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我自己的遭遇及經歷，讀書讓我深感，這是一個黑暗的時代——絕非盛世。
越是鼓譟喧譁地把黑暗與腐敗歌頌為盛世，越是證明這個時代的黑暗與可悲！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是，即便時下那些歌頌盛世的人也不可否認的一九六六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那時的鼓譟的力度遠比如今的大的多，幾百萬紅衛兵歌頌偉大的時代，偉大的文化大革命，偉大的領袖。他們不僅湧進北京，而且高頌紅歌、排山倒海地沖向中國的每一個角落，甚至在西方各國蔓延。但是那不是盛世，而是黑暗和災難。所以，積我半生的經驗，儘管現在中國人已經能夠吃上飯，可文化及社會的黑暗沒有任何變化。
我們所處的國際社會的時代、人類的時代是個什麼樣的時代？出了國門、讀書及經歷讓我感到，絕非清明平靜的時代，絕非坎坷但能夠看到未來方向的時代。這是一個動盪的時代、一個混亂、不知等待我們的未來是什麼的時代！
西方的強勢繁榮不僅帶來了物質及民主，也帶來了兩次大戰等世界性的災難，即帶有西方文化特點的族群衝突及屠殺，和社會文化動盪和危機，以及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一切讓人們看不到未來。
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在西方的生活，在中國的經歷讓我越來越深切地感到，我們可以通過西方湧向世界各個角落所帶來的社會及文化動盪，看到我們中國的黑暗是「動盪」中的「黑暗」，是二百年來的現代化大潮中的濁流涌到了中國，赤化了中國後的黑暗。我在中國的遭遇及對西方文化及知識的感知，現在讓我進一步看到，黑暗時代的中國文人和動盪時代的西方文化人是相通的，因為在更深的地方，他們和我們面臨的是相同的問題——根本的現代化、西化帶來的文化問題。
這封致小舸的信涉及到在文化和個人問題上，他對我，我對馬勒、對已故京劇演員孫岳等的看法及思索。由於涉及的問題根本，因此寫好後讓我感到有變成公開信的必要，我希望人們能夠通過表面混亂而且充滿各種危險的政治現象看到導致它產生的深層的文化問題，希望這些文化問題、人的問題能夠引起越來越多的人注意及討論。
小舸，你好！
你來信談到，閱讀我過去的思想經歷，以及我過去給許良英先生的信時特別注意到，我曾在三個不同方面被革除門外，「先是被父親轟出家門，繼而被共黨阻於國門，最後被導師革除師門。」你的這個靈感性的概括，我曾經被家門、國門和師門三度，或者說三重逐出門外，我自己過去並沒有注意到。
大約四十五年前，七十年代初期一位剛剛認識的，正在學習相學的朋友也曾經對我談過這個問題。他是我碰到的第一位注意到這個問題的人。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他看了我的相後說：你是不入流的人。他怕我誤會又對我解釋說：我是說社會的三教九流職業，你是不進入這些領域的賈寶玉一類的人。我聽了一笑，覺得我的能力及智力，一路走來，逢山開路、遇水搭橋，應付自如，怎會在社會中無我的地位。
現在時過四十多年，你突然提出的這個類似提法，已經不再是如那次讓我無感，而是一下子敲響了我的思緒。現在它引起我特別注意還因為我從去年以來就在斷斷續續地聽馬勒的交響樂，思索馬勒的音樂究竟為什麼觸動我那麼深。這幾天又收進一套海廷克（Haitink）指揮的馬勒全集，又在聽和琢磨。為了了解馬勒，以及我們這個時代是如何詮釋他的，至今我已經收集了十四個指揮家的馬勒全集。加上零散的其他指揮家的近二十張唱片，我應該說我已經擁有二百張以上的馬勒錄音。我之所以如此大規模地收集、聆聽這些唱片是因為它們的詮釋，可以說是極其典型地代表了西方當今文化界、精神界對於十九世紀歐洲社會及其文化，對於馬勒的理解。與此同時，對馬勒的不同的理解和詮釋，也讓你看到當今世界的文化界、精神界對於文化及精神問題的「不同」理解。
對馬勒，本來我一直是敬而遠之，沒有衝動要如此認真地去聽，我之所以一下子如此著迷馬勒，是因為去年一位北京的老朋友聽了馬勒後，希望聽聽我的意見，為此我才去聽。不想一下子就出不來了。
就馬勒的性格及他的傳記經歷，我其實非常不喜歡他，他那位俗不可耐的夫人阿爾瑪尤其令我厭惡。可是馬勒的音樂卻一下子就讓我聽了後無法自拔，而這種如此打動我的魂魄的原因卻讓我解釋不清。馬勒的音樂讓我陷入的深度已經遠遠超過了貝多芬，為此，我試圖更廣泛地了解、理解並且解析馬勒，了解理解當代指揮家、西方文化人如何看他，開始陸續收集詮釋馬勒音樂的主要的指揮家的錄音及介紹文字。直接聽過後你也可能感覺或認識的不到或不對，但是如果沒有聽過、對比過，那麼就讓你沒有底氣和基礎來評斷談論這一切了。為此，這幾個月來，我有時間的時候或有想法和感覺的時候就去聽、對比及思索。現在你的提法讓我突然感到，可能你說的這點是我潛在的和馬勒相通、立即就能夠被他的音符打動的根本原因之一。
馬勒一生不被周圍認同。他自己說是三重的無家（homeless）可歸之人，奧地利人說他是捷克的波希米亞人，德國人說他是奧地利人，歐洲人說他是猶太人，可他自己從來也沒有強調過他對於猶太人及其文化的認同。事實上，這個無家我不認為是人的族群上的家，而認為是文化的家園、精神的家園。
對於馬勒這位敏感的藝術家來說，最重要的是他感到文化上的無家可歸，而這其實是十九世紀歐洲在政教分離後，世俗化、物質化的文化氣氛中帶來的最重要的問題。所以可能我去年一下子進入馬勒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在經過多年研究後提出，從十九世紀到今天我們處的不是現代社會而是後基督教社會。這個視角讓我一下子就感到了十九世紀的藝術家們在精神上、思想上遇到的危機。所以我不僅認為馬勒是歐洲的王國維，而且由此也不再把十九世紀的歐洲的思想家、藝術家只看作是進步和革命的楷模，而把他們看作是社會變動中，文化轉型中，在苦悶中尋找出路的人；宗教退出造成的在思想上的彷徨的路人；當然也造就了一批世俗佈道者，世俗觀念的殉道者。所以十九世紀的歐洲，對於敏感而深刻地具有知識和文化傾向的文化人來說，是一個動盪而無家可歸的時代，這樣的動盪對於那些充滿革命精神的人來說是一個高昂的征伐時代。
由馬勒的特點我感到，貝多芬是戰士、是把過去的宗教精神投射到世俗化過程中，在世俗社會奮鬥的人，用我的近年來用的話說，是音樂領域的世俗教士、意識形態分子，而馬勒是超越的人，是真正的個體中有精神思想生活的人。
在這裡我要強調的是，十九世紀，政教分離後的社會，對於文化及精神的衝擊，以及由此造成的紛紜及變化可說是千年罕見。這個比擬，宗教與世俗宗教的平行比較，讓我對十九世紀歐洲的音樂重新進行了理解，並使我一路是從貝多芬走到馬勒。為此我把貝多芬從深刻的、純粹的精神文化領域中排除了出去，更加理解愛因斯坦為什麼不喜歡貝多芬和瓦格納。現在你的這個三重被逐出門外，不僅提示了我對於馬勒的認識，對我自己過去的道路的認識，也讓我再次看到文化問題和文人的關係。這個提法讓我看到，我之所以能夠在經歷了緊密激烈地對政治問題的關心後，近年來逐漸超離政治及現實，越來越多地超脫局部問題，進入思想與精神領域的原因，看到自己留下的思想發展道路，以及這個發展和文化，及個人性格、素質的聯繫。
你知道，我對於馬勒，以及對於京劇，如周正榮等藝術家的喜愛都是無法自拔。現在我看到，其原因全都是基於文化，精神的感受。但是這個感覺卻不是早就有的，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我和我們這代中國的所謂知識人一樣，只會用一種進步主義觀念來看西方及歐洲，認為那時的歐洲知識界是一個個性解放、充滿個人追求精神、戰鬥激情、為光明而奮鬥的模板、進步的楷模。而在我逐漸在文化上徹底切斷了真理部的血管，緩慢地恢復了個人的感覺、傳統文化感覺後，現在明白，無論哪裡的知識分子及藝術家，在時代和歷史中，在社會現實生活中，感知的都是文化問題、精神問題，都是苦痛。這尤其是在十九世紀那個動盪時代，越是有文化底蘊的文化人，肯定越是苦痛，猶如上個世紀初的中國文人的苦痛。
正是基於這個對於馬勒音樂的同樣的感受，上個月我看了孫岳九零年到香港演出的洪羊洞的錄像，在精神上引起強烈的震動。孫岳那錐心裂肺的演唱，簡直是呼天搶地。閱讀孫岳我才明白，文化大革命對於一個中國文化人所帶來的苦痛是什麼。也就在與此同時我也質問自己，對我們這代人，文革帶來的毀滅比孫岳那一代還要殘酷徹底，為什麼我在對傳統文化的認識及感情上，直到八十年代末期都沒有孫岳那種痛徹骨髓的痛苦？
思索的同時，我也突然感到孫岳的洪羊洞真可謂空前絕後，沒有和文化聯繫在一起的生命之痛，是唱不出來的。這個痛不僅和人的素質，而且和人的修養就薰陶經歷相溶在一起。如果說一個變動的時代是烈火，大部分人被焚毀，一部分燒出來的是殘品，而竟然能夠燒出如此一件珍品，那可真是可遇不可求。
文化變動對藝術家、知識分子靈魂的影響肯定是和生與死緊密相連的。如我在前面發給你的那篇關於「悼念的癌變」的雜文中所說，真理部培養的子弟們失去了痛感的能力，如前所述，這當然包括我自己在內。我雖然從六九年後期開始在有意識地否定自己、不僅政治感覺上，而且更從方法論認識論上恢復自己基本的感知能力，可深刻的文化的感知的恢復卻是談何容易。它一定是在越來越深地認識到政治，開始超越政治後發生的，具體到這個時代說，是在對意識形態問題有了更深的認識及超越後發生的。在我來說，是在九十年代初期後，在對意識形態極權主義問題開始研究後，在從方法論、認識論問題進一步擴展提出黨文化問題後。雖然上述這些根本的思想問題：認識論、方法論問題、意識形態問題、極權主義問題、黨文化問題，乃至具體的對於哈威爾的引入介紹，在中國當代思想史、文化史上都是我第一個做出的，但是我卻高興不起來、驕傲不起來。每當想到我在文化上感知的恢復經過了如此漫長的過程，喪失了如此美好的生命年華，我就感到痛到骨髓。這些問題我是伴著自己的痛苦提出的。因為即如你在閱讀我的文字中看到的，我對此清楚的、徹底的認識大約是到了這個世紀，也就是五十歲以後。
一個人居然花了半輩子才走到知識和文化，做人的起點，這就是極權主義社會的特點，《一九八四》中解釋的黑暗社會的特點。對此，我已經陸續寫了一些感思，我會圍繞孫岳洪羊洞，及我對京劇的愛好，寫一篇對我自己及我這一代人的痛苦反思的文字。
談到文化問題，它讓我想到民國的教育和知識氣氛和現今大陸的區別。我上信曾經談到，我因為背誦杜甫秋興八首而再次查閱了回到大陸定居的葉嘉瑩女士的著述。多年前在網上讀到過他的片段文字，只覺得她延續了民國前輩的訓練，但是沒有感到有能與前輩相比的才氣。後來得知她定居大陸更引起我對她的治學及為人氣質品質的保留。當然葉落歸根、晚年返回故鄉定居無可厚非，但是讓我感到疑惑的是，如果繼續從事詩歌研究，並且真的自身也進入了這個研究領域，那麼研究者就一定會和詩人一樣是最敏感的人。而搞詩歌研究的人如果能夠在大陸如魚得水，沒有感到那種教條的語境及被禁錮的治學氣氛下的痛苦，那我就要表示懷疑了。因為即如我，最後被許良英先生所謂革除師門，就是因為思想和氣質的不合。我從認識許先生起，始終想要繞過他來談我對馬克思主義及共產黨文化的批評，但是不可能，偏偏是他自己公開了這個對抗。
我在許良英先生那裡讀碩士的時候，曾經試圖和許良英先生的同僚們交往，並且也拜訪過他們中的一些人，但是都是潛移默化地格格不入。有個別人，雖然我的師兄弟們都和他交往甚密，我也多次在不同場合見到他，但是我卻甚至和他從無目光的交集。當然我也從來沒有想過去拜訪他。而這就是人的氣質、知識結構使然。不說對錯問題，這至少說明我們之間相隔有多遠——我們絕對不是一個世界的人。
在我那一段生活中的老師及朋輩們，有一個值得一提的人，那就是董光璧先生，他是北大物理系六十年代初畢業生。他不說、或者少說，坐在那裡，我就覺得是個可以和他相通的人，那是一個少有的有感覺的聰明人，可惜生於這個時代。我相信他是世外高人，大隱隱於市。我沒有多找過他的原因，是相信和他的交往不必說什麼。
再談葉嘉瑩，單憑過去我接觸的文字，我知道她的文學及詩歌研究有民國教育的根底，但是對於作為一個學者和文人的葉嘉瑩的分量，我的確不知道有多重。現在讓我突然對她有了興趣的是因為看了她對於杜甫秋興八首的研究介紹，而進一步感到她的功力，因此在方法與學識上讓我對她有了更多的尊重。而這就讓我再次感到，民國的訓練，讓你不成大家，但也不會「廢」人，而共產黨社會的訓練則不僅對人性、而且對於文化及知識的追求都是毀滅性的。
然而這百年的歷史、動盪時代的歷史，卻是充滿著荒謬與諷刺。這位民國教育出來的學人葉嘉瑩，享受著民國教育給她帶來的成績和榮譽，卻從七十年代初期就投懷於毀滅民國、毀滅中國傳統及其教育的共產黨的搖籃中，她寫那些歌頌文革的爛詩的時候，我們這代人正在被毀滅之中。我們甚至不能讀到她的文字。一個對國民黨的專制不滿的人，竟然能夠甘願為徹底毀滅知識與人的絞肉機作陪襯，情何以堪！
這些教訓讓我一定要說的是：對於你們這一代人來說，在知識領域一定會和我的經歷一樣：一切都必須重新來。二十幾歲，雖然困難、漫長，補這些課還來得及。重要的是知識！而同時以己待人、待世。文人落筆，雖不見血，但是危害的是知識及精神，是未來的教育，害人、害世更深。同樣背誦杜甫秋興八首讓我感到的不只是詩歌與教養，不只是和老杜的差距，而更讓我感到時代的可悲及黑暗。
對此的認識，不僅是我和葉嘉瑩，也是我和我那一代人的區別，以及和那些所謂的異議人士的區別：我認為共產黨社會在文化及知識上徹底毀滅了我們這代人，我們一切都必須重來。
現在我相信，凡是肯定我、追隨我的年輕人都是因為看到了這點。我也相信，有知識和文化追求的年輕人一定會走向我這條路，而在這條路上，我能夠對他們提供幫助，因為我有著具體的黑暗中的探索的經驗，及對一般世界文化知識圖景的了解。
極權主義社會的文化和知識追求，首先是政治上的反叛，然後是慢慢的重新知識化、文化修養的過程，在知識化過程中，認識論、方法論問題是基礎，在文化過程中，傳統人文價值，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的修養是根本。捨此別無他路，這就是我極為重視基本修養，訓練，重視京劇修養的原因。
祝好！
維光，20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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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