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中央當局渴望從他們所稱的「特殊被流放者」的勞動中，以及1932年以後勞改地（work colonies）囚犯的勞動中，儘可能多地賺取利潤。對中央當局來說，遺棄被流放者是不得已而為之。正如監管勞改地囚犯的格別烏官員普茲茨基（N.Puzitsky）所指出的，這可能會被歸咎於「地方領導人的過失犯罪和政治短視。他們尚未習慣於將前富農移民的想法」。
1931年3月，一個特別委員會成立，試圖終止「勞動力放逐亂成一團」的現象。該委員會直接隸屬於政治局，由安德烈夫（V.Andreev）掌管，雅戈達扮演關鍵角色。首個目標是「合理有效地管理勞動群體」。委員會的初步調查顯示，被放逐勞動力的生產率幾乎為零。例如，1931年4月，在烏拉爾聚居地的30萬勞工中，僅8%的人被詳細描述為「從事木材砍伐和其它生產活動」。所有其它強壯的成年人正在「建造自己的住所……通常只是為了生存」。另一份文件估計，去富農化的龐大計劃實際上已經損失了國家錢財。1930年沒收的富農物品，平均價值為每個農場564盧布。這是一筆少得可笑的款項（相當於一名普通勞動者15個月的工資）。這個數字清楚地表明，想像中的富農財富實際上是多麼微不足道。相比之下，放逐一戶富農家庭的成本則往往超過了1,000盧布。
對於安德烈夫委員會來說，「勞改地」要實現管理合理化，首先需要對所有處理被放逐者的機制進行行政重組。1931年夏，格別烏被賦予唯一的控制權，掌控對一切人口遷移的行政管理。此前這是由地方當局所控制的。整個指揮部網絡都投入運行。這些指揮部實際上變成了一個不受政府控制的部門，允許格別烏將大片地區置於其控制之下。在這些地區，特殊移民占到當地人口的大部分。這些聚居地受到極其嚴厲的控制。工人們被迫居住在指定區域，被當局移送到國營公司，或「受當地格別烏指揮官監管、有特殊地位的農業或手工藝合作社」，或者是被送去從事建筑工作──修路或清理土地。當局希望他們比自由工人多生產30%~50%。如果他們果真被付酬的話，他們的薪水就被剋扣15%或25%。其餘部分歸當地格別烏當局所有。
正如來自安德列夫委員會的文件所證實的，讓格別烏非常引以為豪的是，聚居地工人的重新安置費比集中營囚犯少了9倍。1933年6月，西西伯利亞20萬3,000名「特殊移民」，由93個指揮部分管，受971名骨幹員工的指揮。格別烏的目標是，為眾多工業企業提供自己的勞動力，來換取佣金。佣金來源於所掙工資的百分比加上一個初始的固定金額。這些企業，諸如Urallesprom（從事林業）、Uralugol、Vostugol（從事煤礦開採）、Vostokstal（從事鋼鐵業）、Tsvetmetzoloto（從事有色金屬礦物行業）和Kuznetstroi（從事冶金業）等，從事於北部和東部地區各種自然資源的開發。原則上，這些公司要為它們的工人提供住所、為孩子提供學校，並為所有人定期供應食品。而事實上，管理人員通常把這些與囚犯地位相若的工人，當作一種免費的勞動力來源。聚居地的工人常常得不到任何薪水，因為無論他們賺多少錢，都會被政府拿去用於建築物和工具建造、對工會的強制性捐款、國家貸款和其它用途，還入不敷出。
作為配給等級中最低的類別，這些人被當作賤民對待，常常處於幾近餓死的狀態，並遭到各種虐待和恐嚇。報告中所提及的最明目張膽的虐待行為，包括設定不切實際的工作目標、不付工資、毆打，以及隆冬時節關在沒有暖氣的牢房裡。女囚犯與格別烏官員作交易，以換取食物，或作為「提供一切服務」的女傭被送給地方頭目。烏拉爾地區一家林業公司董事長說的話，就精闢地總結了很多這樣的董事對其完全握有生殺大權的人力資源所持的態度：「只要我們願意，我們就可以殺掉你們所有的人。如果我們這樣做，格別烏就會立即再給我們送來數十萬個和你們一樣的人。」此話在1933年夏季格別烏的報告中被引述，並常常遭到批評。
逐漸地，強制勞動的使用開始呈現出較為理性的特徵，即使只是出於提高工業生產率的需要。1932年，把被流放者遷入條件最嚴酷的地區這一主意被拋棄，越來越多的人被發配去從事土木工程和到工礦區（industrial and mining areas）勞動。在某些行業裡，與自由工人一起工作甚至一起生活的被放逐者占了極高比例。在一些地區，被放逐者占了大多數。1933年底，在庫茲巴斯礦區，超過41,000名強制勞工占到礦工的47%。在馬格尼托哥爾斯克，1932年9月人口普查中記錄的42,462名被放逐者構成了當地人口的三分之二。他們住在離工地1至4英里處特別指定的區域，且與自由工人一起參與團隊協作，他們之間的差別不可避免地逐漸消蝕。由於形勢所迫，即由於經濟需要，那些遭受去富農化運動折磨的人，地位得以上升成為強制勞工，慢慢地重新融入一個新的社會。在那裡，所有的階層都對鎮壓普遍心懷恐懼。沒人知道下一個受排斥的會是哪個階級。#
──轉自《大紀元》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