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國政協委員、導演馮小剛在公開解答「中國電影為啥爛片多」這個問題時說道，「要在電影中講好中國故事，主要還是得依靠中國自己的導演」；但問題是，中國缺乏創作人才，因此「人才培養是一項重要的工程」。
對於馮導的這番「創作人才匱乏論」，不少網民提出了反對意見。有人直言，「中國不缺鬼才，只有懷才不遇」；還有人暗指「限制太多，能帶著枷鎖跳舞的人沒有多少」。說白了，這些人都認為，中國不乏優秀的電影創作者，但因為受到限制，他們無法將自己的才華展示出來。這裡的關鍵在於限制，而不在於人才匱乏。對此，身處其間的馮小剛應該是心知肚明的，但大陸諸多的限制讓他顯然說話有忌諱。
而說到限制，最值得一提的當屬在自由社會很難出現的一種電影，名曰「禁片」。中國的爛片不少，「禁片」更多。看過這類「禁片」的人大抵會發現，涉黃、涉暴力的並沒有幾部，絕大多數都是反映中共這幾十年的執政狀況以及社會現實的。由於這樣的現實往往與中共獨裁暴政所製造的血腥殺戮有關，因此，害怕自身合法性受到質疑與詬病的中共是決不會將其公諸於眾的。
紅朝存在著大量的「禁片」，這本身就已說明，無論多麼有才華的導演，他們所拍攝的電影題材都會受到嚴格的政治審查。即便他們不直接觸碰有關中共執政的敏感話題，但實際上，只要其所拍攝的電影足夠寫實，就足以讓觀眾產生豐富的聯想。因為在紅朝治下，哪怕只是一個小人物的悲劇，也終將歸因於時代的悲劇。正是由於中共連這種想像的機會也不給人留，因此寫實風格的影片才會在中國越來越少見。
然而，一部影視作品最能打動人心之處，又恰恰在於那份真實。正如很多膾炙人口、獲得了奧斯卡獎的經典影片，基本都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而成。從著名電影《辛德勒的名單》包攬了第66屆奧斯卡金像獎以及第51屆全球獎7項大獎來看，一部影片到底是佳作還是爛片，與其選材的真實性密切相關。該片講述的是一位德國企業家在希特勒執政期間保護了1,200餘名猶太人免遭殺害的真實歷史事件。
實際上，對於何為「爛片」，中國人所形成的共識直指「抗戰片」。不少人吐槽時說道，「那劇情簡直就是胡編亂造」，「諸如手撕鬼子、褲襠裡藏手雷」。但有意思的是，大家沒把這些爛片歸咎於導演的無能，卻一針見血的指出了問題的關鍵——「伯樂」。在毫無言論、出版自由的中國，能給導演帶上鐐銬的所謂「伯樂」除了中共，恐怕再無其它。
也就是說，中國的爛片不是爛在導演對藝術的表現手法上，而是爛在由中共甄選而成的電影題材與內容上。平淡無奇也就罷了，更讓人無法接受的是明顯的偽造與杜撰。其目的就在於，要美化政治小丑、對暴政歌功頌德。這樣的題材之所以能被拍成電影，也是為了滿足中共對自誇的需求。
正是為了滿足這樣的需求，即便有才華的導演，也同樣能拍出爛片。在討論中國爛片為什麼這麼多時，我們不禁發現，網路上早已發佈了多篇討論知名導演張藝謀的爛片為什麼越來越多的文章。對於這位有才華的導演，人們之所以將其與「爛片」聯繫在一起，最關鍵的一個原因也就在於，他的作品越來越偏離真實。
他的早期作品《紅高粱》、《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秋菊打官司》、《活著》等影片三次提名奧斯卡、五次提名全球獎。由此足見其創作才華。但2002年後轉型執導的商業片，除了華而不實的成分越來越多，比如《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等這類畫面唯美、卻沒什麼情節與內涵的古裝歷史劇；還直接對真實的歷史片段進行篡改，以完成政治任務，比如《英雄》。
由於2002年《英雄》竟然超規格的在中共人民大會堂舉行首映式，因此2003年1月，就有消息人士爆料稱，「《英雄》是江澤民說服張藝謀為美化他而拍的」；「江批了3,000萬美金給張，並說一切為這部片子開綠燈」。據悉，「電影的主題就是宣揚殺戮，美化暴政」；張藝謀在電影中「悖逆情理篡改『荊軻刺秦王』史實，主角殘劍在刺秦王幾乎得手之時忽然撒手」，而原因竟是「突然想到只有秦王可以一統天下，且統一後殺戮即可終止」。
而江之所以迫切的需要這樣一部用來美化自己的影片，不過就是想掩蓋他下令「肉體滅絕」法輪功學員的反人類罪行。
然而，只要是歪理，就很難讓百姓認同。用3,000萬美金造出的票房，也顯然代表不了民意。此後，《英雄》不出意料的出現在了中國人所討論的張藝謀拍攝的爛片名單之中。就這樣，一個擁有如此天賦與才華的導演，從他被政治屠夫說服、選擇當御用導演的那一刻起，就已經辜負了自己的才華，葬送了整個藝術生涯。
從張藝謀這段人生起伏也就不難看出，中國的爛片之所以越來越多，不過是因為被中共用來掩蓋暴政、粉飾太平、歌功頌德的那些御用導演的作品就已佔據了中國電影市場的半壁江山。至於剩下那些毫無內容、思想，缺乏創意、深度，只用來嘩眾取寵、自娛自樂的爛片，則是有才華、有思想、有創意的導演根本不會去拍的。而中共放行爛片，也就是為了要烘托自己的政治宣傳片而已。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