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在該國的另一端，在舊首都彼得格勒與新首都莫斯科，1921年初的局勢幾乎一樣具有爆炸性。經濟近乎停滯，運輸系統逐漸陷於停頓。大部分工廠被關閉或因缺乏燃料以半速運作。對城市的食品供應有完全停止的危險。所有的工人都在街上、在周圍村莊裡搜尋食物，或在冰冷、半空的工廠內閒坐著並交談。由於要用物品換取食物，其中很多工廠已被搬空。
「不滿情緒很普遍」，1月16日契卡情報部門的一份報告稱，「工人們預測這個政權即將滅亡。沒人再工作了，因為他們都太餓了。規模巨大的罷工一定會隨時開始。莫斯科的駐軍越來越靠不住了，隨時都可能變得無法控制。需要採取預防措施。」
1月21日，一項政府法令下令給莫斯科、彼得格勒、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和喀琅施塔得的麵包配給量減少30%。時值最後殘餘的白軍被擊敗，政府不能再聲稱應怪罪「反革命分子」了，因此這一措施足以點燃反叛的火藥桶。1921年1月底至3月中旬，罷工、抗議集會、反飢餓遊行、示威和工廠靜坐每天都在發生，並於2月底和3月初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達到高峰。3月22日至24日，莫斯科發生契卡小分隊與成群示威者的嚴重衝突。這些示威者正試圖闖入軍營與士兵們聯合起來。其中很多工人被槍殺，還有數百人被捕。
在彼得格勒，2月22日之後，動盪局面變得更加普遍。當時，數家主要工廠的工人投票選出了一個新的「全權工人大會」（Plenipotentiary Workers’Assembly）。該大會帶有濃烈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性質。大會在其首項法令中要求取消布爾什維克專政、舉行蘇維埃自由選舉、享有言論、集會和新聞自由，以及釋放所有政治犯。為實現這些目標，該大會號召總罷工。軍事指揮部未能阻止大群人開會。這些會議通過了支持罷工者的動議。2月24日，契卡小分隊向一場工人示威開火，殺害了12名男子。同一天，有超過1,000名工人和激進的社會主義者被逮捕。不過，罷工者的隊伍仍繼續壯大，成千上萬的士兵離開其部隊，加入工人陣營。在2月的戰鬥（譯者註：指1917年的2月革命）推翻沙皇政權四年後，歷史似乎正在重演，因為激進的工人和倒戈的士兵再度攜起手來。2月26日晚9時，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黨頭目格里戈里．季諾維也夫，惶恐不安地給列寧發了一封電報：「工人們已經在軍營與士兵匯合了……我們還在等待我們要求從諾夫哥羅德派來的增援部隊。如果他們沒有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內到達，我們就會被擊潰。」
兩天後，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一直最害怕的事發生了：彼得格勒附近喀琅施塔得基地兩艘軍艦上的水兵發動兵變。2月28日晚11點，季諾維也夫又給列寧發了一封電報：「喀琅施塔得：兩艘主要的戰艦──『塞瓦斯托波爾』號和『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已通過社會革命黨和黑色百人團的多份決議，並向我們發出最後通牒，限我們24小時內作出回應。工人中的形勢十分不穩定。所有的主要工廠都在罷工。我們認為，社會革命黨人會加大抗議力度。」
季諾維也夫所稱的「社會革命黨和黑色百人團」的要求，與三年的布爾什維克專政後絕大多數公民所要求的是一樣的：自由和祕密的選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至少為「工人、農民、無政府主義者和左翼社會主義政黨所享有」。他們也要求給予所有人相等的配給量、釋放所有政治犯、召集一個特別委員會重新審視集中營被囚者的案例、終結徵用、廢除契卡特別小分隊、給農民自由「隨意處理其土地、飼養自己的家畜，只要他們是用自己的資源去做的」。
在喀琅施塔得，事件發展勢頭日盛。3月1日，一場盛大的會議讓超過15,000人──該海軍基地全部文職和軍事人員的四分之一聚集在了一起。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米哈伊爾．加里寧（Mikhail Kalinin）親自前來，試圖緩和局勢。但人群發出的噓聲，蓋過了他的發言。次日，在喀琅施塔得至少2,000名布爾什維克加入的情況下，反抗者們成立了一個臨時革命委員會，試圖與來自彼得格勒的罷工者和士兵聯合起來。
1921年3月的第一週，契卡每天關於彼得格勒局勢的報告清楚地表明，喀琅施塔得兵變贏得了廣泛的民眾支持：「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員會顯然期望彼得格勒隨時爆發一場廣泛的起義。他們已經聯繫了反叛的軍人和一些工廠。今天，在阿森納（Arsenal）工廠的一次會議上，工人們投票支持一項加入這場起義的決議。已選出一個三人代表團與喀琅施塔得保持聯繫，其中包括一名無政府主義者、一名孟什維克和一名社會革命黨人。」
3月7日，彼得格勒的契卡接到命令要求「對工人採取果斷行動」。在48小時內，超過2,000名工人、所有已知的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支持者或活動人士，都遭到逮捕。與反叛的軍人不同，這些工人沒有武裝，幾乎無力抵抗契卡小分隊。由此瓦解對這場起義的支持後，布爾什維克精心籌劃了對喀琅施塔得本身的襲擊。肅清反叛的任務委託給了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將軍。在向人群開火過程中，這位1920年波蘭戰役的勝利者使用了來自軍校的新兵，以及來自契卡的特別小分隊。這些新兵毫無革命傳統。這場行動始於3月8日。十天後，在成千上萬的人喪生後，喀琅施塔得淪陷了。其後幾天裡，數百名被俘虜的反抗者被槍決。該事件的檔案於近來首次公布，顯示1921年4月至6月，有2,103人被判死刑，6,459人被送往監獄或集中營。就在喀琅施塔得陷落前，近8,000人設法穿越冰層逃到了芬蘭。他們在那裡被拘禁在特里奧基（Terioki）、維堡（Vyborg）和伊諾（Ino）的臨時宿營地（transit camp）。由於被特赦的承諾所欺騙，其中一些人於1922年回到俄羅斯。他們立即遭到逮捕，並被送到索洛維茨基群島的集中營，以及阿爾漢格爾斯克（Arkhangelsk）附近的霍爾莫戈雷（Kholmogory）──最惡劣的集中營之一。據一個無政府主義消息來源說，被送到霍爾莫戈雷的5,000名喀琅施塔得囚犯中，1922年春季仍活著的人還不到1,500人。
令人悲哀的是，位於德维纳（Dvina）大河河畔的霍爾莫戈雷集中營，是因殺害大批囚犯的迅速手法而出名的。他們經常被裝上駁船，脖子周圍綁上石頭，胳膊和腿都捆綁著，被從船上拋入河中。1920年6月，契卡主要領導人之一米哈伊爾‧科德羅夫（Mikhail Kedrov）開始了這種大規模淹死人的行動。數份目擊者報告一致認為，1922年，來自喀琅施塔得的大量反叛者，連同來自坦波夫省的哥薩克人和農民（他們也被放逐到霍爾莫戈雷），都以這種方式被溺死在德维纳河中。同年，一個特別的疏散委員會，將大約2,514 位來自喀琅施塔得的平民放逐到西伯利亞，僅僅是由於他們曾待在這座城鎮裡經歷了那些事件。
喀琅施塔得的反抗一被粉碎，該政權就集中精力追捕社會主義活動人士、打擊罷工者和「工人們的自滿」、平息儘管官方停止徵用但仍在繼續的農民起義，並採取措施壓制教會。
1921年2月28日，捷爾任斯基命令所有的省級契卡：「（1）立即逮捕所有無政府主義者、孟什維克以及社會革命黨知識分子，特別是農業和糧食人民委員部工作的官員；（2）逮捕所有的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在工廠裡工作、很可能號召罷工或示威的社會革命黨人。」
新經濟政策的推行，並非標誌著鎮壓政策開始放鬆，相反，隨之而來的是對溫和派社會主義活動人士的再度鎮壓。驅動鎮壓的原因，不是當局認為他們反對新經濟政策。事實上，新經濟政策本身就是他們長久以來爭取的目標，可能被用於證明他們自己政治方案的正確性。這成為他們被鎮壓的原因。列寧1921年寫道：「無論是否隱瞞其政治忠誠，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唯一的去處就是監獄。」
幾個月後，因斷定社會主義者還在製造太多事端，他寫道：「如果孟什維克或社會革命黨人仍不收斂，他們就都必須被毫不留情地槍決。」1921年3月至6月，超過2,000名溫和派社會主義活動人士和支持者再次被捕。到此時，孟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的所有成員都已下獄。當1921年1月受到被放逐到西伯利亞的威脅時，他們開始絕食。12名領導人，包括費多爾．丹（Fedor Dan）和鮑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Boris Nikolaevsky），都被驅逐到國外，並在1922年2月抵達柏林。
1921年春，該政權的主要優先事項之一是振興工業生產。它已經下降到1913年的10%。布爾什維克維持甚至加強了前幾年開始的軍事化，而非緩解對工人們的壓力。採用新經濟政策之後，1921年在頓巴斯廣大工業和採礦地區實行的政策，似乎特別暴露了布爾什維克為了讓工人復工所使用的那種專制方法。該地區生產該國80%以上的煤炭和鋼鐵。1920年年底，與托洛茨基關係密切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格奧爾基．皮亞塔科夫（Georgy Pyatakov）被任命為煤炭工業中央管理局負責人。一年內，他就通過不斷剝削和恐嚇的政策，讓煤炭生產增加了5倍。皮亞塔科夫對他的12萬工人強加了折磨人的紀律：任何曠工都等同於破壞行為，都要受到被放逐到集中營甚至死刑的懲罰。1921年，有18名礦工因「持續寄生」而被處決。工作時間增加，尤其是在週日。皮亞塔科夫通過威脅沒收配給卡，有效地脅迫工人們提高生產率。當時，工人們僅收到其生存所需麵包配給量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往往在一天結束時，他們不得不將其靴子借給下一班接班的同事。這位負責人承認，勞動力曠工，部分是由於流行病、「永久飢餓」和「完全沒有衣服、褲子和鞋子」。在飢荒的威脅達到頂峰時，為了減少要養活的人口數，皮亞塔科夫於1921年6月24日下令從採礦的村莊驅逐未在礦區工作的每個人。礦工的家人被沒收了配給卡。配給也是嚴格按照個體礦工的產量而計算的，因此引入了一種初步的、與生產率相關的工資形式。
這種做法直接違背了待遇平等的思想。許多被布爾什維克的花言巧語所欺騙的工人，仍對這一思想念念不忘。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措施預示著20世紀30年代針對工人階級所採取的措施。勞動群眾無非是勞動力（rabsila），必須以可能最有效的方式加以利用。這樣做涉及推翻立法和工會的訴求。這些工會完全不起作用，並被勒令不惜一切代價支持管理部門的指示。勞動力的軍事化，似乎是強迫飢餓、頑固、不生產的工人配合的最有效手段。這種對理論上自由的勞動力的剝削，與20世紀30年代早期創建的廣大流放地的強制勞動，似乎有著不可避免的相似性。和布爾什維克主義形成期的許多其它事件（無一能通過內戰背景得到解釋）一樣，1921年頓巴斯的這些事件成為日後處於斯大林主義核心地位的一系列做法之前身。#（待續）
──轉自《大紀元》 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