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事件」，發生在25年前的中國民主運動，以及中國政府的大屠殺，成為世界歷史的重大標誌性事件。25年來，中國政府一直遮掩和抹殺這段歷史，但世界各國，包括日本，都記錄了這段歷史。墨寫的謊言，改變不了血寫的史實。
我在紅色恐懼中長大
主持人告訴我，面對八九後的日本年輕人，我應該講講自己的故事，從民主運動的領導者，到流亡海外的政論家、作家。去年，我在日本扶桑社出版的《紅色紙老虎內幕》（赤い中國消滅－張子の虎の內幕）一書中，敘說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在恐懼中長大的。從我能記事的三歲起，呈現在我眼前的，就是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場景：暴力、血腥與恐怖。我的父親，一個中學教師，因為祖上富有的家庭背景，遭到不斷的迫害。被捆綁，被毒打，下跪接受群眾大會的批鬥。
我八歲那一年，我的母親，在長年的驚嚇和貧病交加中，突然離開人世。父親曾帶上母親，從西部的四川去東部的南京治病。兩個月後，父親一人歸來，帶回一個精美的黑匣子。那是一個物質匱乏的年代，就連我們平時裝衣服，用的都是紙箱子。我從未見過如此精美的黑匣子。正當我驚異莫名，父親說，那是骨灰盒。母親在裡面。原來，曾經美麗的母親，已經像蠟燭一樣，燃成了灰燼。
我的人生，陷入了更深的災難。父親一人，拉扯著我們四個孩子長大。為了生存下去，從八歲開始，我就被迫從事沉重的勞役：上山打柴，下河捕魚，飼養雞、豬、兔子、蜜蜂等，從早勞作到晚。別的孩子在操場上玩耍，正在幹活的我，只能羨慕地看著。籠罩在家庭背景的陰影下，小學畢業後，我幾乎失去升初中的機會。
毛澤東死亡，中國的轉機
1976年，統治中國長達27年的大獨裁者毛澤東死亡，按照他臨死前的指定，華國鋒成為過渡時期的領導人，但毛的真正意圖，卻是要他的妻子江青接班，成為最高領導人；而在江青之後，將是毛的侄子毛遠新。然而，華國鋒發動宮廷政變，逮捕了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及毛遠新。以這一事件為標誌，毛澤東時代結束，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進入經濟建設年代。
毛澤東的死亡，讓中國、也讓我的人生出現轉機。中國恢復了曾經被毛廢止的高等教育。在家裡排行最小的我，趕上了考大學的機會。十六歲那一年，我考上了位於毛故鄉的湖南大學。
北京高層的權力鬥爭並沒有停止。鄧小平，曾在革命年代緊緊追隨毛澤東，但毛髮動文革後，一度將他打入冷宮。華國鋒開恩，允許鄧再次出來擔任領導職務。但鄧恩將仇報，憑藉他的老謀深算，幾年後，鄧小平把華國鋒趕下了台。
鄧小平開啟老人政治
從1979年開始，75歲高齡的鄧小平，成為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當代中國的老人政治，由此建立。以鄧小平為首，有一個「老人幫」，其主要人物，被稱為「八大元老」，他們控制了中國政治，越過憲法和黨章，挑選或罷免主持日常工作的領導人，後者相對年輕一些。
鄧小平主張經濟改革，起用改革派人物胡耀邦和趙紫陽，分別出任總書記和總理。在胡、趙主政下，1980年代，成為當代中國最寬鬆、最開放的年代。曾經封閉的中國，與外部世界有了越來越多的交流。中國的民主運動，就發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
童年的磨難，讓我多思而早熟。自幼酷愛閱讀，上大學後，更是博覽群書。十八歲那一年，我在湖南大學圖書館，讀到一本書：《斯大林與中央委員會》，作者是蘇聯社會科學院院士，中文的翻譯本，只有在大學的圖書館才能見到。
這本書，讓我陷入深思，繼而霍然醒悟：中國的災難，就像蘇聯的災難一樣，都是因為一黨專政的制度；毛澤東就像斯大林一樣，都是冷血、殘暴的獨裁者。我意識到，權力必須受到監督，人民必須當家做主；中國的出路，在於民主化。從那以後，我暗暗立誓，要為中國的民主化而奮鬥。
胡耀邦，1986年的學生運動
思想變成行動，我開始在同學中談論民主價值。1985年，當我在上海同濟大學攻讀研究生學位的時候，我與身邊的兩個同學，用悄悄散發傳單的方式，啟蒙民主與自由。有一天，我踩著自行車，冒著凜冽的寒風，獨自到另一所大學散發傳單，回去的路上，突然覺得自己很孤單、精神很空虛，周圍的人，都悠哉游哉、得過且過，不禁自問：我為什麼要這麼做？
然而，聚集在我身邊的知音越來越多。1985年冬天，22歲那一年，我寫了一封「萬言書」，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呼籲中國政府，推行以民主化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我聯合另外9名研究生，共10人，在萬言書上連署簽名。在中國，民間人士給領導人寫信，通常冒著風險，如果領導人發怒，寫信的人可能坐牢。
然而，胡耀邦沒有發怒，反而派遣了兩名官員，到上海來聽取我們的意見。我感受到鼓舞，於是幻想，有胡這樣的開明領導人，中國的民主進程，或許可以從政府的改革開始。然而，胡耀邦自己的下場卻是，被「老人幫」趕下台。
1986年冬天，發源於安徽省的學生運動，波及到全國十幾個城市，其中，以上海學生運動的規模最大，持續一週，每天上街示威的學生，都有幾萬人。12月20日那天，形成高潮，參加遊行的學生，多達7萬人，跟隨和圍觀的市民更多。我引領遊行隊伍，踏遍了上海的幾十條大街，一路領呼口號，直到嗓音完全沙啞。那一天，是我的生日。以這種特殊的方式，我度過了難忘的23歲生日。
學生運動自髮結束。在北京，胡耀邦遭到以鄧小平為首的政治老人圍攻、責難，經過一個多星期羞辱性的內部批判會，胡遭到罷黜，黯然下台。這一事件顯示，手握實權的政治老人，是中國民主化的最大阻力。接替胡耀邦出任總書記的，是時任總理的趙紫陽，也是一位開明派、改革派，只不過，與胡耀邦相比，他顯得更為沉穩、機敏，暫時獲得鄧小平和老人幫的信任。
八六學潮後，我從上海同濟大學畢業，前往廣州中山大學，出任經濟系助教。到達廣州後，我迅即開始在當地傳播民主思想，並尋找知音、同道。不少人給我潑冷水，說：廣州是一個商業城市，人們熱衷做生意，沒人關心政治，沒人對民主感興趣。
天安門事件，民主運動的高潮
但我並不氣餒。不久，在我身邊，就形成了一個嚮往民主、追求自由的朋友圈子。到了1988年，我們開始計劃，要在1989年發動更大規模的民主運動，以紀念中國「五四」運動70週年和法國大革命200週年。我發起每週民主沙龍，探討中國前途，吸引了更多學生和知識份子的參與。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去世，這一突發事件，改變了我們原定在廣州的計劃。中國民主運動被提前引爆。以悼念胡耀邦為出發點，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率先走出校門，包括廣州和全國各大城市的學生，也紛紛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喊出「反腐敗」、「要民主」的口號。學生運動，很快演變成社會各階層參與的全國民主運動，遍及三百多個城市，各地動輒數十萬人、或百萬人參加，歷時近兩個月。規模空前的民主運動，不僅創下中國歷史、也創下世界歷史的記錄。
作為大學教師，我被推舉為學生自治會的名譽主席，除了組織示威遊行，更奮筆疾書文告和大字報，每天書寫三十多份，有的提供給學生領袖，成為他們的演講稿；有的張貼在校園中心，啟蒙思想；有的製成傳單，成為街上的宣傳品。
那段時間，包括我在內，大多數中國人都很樂觀，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中國人似乎從來沒有那麼高興過，每次遊行，都像過節一樣，興高采烈。我們憧憬著，一個民主的中國，很快就會到來。
「六四」大屠殺，中國的希望破滅
然而，老人政治，繼續成為中國的頑疾。在北京，在中南海的深宮裡，大權在握的老人集團，磨刀霍霍，圖謀以武力鎮壓民主運動。身為軍委主席的鄧小平，暗中調集三十多萬解放軍，包圍北京。在黨內，經過又一輪激烈的權力鬥爭，鄧罷免了主張與學生對話、開啟政治改革的開明派總書記趙紫陽，並將他軟禁。這一幕，彷如百年前的清朝末年，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軟禁了推行憲政改革的光緒皇帝。陰暗、冷酷、殘暴的中國宮廷悲劇，再一次重演；中國政治，再一次倒退。
1989年6月4日凌晨，85歲的政治老人鄧小平下令展開大屠殺。強行進入北京的解放軍，用衝鋒槍和機關鎗掃射人群，用坦克碾壓學生和市民。密集的槍聲，此起彼伏的口號聲和哭喊聲，交織成一片。部分北京市民和學生，展開了英勇抵抗，阻擋並焚燒進城的軍車和坦克。中國首都，火光衝天，濃煙滾滾。北京，成為一座戰爭的城市、一座燃燒的城市、一座流血的城市。中國軍隊，對自己的人民發動戰爭，朝自己的人民開槍！
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最終不敵全副武裝的解放軍。經過一夜屠城，解放軍控制了北京。波瀾壯闊的中國民主運動，被政治老人、解放軍、坦克和機關鎗聯合粉碎。
身陷囹圄，揭露中國黑獄醜聞
鎮壓之後，當局展開了大逮捕。我被列為廣東省的四大通緝犯之一，不久被捕，投入監獄。用厚重的鋼筋混凝土封閉的黑牢，彷如一座墳墓。在這樣的墳墓裡，我被活埋了三年。因為長年見不到陽光，呼吸不到新鮮空氣，皮膚變薄，一碰就會出血、潰爛，而且，傷口長時間不癒。頭髮變干，如稻草一般。但我存活下來，直到三年刑滿釋放。
出獄後，我繼續從事政治活動，再次受到當局傳訊。我逃往香港，卻遭香港警方遣返。於是，再次落入中共的牢獄。這回，當局未經審判，就將我判處兩年勞教。為了報復我，當局將我發配到一處山區，白天，在碼頭抬石頭裝船；晚上，在勞教場製作人造花。在管教幹部和犯人頭的棍棒交加之下，犯人們像奴隸一樣勞作。彷如電影《斯巴達克斯》（Spartacus）的場面。
我發現，我們生產的人造花，被貼上了英文商標和美金標價，因而懷疑，中國當局非法出口奴工產品。於是，我暗中寫信給聯合國和國際人權組織，揭露勞教場的黑暗，並附上人造花商標，供他們查證。我的密信，經過曲折的路徑，到達美國。人權組織在美國商店發現了這類商品，證明中國當局非法出口有我參與製作的奴工產品。由此，中國政府備受國際壓力，勞教場也不願再容留我這麼一個「麻煩製造者」，在這兩重因素下，我被提前釋放。那是1995年3月，我重獲自由。
出獄後，依然遭到當局的嚴密監控。信件受檢查，電話遭竊聽，行走被跟蹤，並經常被公安官員約談。身體走出了監獄，精神還困在監獄中。其實，整個中國，對我而言，就是一個大監獄。我同時發現，「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社會整體沉淪，官場腐敗，社會道德滑坡，酒池肉林，銅臭薰天，中國政府有意將中國人民引導到一個紙醉金迷、醉生夢死的境界，讓中共政權免受挑戰。公安官員對我表示：願意協助辦理護照，讓我出國。他們說：像你這樣的民運人士，要麼一次又一次地坐牢；要麼出走海外。
流亡生涯，堅守民主事業
1996年冬天，我前往美國。沈重的國門，在身後關上。漫長的流亡，從此開始。從國內到國外，體會新的「圍城效應」：裡面的想出來，外面的想回去。最初幾年，思鄉心切，思鄉成疾，常常夜不能寐。睡夢中，竟多是童年場景：川北小鎮，崇山峻嶺，漲水季節咆哮翻濁的倒溪流。恰是：「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作為流亡者，我可以去任何國家，唯獨不能去中國——自己的祖國。我多次造訪亞洲國家，環中國而行，過國門而不入。唯祖國，不得其入。遙望海天蒼茫處的故國方向，心中苦痛，猶如巨石千斤。望穿秋水，唯有淚光閃閃。
流亡中，我攻讀哥倫比亞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同時沒有放棄對民主事業的堅守。我勤於筆耕，經常發表政論；不斷出版著作，解析中國政局。在美國的中文電視和電台上，我逐漸成為頻繁出鏡的政論嘉賓。我的思考和政見，通過網際網路和翻牆技術，持續影響著海內外中國人。
兒時的磨練，民主運動的洗禮，鐵窗下的堅韌，所有這些經驗，積累成頑強的生存力，以至於，在流亡中，我仍然能夠創業，在美國白手起家，成功開創了一所商業學校。被周圍人譽為又一個成功的「美國故事」。也算是不幸中的萬幸。
天安門事件，過去了25年；我的流亡生涯，也過去了17年。當年的民主運動，口號是「反腐敗」、「要民主」。今天的中國官場，更加腐敗，百倍、千倍的腐敗，中國官員，憑藉手中的權力，大肆貪污，並將財富、家屬、子女大量轉移外國。
今天的中國政治，更加黑暗。當權者陷入無休無止的權力鬥爭，毫無安全感；異見人士下獄，前仆後繼；新疆爆炸聲不斷；各地砍殺事件頻發；西藏人接連自焚……作為獨裁政權，中國政府對內鎮壓的同時，也強化對外威脅，窮兵黷武，四面樹敵，顯露危險的軍國主義傾向。
這一切證明，所謂「中國威脅」，其實是中共威脅，這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面臨的共同威脅；而中國的民主化，不僅惠澤於中國人民，也將惠澤於世界人民。
2014年5月29日，於東京日本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