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集中營帝國
以迄今未知的規模鎮壓社會，是20世紀30年代的顯著標誌。它也見證了集中營系統的巨大擴張。現今可得的古拉格管理局檔案，讓人們得以仔細審視這些機構的演變，從而揭示出諸多祕辛，包括其組織結構的變化、大型活動的時期、囚犯人數、他們的經濟地位、被據以判刑的罪行種類，以及按年齡、性別、國籍和教育背景的劃分。但仍有許多灰色地帶。特別是，儘管古拉格官僚機構保存有對囚犯人數的有效記錄，但那些未能到達目的地的人的命運，卻鮮為人知，儘管這方面有無數個人的證詞。
到1930年年中，已有約14萬名囚犯在格別烏掌管的集中營裡勞動。挖掘一條運河連接白海和波羅的海的巨大工程，僅需12萬多名男子，卻導致數萬人從監獄轉移到集中營。接到某種監禁判決的人數持續上升：1929年，逾56,000人被格別烏判刑，1930年則為20萬8,000人（與之形成對照的是，1929年除格別烏以外的其它機構起訴了117萬8,000起案件，1931年則為123萬8,000起）。因此可計算出，1932年初，有逾30萬名囚犯從事格別烏的各項工程。在這些工程裡，年死亡率往往達到10%，波羅的海—白海運河項目即是如此。
1934年7月，格別烏重組並更名為NKVD時，古拉格吸納了780個小型流放地和約21萬2,000名囚犯。這些囚犯來自在司法人民委員部管理下被認為效率低下或運行不良的集中營。集中營變得更大、更專門化，目的是提高生產率，並維護其刻意為該國其餘地區創造的形象。巨大的綜合刑罰設施，每座都關押著數萬名囚犯，後來在斯大林時代的蘇聯經濟中，成為一個主要因素。1935年1月1日，新統一的古拉格系統容納著逾96萬5,000名囚犯──72萬5,000人在勞改營、24萬人在勞改流放區。勞改流放區是社會危險性較小的分子被發配去的較小單位。他們通常被發配不到3年。
由此，可繪製出接下來20年的古拉格地圖。索洛維茨基群島的流放地，容納著約45,000名囚犯，產生了大量「飛行營」（Flying Camp）。它們被搬遷到日後樹林遭砍伐的地方：在卡累利阿、白海沿岸，以及沃洛格達地區。大型斯維爾（Svirlag）集中營群，關押著43,000名囚犯，其任務是保持列寧格勒地區取暖木材供應不斷，同時捷姆尼科沃（Temnikovo）集中營群也對莫斯科地區發揮著相同作用。
一條鐵路自科特拉斯的戰略十字路口開始，沿著到西維姆（West Vym）、烏赫塔、伯朝拉（Pechora）和沃爾庫塔（Vorkuta）的「北方路線」（Northern Route）鋪就，沿途有伐木作業以及礦山。在遠北地區，烏赫塔—伯朝拉勞改營（Ukhtpechlag）動用其51,000名囚犯修建道路、開採煤礦和石油。另一支線蜿蜒伸向烏拉爾地區，以及索利卡姆斯克（Solikamsk）和別列茲尼基（Berezniki）的化學中心。而在東南部，西西伯利亞的所有集中營及其6萬3,000名囚犯，為庫茲巴斯於格爾（Kuzbassugol）的大型採礦綜合設施提供了免費人力。
更南邊，在哈薩克斯坦的卡拉干達（Karaganda）地區，草原勞改營（Steplag）容納約3萬名囚犯的「農業營」，首創了一個培育草原的項目。顯然，那裡的管理體制不如德米特勞改營（Dmitlag）巨型綜合設施內嚴苛。20世紀30年代中期，這座綜合設施容納著約19萬6,000名囚犯。1933年波羅的海—白海運河完工後，從莫斯科到伏爾加河建造斯大林第二大運河進入全面施工階段。
另一個巨大的建築項目是貝加爾—阿穆爾鐵路（Baikal-Amur-Magistral, BAM）。該鐵路日後與貝加爾和阿穆爾之間的西伯利亞鐵路平行。1935年初，貝加爾-阿穆爾（Bamlag）集中營群的約15萬名囚犯，被分成約30個組，建造該條鐵路的第一部分。1939年，擁有26萬名囚犯的貝加爾-阿穆爾集中營，成為蘇聯最大的集中營。
最後，1932年以後，東北勞改營（Sevvostlag）──東北部的一個集中營群，為一個極具戰略重要性的中心──遠北建設托拉斯（Dalstroi）提供了人力。它的任務是生產黃金，為從西方購買設備實現工業化提供資金。所有金礦層都位於一個特別不適於居住的地區──科雷馬（Kolyma）。由於只能由海路到達，科雷馬後來成為頗能象徵古拉格的地區。馬加丹（Magadan）──首府城市和所有新來者登陸的港口，就是由囚犯們自己建造的。它唯一的道路，是一條重要的大動脈，也由囚犯建造，僅用於連接這些集中營。生活條件特別不人道，在瓦爾拉姆．沙拉莫夫的作品中有很好的描述。1932至1939年，科雷馬囚犯（1939年達13萬8,000人）採掘的黃金從276公斤增至48噸，占當年生產的所有蘇聯黃金的35%。
1935年6月，政府啟動了一個新的巨型項目──在北極圈以北的諾里爾斯克（Norilsk）建造一個大型鎳生產中心，可能只使用刑事勞改犯來進行。在古拉格年代的鼎盛時期20世紀50年代，諾里爾斯克各集中營的囚犯達7萬人。這座被稱為「勞改營」的集中營，其生產性功能清晰地反映出古拉格的內部結構。它的中心機構既非地理性的，又非職能性的，而完全是經濟性的，擁有水電生產中心、鐵路建造中心、橋梁和道路建造中心等。對於刑罰中心管理部門和主管工業的政府部門而言，囚犯和勞工移民只是那麼些可按合同分配出去的商品。
20世紀30年代後半期，古拉格人口翻了一番，從1935年初的96萬5,000名囚犯，增至1941年初的193萬。僅在1937年就增長了70萬。新囚犯的大量湧入破壞了生產的穩定，以至它比前一年下降了13%。1938年，生產繼續停滯不前，直到新任內務人民委員拉夫連季．貝利亞採取強硬措施，將囚犯所從事的工作合理化。在1939年4月10日寫給政治局的一張便條中，貝利亞制定了其重組古拉格的計劃。他辯稱，其前任尼古拉．葉若夫更重視的是追捕階級敵人，其重視度遠甚於自己對良好經濟管理的重視。囚犯的正常伙食補貼，定為每天1,400卡路里，是針對無所事事、只是整天閒坐在牢房裡的人。結果，有能力工作的囚犯數量在過去幾年大幅縮減：1939年3月1日這一天，約25萬名囚犯無能力工作，而所有囚犯的8%，已於前一年死去。為了達到NKVD制定的生產目標，貝利亞要求增加食物配給。此外，他還要求停止提早釋放囚犯，以及停止對裝病逃差者或「擾亂生產者」的懲戒性懲罰。他建議將工作時間延長至11小時，每月允許有3天休息，「以便儘可能地利用所有囚犯的所有體力」。
與流行的觀點相反，古拉格檔案顯示，囚犯流動得相當快；每年有20%至35%的人獲釋。這種輪換可用少於5年的判刑數相對較高來解釋，1940年初這一數字達到所有判決的近57%。但集中營管理和司法體系的任意性，往往意味著刑期被蹊蹺地延長，特別是對於1937至1938年的政治犯。釋放通常並不意味著獲得自由，而是意味著受制於一整套措施，諸如流放或軟禁。
與流行觀點相反的還有，古拉格集中營不只是裝有政治犯──根據《刑法典》臭名昭著的第58條的十四種定義，因從事「反革命活動」被判刑的人。這個與政治有關的群體，其人數每年波動不定，徘徊在古拉格所有囚犯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之間。其餘囚犯不一定是普通罪犯。很多人是因黨專設的罪名而被判關入集中營。這些罪名，從「破壞蘇維埃財產」到「違反護照法」、「流氓行為」、「投機倒把」、「離開工作崗位」、「破壞行為」，甚至是在集體農場「未達到最低工作天數」，一應俱全。古拉格的大多數囚犯只是普通公民。他們受害於工作場所特別嚴苛的法律，以及社會行為方面愈來愈多的法規。它們是黨國針對愈來愈大的社會各階層採取的10年鎮壓措施之結果。
關於這場恐怖的一份臨時統計清單，可列出如下：
• 600萬人死於1932至1933年的飢荒。這場災難，很大程度上可歸咎於強制集體化政策，以及中央政府在搶奪集體農場收成方面的掠奪性手段。
• 執行了72萬例死刑，其中68萬例於1937至1938年執行，通常是在某種對司法的歪曲後，由一個格別烏或NKVD特別法庭執行。
• 已知1934至1940年集中營內有30萬人死亡。1930至1933年極少有記錄可得，但可以外推出，1930至1940這10年中約有40萬人喪生，還不算從被捕那一刻到在其中一個集中營登記為囚犯期間無法估量的死亡人數。
• 放逐者、難民和「特殊移民」中已登記60萬例死亡。
• 約220萬人被驅逐、強制遷移或作為「特殊移民」被流放。
• 累計有700萬人從1934至1941年（1930至1933年的信息依然不精確）進入集中營和古拉格聚居區。
1940年1月1日，約167萬名囚犯被關押在53個勞改營群和425個勞改流放區。一年後，該數字上升至193萬。此外，監獄還關押著20萬等待審判或轉移到集中營的人。最後，NKVD管理處負責管理約120萬「特殊移民」。即使這些數字去掉尾數大幅調低為整數，使之與以往歷史學家和見證者所作的估計相一致，仍很容易讓人了解到上世紀30年代針對蘇聯人民的鎮壓措施之規模。這些史學家和見證者往往把在某一日期進入古拉格的人數與業已存在的人數弄混淆。
從1939年底到1941年夏，又一波囚犯潮抵達這些集中營、聚居地和古拉格特別定居點。這部分是新領土蘇維埃化的結果，部分也是對各種行為，尤其是工作場所的行為進行前所未有的入罪化（criminalization，譯者註：是指將一個原本不是犯罪的行為規定為犯罪行為）之結果。#（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