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在「社會主義新社會」被剝奪公民權的其它社會類別中，神職人員的遭遇尤其糟糕。1929年和1930年的顯著標誌是，這個蘇維埃國家對教會發起第二次大型攻勢，跟進了1918年至1922年的襲擊。上世紀20年代末，一些高級教士反對向蘇聯政權宣誓效忠。接替吉洪擔任教會元首的謝爾蓋大主教（Metropolitan Sergei）已宣布效忠。儘管如此，東正教會在蘇聯社會依然是一支重要力量。在1914年活躍的54,692座教堂中，1929年初仍有約39,000座在舉行宗教儀式。「激進無神論者聯盟」（成立於1925年）主席雅麥利安．亞羅斯拉夫斯基（Yemelyan Yaroslavsky）承認，在1.3億總人口中，真正與宗教決裂的不足1000萬人。
1929年至1930年的反宗教攻勢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始於1929年春夏季，以重新推行並強化1918年至1922年的反宗教立法為標誌。1929年4月8日，頒布了一項重要法令，加強地方當局對教區生活的控制，以此對宗教社團的活動施加新的限制。此後，任何「不止是滿足宗教願望」的活動，都要受到法律的約束。值得注意的是，刑法典令人恐懼的第58條第10款規定，「任何利用群眾的宗教偏見……來破壞國家穩定的行為」，都要被處以「最低3年徒刑，最高死刑」。1929年8月26日，政府創立新的每週5天工作制──5天工作，一天休息，這使得不可能把週日作為安息日來過。（譯者註：蘇聯當時的曆法廢除了7天一週，改為6天一週，不設星期日。）刻意採取這項措施，是為了「推進消滅宗教的鬥爭」。
這些法令不過是反宗教運動第二階段的序幕。此階段要大得多。1929年10月，所有教堂的鐘都被下令沒收，因為「鐘聲干擾了城鄉絕大多數無神論者和平的權利」。任何與教會密切相關的人，都像富農那樣被對待，並被迫支付特別稅。從1928年到1930年，宗教領導人繳納的稅款增加了10倍。這些領導人被剝奪了公民權利，這意味著他們失去了自己的配給卡和醫療保健權利。許多人被逮捕、流放或驅逐。據不完整記錄，1930年有13,000多名神父被「去富農化」。在很多村莊和城鎮，集體化是以教堂關閉象徵性地開始的；去富農化則是以除去當地宗教領袖開始的。耐人尋味的是，1930年近14%的暴動和農民起義，都是由關閉教堂或挪走鐘而引發的。反宗教運動在1929~30年的冬季達到了頂峰；到1930年3月1日，已有6,715座教堂被關閉或摧毀。在1930年3月2日斯大林的知名文章《勝利沖昏頭腦》發表之後，中央委員會的一份決議憤世嫉俗地譴責「在反對宗教偏見的鬥爭中不能容許的偏差，特別是未經當地居民同意，用行政手段關閉教堂」。這一正式譴責，對以宗教理由被放逐的人的命運，並未產生任何影響。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這些對教會的巨大攻勢，變成了每日以行政手段對神父和宗教組織的騷擾。地方當局隨意解釋1929年4月8日政府法令的68條，且就關閉教堂而言，大大超出其授權範圍，並以一系列理由繼續其游擊戰：有問題的建築「條件不衛生或太老舊」、「未付保險」、對宗教團體成員強加的無數捐款未繳稅等等。被剝奪了公民權利和教學的權利，且沒有可能從事其它有薪工作，這種地位讓他們任意被劃為「靠不勞而獲的工資生活的寄生分子」。因此，很多神父別無選擇，只得四處漂泊，在社會邊緣過著一種隱祕生活。儘管謝爾蓋大主教宣誓效忠於蘇聯政權，但教會內部從此產生分裂，特別是在沃羅涅日和坦波夫兩省。
沃羅涅日主教阿列克謝．布伊（Aleksei Bui），因不懈地反對教會與政權之間的任何妥協，於1929年被捕。其追隨者們建立了自己的自治教會──「真正的東正教會」。該教會有流浪神父作為自己的神職人員。他們此前被逐出了由牧首領導的教會。這個「沙漠教會」沒有自己的建築。信徒們總是聚在許多地方祈禱，比如私人住所、隱居處，甚至洞穴。這些「真正的東正教基督徒」（他們也這樣稱呼自己），遭到特別嚴重的迫害。其中數千人被逮捕，並作為「特殊移民」流放，或乾脆送往集中營。儘管如1937年人口普查所顯示的，70%的成年人繼續認為自己有宗教信仰，但面對當局的持續壓力，東正教會親身見證了其追隨者數量的明顯下滑。1936年4月1日，蘇聯僅15,835座東正教教堂（占革命前總數的28%）、4,830座清真寺（占革命前數字的32%）以及數十座天主教和新教教堂仍在使用。登記的神父數量僅為17,857人，而1914年則為112,629人、1928年為7萬人。用官方的話來說，神職人員已成為「一個垂死階級的殘骸」。
富農、資產階級專業人員和神職人員，並非20世紀30年代初恐怖的唯一受害者。1930年1月，當局發起了一場規模巨大的運動，「驅逐所有的企業家」。該行動尤其針對店主、手藝人和自由職業者。他們共有近150萬人，於新經濟政策下在微不足道的私營部門工作。這些小企業主的平均營運資金不超過1,000盧布。他們中98%的人沒有一個雇員。儘管如此，他們的稅收還是上漲了10倍，且財物也被沒收，被迫離開這一行業。作為「社會不良分子」、「社會不必要」或「外來分子」，他們被剝奪權利，正如「貴族」、「有產階級成員和舊沙皇國家機器成員」這群迥然不同的人一樣。1930年12月12日的一項法令提到30多種不同類別的被剝奪公民權利者（lishentsy），包括「前地主」、「前店主」、「前貴族」、「前警察」、「沙皇時代公務員」、「前富農」、「前私人企業雇員或所有者」、「前白軍軍官」、前神父、前修士、前修女和「前政黨成員」。對被剝奪公民權利者的歧視，需要剝奪他們的投票權、住房權、醫療保健權和配給卡。1932年，這些人連同其家人，總計約700萬人。1933年和1934年，隨著「護照化」的開始，這些措施也變得更加嚴厲，旨在清除城裡的「社會不良分子」。
農村的強制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計劃，通過摧毀社會結構和傳統的農村生活方式，促使大量農民向城鎮遷移。以農民為主的俄國（Peasant Russia）充滿了流浪者（Rusbrodyashchaya）。從1928年末到1932年末，蘇聯的城市被大批湧入的農民所淹沒。據官方估計有1200萬人。他們當時正逃離集體化和去富農化。僅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兩地的周邊地區，就因逾350萬移民湧入而膨脹。這些人中，有眾多富有創業精神的農民。他們寧願逃離他們的村莊，甚至以被劃為富農為代價，也不願進入集體農場。1930年至1931年，大型公共工程項目不大費力地吸納了這些農民。但在1932年，當局開始擔心這種大規模而不受控制的流浪人口流動。這種流動可能破壞城市地區的穩定。他們的存在也可能危及自1929年以來精心構建的配給制度。要求獲得配給卡者，從1929年的2600萬人增至1932年末的近4000萬人。移民們常常迫使當局把工廠變成巨大的難民營。漸漸地，這些移民被認為是造成越來越多負面現象的原因，諸如曠工、工作中的紀律過失、流氓行為、工作質量低下、酗酒和犯罪行為等，這些都對工業生產造成長期的不穩定效應。
為了對抗這個stikhia──一個用來描述自然災害、無政府狀態或任何一種混亂的概括性稱呼，當局於1932年10月頒布了一系列鎮壓措施，從苛刻的新僱用法到對「社會外來分子」的清洗，一應俱全。1932年11月15日的法律，以立即解僱、沒收配給卡甚至驅逐，來嚴懲曠工行為。它堅稱其意圖是揭穿「冒牌工人」。1932年12月4日的法令，讓雇主對發放配給卡負責，目的主要在於清除所有的「死靈魂」（譯者註：比喻冗贅人員）和「寄生蟲」。他們被不當地納入一些不大嚴格控制的城市配給名單。#
──轉自《大紀元》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