，有反革命就有總後台。黨的方針定了，剩下就好辦了，對號入座便是了。
副校長王建國出身富民，有參加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歷史問題，為此調查組將王建國定位為 「反革命集團」首犯。大揭發中，有個學生交代上街遊行那會兒，曾向縣文化館圖書管理員楊煥堯（65歲）討開水喝，因楊煥堯是「民盟」成員，曾來過漢陽一中發展王建國入「民盟」，因此楊煥堯大限來臨。
正此時，「民盟」中央已經揪出了「大右派」章羅同盟，湖北省的民盟主委馬哲民也被打成「右派」，以馬哲民為「總後台」，這個「集團」就有了份量。工作組運用 「階級分析」法，「確定」馬哲民是事件的「總後台」。
《關於一中暴亂事件考察工作總結報告》中有關王建國的「犯罪行為」「罄竹難書」：「王犯的反黨活動由來已久。……手段更加反動毒辣，物色拉攏有重大政治歷史問題和特嫌分子組成反革命集團，狂妄向党進攻，通過其集團骨幹分子、副教導主任楊松濤、張良紹把持學校的領導大權，以鍾毓文、鄒振鉅等具體掌握語文、數學、理化三個教研組，從各方面排斥打擊黨的領導，致使學校黨支部工作完全陷於孤立狀態。」
更為荒唐的是，初中語文教研組長鍾毓文有個愛眨眼的毛病。在一次揭批王建國的大會上，他坐在台前正眨眼睛，被台上的工作人員發現，當場揭露鍾毓文在向王建國「使眼色」，宣布對鍾隔離禁閉，繼而列為集團「骨幹分子」。
經過近三個月的「攻堅戰」，9月6日，中共召開漢陽三級幹部大會，宣布以「反革命暴亂罪」判處王建國、楊煥堯、鍾毓文死刑；對胡平軒以及鄒振巨、胡斌等九名教員和一名學生分別判處二至十五年有期徒刑；教師李穗等三人送勞動教養；三名教師被戴上「壞分子」帽子；韓建勛等十一名教職員和十名縣直機關、政法機關幹部受到黨紀政紀處分；三十三名學生被開除學籍、團籍和勒令退學。
關於三名死刑犯的意見，縣法院曾有不同看法，即被貼上「右傾」標籤不予採信，湖北省委分管文教和政法的書記許道琦對死刑判決簽字，北京最高法院核准死刑。
在被判處徒刑的師生中，有一位28歲正處於哺乳期的女老師，還有一位年僅16歲的高一同學。
炮製冤案只需三個月 悄悄平反卻需三十年
1985年5月3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文，將胡斌等人要求為 「漢陽事件」平反的信批轉給中共湖北省委，要求對此案進行複查。6月28日，湖北省委讓省政法委書記張思卿主持複查工作。
9月上旬，複查工作組調查了15個單位、走訪了130多人，收到了大量群眾材料。經反覆認證，複查工作組得出結論：「小匈牙利事件」實際是一起大冤案。1986年元月上旬報中共北京，中共同意徹底平反。
怎麼個「徹底」的平反呢？
中共湖北省委1986年1月27日《關於為「漢陽事件」徹底平反的通知》中明確指示：「考慮這一冤案是在當時『左』的錯誤思想影響下造成的，對具體辦案人員不宜再追究責任。平反工作中，要嚴防別有用心的人乘機挑唆煽動，要通過對『漢陽事件』 的平反，切實總結經驗教訓，進一步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促進和鞏固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當前要抓緊時間紮紮實實做好工作，現在不登報、廣播，在處理好善後工作後，視情況再作適當安排。」
有人總結，這起冤案的製造只需兩份文件、三個月，而平反卻用去四份文件、三十年和難以計數的上訪鳴冤。
結語：中國人心靈的「哭牆」
作家劉富道是當年漢陽中學學生、漢陽事件的親歷人、受害者，他在2012年問世的《漢陽事件》一書的前記「七年的寫作讓我的靈魂得以安寧」一文中寫道：
「我來到土坡上時，看客已經不多了，眼前情景慘不忍睹。地上躺著的是我們年輕的校長、年輕的老師和一位65歲的無辜老人。年輕校長的長褲和鞋，已經被人脫走，雙腿雙腳赤裸著……楊老頭站在台上時，一直不停地哆嗦，如果沒有兩位警員架著，早癱倒在地上，這會兒一動不動地躺下了。」
「我不能在這裡描述我當時看到的一切，那是令我終生難忘的一幕，我無數次想在頭腦中抹去這段記憶，又做不到。上帝在設計人類大腦時，本應該裝上一個Delete鍵，讓人們可以隨意刪除不需要記憶的東西。」
透過紙背，我們觸摸到了那備受煎熬的靈魂，幾十年來無處話淒涼。《漢陽事件》一書的忠實讀者達援朝女士表達，漢陽冤案是中國人心靈的「哭牆」。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