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18年06月01日訊】每年高考總有一批高考狀元出爐，成為媒體網絡追逐報導的天之驕子。然而並不是所有狀元都前程可期，中共建政史上，曾有過一名命運極度悲涼的狀元——北大才子沈元，被譽為天才學者，最終卻因治學已命喪黃泉，直到文革後才平反。
沈元於1938年出生於上海的書香門第，父親沈昌畢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南京政府成立後，曾任鎮江縣縣長，後在抗日戰爭中功勛卓著，因「涉歷巨險，憂勞至疾」而病逝。母親何天予，畢業於早期南京女子師範學校，是一位漢語言學家，書法家。
沈元從小功課就好，中學文理各科均為全班之冠，近乎滿分。1955年以全國高考文史類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
還在北大讀書時，沈元就被譽為天才學者，但反右運動中被打成極右派，摘帽後，連續發表轟動學術界的文章，沈元最終因治學命喪黃泉。文革中的1970年「一打三反」，年僅32歲的他被以所謂的投敵叛國「反革命罪」錯誤槍決，文革後才平反。
人們驚嘆沈元臨刑前的鎮靜
前北京大學教授郭羅基，曾在題為《一個人才，生逢毀滅人才的時代：哀沈元》一文中以同窗的身份，回憶了沈元最後的生命時光：
1970年4月的一天，北京工人體育場在召開「公審大會」，宣判「反革命分子」。一聲吆喝，押上20多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審，沒有公訴，不準辯護，只有判決。一兩個是「從寬」的典型，其餘皆「從嚴」。
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癱倒在地，後面兩個解放軍戰士把他提溜了起來。20來個人都癱倒了，只有一個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會結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這個人是自己走出會場，其他的人都是被架著拖出去的。
到了刑場上，這個人大喊一聲：「我還有重大問題要交待！」行刑人退出了槍膛里的子彈，把他押回去。其他人都倒在血泊里了。實際上，這個人並沒有交待出什麼「重大問題」，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場……。
這個人就是沈元，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實習研究員，他被執行死刑的罪名為「投敵叛國反革命罪」。
郭羅基回憶，那時，在江西南昌鯉魚洲北京大學農場勞動，北京來的人，一遍又一遍地敘述沈元臨刑的故事，驚嘆他在死神面前的鎮靜。
沈元是50年代郭羅基在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同班同學，郭稱沈元是一個才華出眾的人。「我了解他。他是想再爭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時，哪怕一分鐘，等待有人喊：「刀下留人！」
然而沒有等來，別人早已絕望了，他還在運用超人的機智尋求死裡逃生的機會。我知道他的腦海里有多少歷史學的研究課題，在向他招手，鼓舞着他求生的意志，不甘心就此了結一生。
私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惹禍
從現僅存的一張公開照片可以看到，沈元長相清秀：穿灰布中山裝，戴着一副近視眼鏡，是一個麵皮白凈的書生。其北大同學回憶，沈元平時靦腆少語，循規蹈矩，他是那種天才加上勤奮的學生。
在北大學習期間，他在給老師的信中寫道：幾無片刻休息，大批的參考書要看，要做摘錄。每次課一完就跑到圖書館去，每餐之後也儘速趕去等館門之開，否則搶不到座位，「我們進了圖書館，正像餓牛進入水草地。」
然而，好奇心害死了這位早慧且勤奮的青年。
1956年，蘇共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在大會閉幕後，作了《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長篇「秘密報告」，揭露了斯大林肅反殺人的事情。
同年2月，沈元在閱覽室裡看到一份英文版《工人日報》，上面全文刊載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沈元在中學學過英語，藉助字典摘譯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私下供同學們傳閱。其中特別驚人的是斯大林在肅反中大開殺戒，受害者達70萬人之多。
看後沈元的「翻譯」，宿舍裡每天晚上議論的都是斯大林問題。沈元比其它人想得多。
沈元提出：中國封建王朝的史官還能秉筆直書，社會主義時代為什麼不能寫信史？沈元還提出：斯大林為什麼能夠握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幹了壞事為什麼能夠長期隱瞞？赫魯曉夫只是譴責個人崇拜。沈元認為，根本上是制度問題。
沈元提出的問題，引起熱烈的討論。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沈元因翻譯傳播赫魯曉夫秘密報告，被定為極右份子。翌年他被開除學籍，遣送農村勞動改造三年。這一年沈元正讀大三，年僅19歲。
沈元連發轟動史學界的文章
在結束了3年的勞改生涯，1961年沈元返回北京，開始在街道上勞動，摘掉右派帽子後幫助街道辦事處做點事。因他在北大和家居時寫的一些文章，其才華見識為史學界前輩激賞，被破格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職。
1962年4、5月間，沈元就被分配到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組工作，歸丁守和管理。
24歲時，沈元在1962年第3期《歷史研究》發表了《研究》一文。這是一篇對漢代兒童啟蒙讀物《急救篇》同題研究的論文，質量被指高過大學問家王國維。一些老學者對該文備加稱讚。
25歲時，他又在該雜誌發表《洪秀全和太平天國革命》，後被《人民日報》整版摘錄。
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黎澍喜滋滋地說：「近代史研究要有十個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觀。」
此時，北京大學歷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報刊這樣發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揚白專道路，對抗黨的教育方針，這對擔任黨團工作的學生幹部是嚴重打擊。
1966年，文革浪潮席捲中國，黎澍被批為「招降納叛，網羅牛鬼蛇神」。鬥黎澍，沈元陪鬥。此後，沈元非但不能再做學問，連生存度日都難。沈元夫妻二人走到哪裡都會被紅衞兵追到那兒。
北大歷史系學生雷光漢（沈元的同學）說：那時候正值文革造反期間，世道很亂，沈元當時和一個十八九歲的上海姑娘在一起，那姑娘雖然沒上過大學，但是很有才華。
他說，我記得我們在一起談話時，這姑娘正在用英文打字機打字，她說了一句西諺，來形容文化大革命：「上帝讓誰滅亡，必先使他瘋狂！」還說：「戴高帽、掛牌子並不是毛澤東發明的，是希特勒當年對付猶太人的手法，電影《馬門教授》裡面就有。」
沈元和他太太寄居在親戚家，紅衞兵運動一來，他倆被掃地出門，逼得到處躲藏，工作單位也不接納，小兩口連棲身之地也找不到。
學者何與懷回憶說，當時沈元實在是被鬥得受不了，實在是走逃無路了。
最後沈元不堪凌辱，他在身上塗抹了黑色鞋油，假扮成黑人，進入一外國（也有人說是蘇聯）大使館，請求他們幫助他離開中國，結果被中共政府逮捕。
沈元被捕後，經常拉出來游鬥。沈元被「工宣隊」內定判死刑，交給大家討論。黎澍說：「我是欲哭無淚。我要找個助手，前後考察過40多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滿意的。眼看要拉出去槍斃了……。」
1970年4月18日，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簽發了一份公告：「現行反革命叛國犯沈元，男，32歲，浙江省人，偽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企圖叛國投敵，化妝成黑人，闖入了外國駐華使館……。」
沈元被捕後，他夫人仍抱着企望。她對一起挖防空洞的老大媽說：「我決心再等他個七年八年，總會出來團聚的。」
沒想到有一天，她被叫去開群眾宣判大會，在大會上沈元和其它「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押上台，並被宣布以叛國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她當場暈了過去。
沈元在1970年3月被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他的家人，一年多後才接到通知。
1981年，法院為沈元平反「反革命罪」。遲到的平反通知交到了沈元老母的手中，她號啕大哭：「我不要紙，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我送走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聰明絕頂、才華橫溢的兒子，為什麼現在還給我一張紙？我要人啊！……」
（責任編輯：古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