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1973年對於婦女墮胎權以及隱私權的重要案例。對於婦女墮胎的問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承認婦女的墮胎權，受到憲法隱私權的保護。判決後各州均制定不同的法律，唯限制不一。
最高法院的判決至今仍受到美國的社會爭議，部分反墮胎團體一直爭取推翻判決，而支持墮胎權的人士則要求維持最高法院的判決。
在1973年之前，美國很多州都將墮胎視為一種違法行為，而在羅伊訴韋德案判決出來之後，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了大多數州的反墮胎法，確立了「三階段標準」，來指導各州法律在婦女妊娠的不同階段是否應當允許墮胎。
美國最高法院確立的「三階段標準」肯定了妊娠第一期（First trimester，妊娠頭3個月）婦女作決定的自主權；在妊娠第二期（Second trimester，妊娠中3個月），為了婦女的健康，各州可以限制墮胎，但不能禁止墮胎；在妊娠第三期（Third trimester，妊娠後3個月），除非母體有生命危險，為了保護胎兒，各州可以立法限制或禁止墮胎。
最高法院把墮胎在法律上歸於隱私權的範疇。但是，在美國，隱私權的憲法史遠遠短於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始於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的權利法案本身，並沒有提到隱私權。但是美國最高法院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判決，涉及到保護公民免受政府對諸如婚姻、生育、避孕和墮胎這些個人活動進行干預。
當代的隱私權，被看成不受政府限制從事某些行為的權利，而傳統的看法則是，保留某些個人事務免受公眾調查的權利。近些年來，法院在判決中，逐漸擴大了隱私權的範圍，把隱私權和個人自主聯繫在一起。事實上，在美國法律的多數歷史時期，隱私的權利並不意味著道德中立原則，也不意味著個人可以完全的做出自由選擇。個人自由一旦被無限放大，其實就是社會失控的開始。
從表面上看，墮胎在道德上是否允許，支持墮胎和反對墮胎在這個問題上具有重大分歧，法庭因此擱置道德和宗教問題，保持中立。但是，墮胎是否等同謀殺，這個事關道德與宗教的問題，恰恰是把法院置於一個困難的境地。因為，如果基督教中墮胎等於殺人的信條是真的，人的生命始於懷孕，那麼會為法庭擱置這個問題帶來爭議。為了政治目標抽離道德和宗教本身就不太合理。個人權利優先於道德的原則，本身就來自無神論。在一些重大的道德問題上，把政治、法律和實質性道德判斷分離開也困難重重。
九評編輯部新書《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一書指出：
推動「墮胎權」是邪靈毀人的另一個手段。最初考慮墮胎合法化只是基於不得已的特殊情況，如強暴、亂倫；或因母體的身體健康狀況不佳，如有精神疾病、心理疾病等。
「性解放運動」的鼓吹者認為性不必限定在夫婦間，但夫婦以外的性關係最大障礙是懷孕，因為避孕難免會失敗，所以推動墮胎合法化作為避孕失敗的補救辦法。1994年聯合國開羅人口會議中，乾脆公然將人類擁有「生育權」作延伸解釋，其中之一是人擁有「滿足和安全的性生活」的權利，因而有墮胎權。
此外，女權主義提出女性「身體自主權」，主張女性有權自己決定是否要生下或殺死胎兒。這樣，墮胎從最初的「不得已」，發展到可以「隨心所欲」結束胎兒的生命。魔鬼放縱人的慾望的同時，利用女權和性解放鼓勵殺死胎兒，不但讓人犯下大罪，而且讓人更踐踏傳統的生命神聖性觀念。
上個世紀，在美國和西方世界出現明顯的道德墮落趨勢，其中一個重要事件是進化論和無神論進入美國中學教科書。1959年是達爾文發表進化論的一百周年。一些提倡進化論的科學家重新質疑學校不教導進化論，結果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中學教科書將進化論代替了創世論。鼓吹進化論者更是透過法庭訴訟，企圖推翻只准在學校教導創世論的法例。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美國最高法院禁止了在學校內進行祈禱和讀《聖經》，同時社會進入性解放時代；七十年代，通過全國墮胎合法化，造成至今有近6千萬名嬰兒在母腹中被殺；八十年代，同性戀和同性婚姻合法化運動出現，經過短短30多年，現在同性婚姻在全國合法化，又出現了性別混淆、男女同廁的運動。
在這些運動的背後，無神論與進化論是主導因素。由此，美國的傳統和道德標準迅速下滑。
誠然，在美國憲政的慣例，政府和法律儘量不過多介入私人領域，最高法院雖然判決保護自主墮胎的權利，但是，並沒有就墮胎本身的對錯做出判決。那麼，是否選擇墮胎，最主要還是決定於個人的選擇。
美國的憲法源於自然法，自然法源於神對人的規訓。除了特殊情況之外，墮胎其實就是殺害生命。美國墮胎成風，是人們背離了傳統和神的教誨之後造成的亂象。
人類歷史上任何正教都珍視生命，美國以基督教立國，獨立宣言和憲法的基礎內容大都是來自基督教《聖經》的概念。川普總統上任後，開始致力於捍衛信仰自由，保護生命。
「每一個生命都是神聖的，每一個孩子都是來自上帝的珍貴禮物」，川普在2018年5月22日演講中的這句話，向世界傳達出了清晰明確的理念和信息：美國正在向傳統價值觀回歸。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