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日耳曼人的放逐之後，隨之而來的是，1943年11月到1944年6月的第二波放逐大潮。當時，6個民族──車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亞韃靼人、卡拉恰伊人（Karachai）、巴爾卡爾人（Balkars）、卡爾梅克人（Kalmyks），被以「與納粹占領者大規模勾結」為由，放逐到西伯利亞、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和吉爾吉斯斯坦。這波主要的放逐潮之後，1944年7月到12月其它行動也接踵而來。其目的是清洗掉克里米亞和高加索地區其它幾個被認為不可靠的民族：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克里米亞的亞美尼亞人、麥斯赫特土耳其人（Meskhetian Turks）、庫爾德人，以及高加索的赫姆辛人（Khemshins）。
對於高加索山地民族──卡爾梅克人或克里米亞韃靼人與納粹之間假想的勾結，最近可用的檔案文獻未提供任何新的信息。一些事實指向克里米亞、卡爾梅克共和國（Kalmykia）、卡拉恰伊地區，以及卡巴爾達—巴爾卡爾共和國（Kabardino-Balkaria）的少數勾結者，但無任何證據表明，勾結是這些地區的普遍政策。最具爭議性的通敵事件，正是發生在1942年7月紅軍於頓河畔羅斯托夫失利後，以及1942年夏至1943年春德國占領高加索地區期間。在蘇聯軍隊離開與德國人到來之間的權力真空中，一些地方領導人建立了「全國委員會」。這些地區包括：卡拉恰伊—切爾克斯（Karachaevo-Cherkess）自治區的米高揚—沙卡爾（Mikoyan-Shakhar）、卡巴爾達—巴爾卡爾自治共和國的納爾奇克（Nalchik）、卡爾梅克共和國的埃利斯塔（Elista）。德軍承認這些地方委員會的權威。它們享受了幾個月的宗教、經濟和政治自治。高加索地區的這種實驗，使柏林更加確信所謂的「穆斯林神話」，即蘇聯的伊斯蘭地區可能受到剝削這種看法。因此，克里米亞韃靼人也獲准建立自己的「中央穆斯林委員會」，其總部在辛菲羅波爾。
不過，因為納粹擔心20世紀20年代中期被紅軍粉碎的泛突厥運動（Pan-Turkic movement）可能會回潮，他們從未把卡爾梅克人、卡拉恰伊人和巴爾卡爾人享受了幾個月的自治，給予克里米亞韃靼人。為了換取給予他們的微小的自治權，這些地方當局貢獻了幾支部隊，來擊潰仍效忠於蘇維埃政權的、幾乎可忽略的軍隊的抵抗。簡而言之，這些部隊僅相當於幾千人：克里米亞的6個韃靼營，以及一支卡爾梅克騎兵隊。
車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國，只是部分被納粹小分隊占領約10個星期，從9月初至1942年11月中旬。沒有絲毫的通敵證據。不過，車臣人此前一直是個叛逆的民族。1925年，蘇聯當局曾發動幾次懲罰性徵伐，來沒收這些人所持有的一些武器；1930至1932年再次征伐，試圖瓦解車臣人和印古什人對集體化的反抗。1930年3月和4月，以及1932年4月和5月，在打擊「土匪」的鬥爭中，NKVD特種部隊叫來大炮和空中支援。這在一直反抗莫斯科影響力的民眾中，激起抵制中央集權的強大風潮以及獨立的渴望。
1943年11月至1944年5月，有五次大型驅逐運動按照通常方法實施。但與早前對富農的放逐不同，這些行動以「非凡的組織效率」（用貝利亞的話來說）為特徵。後勤準備工作精心安排了好幾星期，並由貝利亞及其助手伊萬．謝羅夫和博格丹．柯布羅夫親自監督。他們都乘坐特種裝甲列車行進。這場行動涉及大量車隊：1943年12月27至30日，投入了46支車隊，每隊60輛卡車，用於放逐93,139名卡爾梅克人；1944年2月23至28日，投入了194支車隊，每隊64輛卡車，用於放逐52萬1,247名車臣人和印古什人。為了在戰爭最激烈之際實施這些不尋常的行動，NKVD動用了11萬9,000人的部隊。
這些行動，直到最後一刻才籌劃。它們始於對「具有潛在危險性分子」的抓捕。這些人在人口中占1%到2%，其中大多數是婦女、兒童和老年人。絕大多數成年男子正在俄羅斯的旗幟下戰鬥。這些行動進行得極為迅速，如果相信發給莫斯科的那些報告的話。克里米亞韃靼人於1944年5月18至20日遭圍捕。頭天晚上，負責這次行動的柯布羅夫和謝羅夫給貝利亞發了一封電報：「今晚8點，有9萬人被移到車站。17支車隊已將48,400人送往目的地。25支車隊正在裝載人。行動進行得極其順利，並繼續進行。」5月19日，貝利亞告知斯大林，第二天有16萬5,515人被集中在那些車站，其中13萬6,412人被裝上車，編入車隊。5月20日，謝羅夫和柯布羅夫給貝利亞發了一封電報，宣布這次行動已於那天下午4:30完成，共有17萬3,287人在運送途中。運送剩下6,727人的最後4支車隊也於那天晚上離開。
從NKVD官僚機構的報告看來，這些影響數十萬人的放逐行動，似乎是一種純粹的例行公事；每次行動都比上次更加「成功」、「有效」或「合算」。在放逐車臣人、印古什人和巴爾卡爾人之後，NKVD文職人員所羅門．米爾斯坦（Solomon Milstein）起草了一份長篇報告，談及「與早前的放逐相比，最近這些放逐行動中節省了卡車、木板、水桶和鏟子」。
「運送卡拉恰伊人和卡爾梅克人所獲得的經驗，使我們採取某些措施成為可能。這些措施讓我們得以削減車隊所需，從而最終減少了所需的行程次數。我們現在把45人裝進每輛牲畜運輸車，而不是以前的40人。通過把人與其財物放在一起，我們也減少了所需的卡車，從而節省了37,548米的木板、11,834隻水桶和3,400個爐子。」
NKVD的官僚主義夢想，以如此駭人的效率得以實施。在這之外，有著怎樣的恐怖現實？20世紀70年代末，一些倖存者的經歷被收集起來。有人回憶說：「到撒馬爾罕（Samarkand）地區澤拉布拉克（Zerabulak）目的地的行程，花了24天。我們從那裡被帶到真理集體農場（Pravda kolkhoz）。在那裡，我們的工作是修理馬車……我們努力工作著。我們總是很餓。我們中很多人都幾乎無法站立了。他們之前驅逐了我們村的30戶家庭。5戶家庭中有一兩名倖存者。其他人都死於飢餓或疾病。」
另一位倖存者講述道：「在緊閉的車廂內，由於飢餓和缺氧，人們大批地死去。沒人給我們任何吃或喝的東西。在我們經過的那些村莊，人們都變得與我們敵對起來。他們被告知，我們都是叛徒，因此不斷有石頭像雨一般砸到車廂的側面和門上。當他們確實在哈薩克斯坦的大草原中央打開那些門時，我們獲得了可吃的軍用口糧，但卻沒有喝的。我們被吩咐在鐵路線旁把所有死者給扔出去，不要埋葬他們。然後，我們又出發了。」
一旦抵達在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或西伯利亞的目的地，這些被放逐者就被分配到集體農場或當地工廠中。住房、工作和生存方面的問題，就是他們的日常命運。從當地NKVD的報告中，可清楚地看到這一點。這些報告被發往莫斯科，並保存在古拉格「特殊人群」部門的大量文件中。1944年9月一份來自吉爾吉斯斯坦的報告提到，近來那裡被放逐的31,000戶家庭中，僅5,000戶有得到安置（housed）。「安置」本身似乎已成為一個相當靈活的術語。該報告的文本顯示，在卡孟寧斯基（Kameninsky）區，地方當局將900戶家庭安置在一座sovkhoz（國營農場）的18所公寓內；換句話說，每所公寓住50戶家庭。這些家庭，很多都有大量的孩子，當嚴冬逼近時，必定是輪流睡在公寓裡，其餘時間則被迫睡在外面。
1944年11月，放逐卡爾梅克人一年多以後，貝利亞在寫給米高揚的信中親口承認，「他們一直被置於異常艱難的生活條件下，衛生狀況極差。他們中很多人都沒有內衣，沒有鞋穿，衣服極少。」兩年後，兩名NKVD領導人報告稱，「適合工作的卡爾梅克人中，有30%無法工作，因為他們沒有鞋穿。他們完全不適應嚴峻的氣候和不尋常的條件，而且完全不懂當地語言。這意味著存在整個另一系列困難。」背井離鄉，飢餓纏身；在管理很糟的集體農場工作，管理糟糕到他們幾乎無法養活自己；或在他們從未接受過培訓的工廠裡工作，很多被放逐者都是技能很差的工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亞的卡爾梅克人很慘」，卡爾梅克自治共和國前總統普育維耶夫（D．P.Pyurveev）寫信給斯大林說。
「他們失去了所有的牛隻。他們抵達西伯利亞時，一無所有……他們很不適應發配地區新的生活條件……在集體農場工作的卡爾梅克人幾乎一無所得，因為連這些農場原有的工人也無法養活自己。那些被發配到工廠的人，則發現很難適應這種新的生存環境。因得不到適當報酬而無法購買日常口糧，也讓他們很難適應。」
被迫站在機器前度日，曾是農業遊牧民族的卡爾梅克人，經常見證其微薄工資被以罰款的名義奪走。
有幾個數字反映出被放逐者的死亡規模。1946年1月，特別安置管理局計算出，兩年前被放逐的92,000名卡爾梅克人中，剩下70,360人。1944年7月1日，35,750戶韃靼家庭──相當於15萬1,424人，抵達烏茲別克；六個月後又來了818戶家庭，但卻少了16,000人。到1948年10月1日，被逐出高加索的60萬8,749人中，已有14萬6,892或近1/4的人死亡；而在此期間，出生僅28,120人。被逐出克里米亞的22萬8,392人中，四年後有44,887人死去，而出生僅6,564人。如果也考慮到40%至50%的被放逐者都在16歲以下，極高的死亡率就變得更加顯而易見。因此，「因自然原因死亡」，只是這些統計資料中極小的一部分。兒童即便的確活下來，也幾乎沒有前途：被放逐到哈薩克斯坦的89,000名兒童中，四年後，不到12,000人入學。此外，官方指示堅決要求，所有針對「特殊移民」子女的學校課程只能用俄語教。
這並不是戰爭期間官方進行的唯一一波放逐。1944年5月29日，將韃靼人逐出克里米亞的行動結束幾天後，貝利亞寫信給斯大林稱：「NKVD也認為，將所有保加利亞人、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逐出克里米亞，是合情合理的。」保加利亞人被控「積極協助德國人為德軍製作麵包和其它食品」，以及「與德國軍事當局勾結，搜尋紅軍士兵和游擊隊隊員」。希臘人被控「在侵略軍到來後，建立了小型工業；德國當局也幫助希臘人做生意、組織運輸等」。亞美尼亞人則被指控在辛菲羅波爾成立了一個名為「單峰駱駝」（Dromedar）的通敵中心，由亞美尼亞將軍多爾（E.Dro）負責。據稱，他們的目的「不僅是宗教性和政治性的，而且是發展小型工業和私營企業」。在貝利亞看來，該組織「為德國人的軍事需求和建立一個亞美尼亞軍團籌措了資金」。
四天後，1944年6月2日，斯大林簽署了國家國防委員會的一項法令，下令「驅逐克里米亞韃靼人的同時，也要驅逐37,000名德國人的幫凶──保加利亞、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如其他被驅逐者群體的情況一樣，該法令任意確定了每個「受歡迎地區」的配額：哈薩克斯坦的古列夫（Gurev）地區為7,000；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Sverdlovsk Province）為1萬；烏拉爾的莫洛托夫州（Molotov Province）為1萬；克麥羅沃州（Kemerovo Province）為6,000；巴什基爾自治共和國（Bashkiria）則為4,000。正如當局一直所聲稱的，這場行動於1944年6月27日和28日「成功實施」。這兩天，有41,854人被驅逐，正如報告所強調的，是「計劃人數的111%」。
從克里米亞清除日耳曼人、韃靼人、保加利亞人、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之後，NKVD就決定清洗高加索地區。同樣是出於清理邊境的需要，這些大規模行動在許多方面都是1937至1938年以更系統形式進行的反間諜行動的延續。1944年7月21日，國家國防委員會一項由斯大林簽署的新法令，下令將86,000名麥斯赫特土耳其人、庫爾德人和赫姆辛人逐出格魯吉亞邊境地區。考慮到該地帶的多山性質，以及許多這些民族的遊牧生活方式，驅逐的準備時間特別長。這些民族不久前還是奧斯曼帝國的一部分，一直在蘇聯與土耳其之間自由通行。這次行動從1944年11月15日持續至25日，由14,000人的NKVD特種部隊實施。900輛斯圖貝克（Studebaker）卡車轉而被用於協助實施這些驅逐行動。這些卡車由美國提供，作為反德戰爭中為盟國提供大量彈藥的租借協議（lend-lease arrangement）的一部分。
在11月28日一份給斯大林的報告中，貝利亞聲稱，「在特別困難的條件下，10天內轉移了91,095人。」在貝利亞看來，所有這些人都是土耳其間諜，即使超過49%的人都在16歲以下。「該地區大多數居民都與土耳其邊境地區居民有著家庭關係。他們多半是走私犯，表現出強烈的移民意願，並為土耳其情報機構和沿著整個邊境活動的土匪團夥招募很多新成員。」根據古拉格「人口流動」部門的統計資料，近94,955人被放逐到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1944年11月至1948年7月，19,540名麥斯赫特人、庫爾德人和赫姆辛人被放逐致死，約為遷移總人口的21%。四年裡20%~25%的死亡率，對於所有這種被該政權處罰的民族，幾乎都是一樣的。
戰爭期間依據種族標準放逐數以十萬計的人，將「特殊移民」人數由約120萬增加至250多萬。戰前去富農化行動的受害者曾占「特殊移民」的大部分，但其數量由戰爭爆發時的約93萬6,000人下降至1945年5月的62萬2,000人。事實上，以前被劃為富農的數萬名成年男性，除了一家之主外，在戰爭期間都被徵入伍。他們的妻子和孩子們後來恢復了以前作為自由公民的地位，不再被劃為「特殊移民」。但這些新獲釋者的處境與戰時沒什麼區別。他們實際上很少能夠離開為他們指定的住宅，特別是因為他們的所有財物甚至是房屋都被沒收了。#（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