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無論工人戰線在戰略上是多麼重要、多麼具有象徵意義，它也只是內戰中諸多內部戰線中的一個。對綠軍即反徵用和徵兵的農民的鬥爭，往往要重要得多。目前首次公開的契卡特別部門和共和國內衛部隊報告，揭示了這場「骯髒戰爭」異乎尋常的暴力所造成的徹頭徹尾的恐怖。這場戰爭已不再只是紅白兩軍之間較為顯著的衝突。契卡特別部門和共和國內衛部隊的任務，就是懲處逃兵、鎮壓兵變和農民暴亂。正是在布爾什維克政權與農民之間的這場決定性鬥爭中，恐怖政策被真正地制定出來。這種政策是基於對群眾極悲觀的看法。捷爾任斯基曾寫道：「他們是那麼的無知，以至於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符合他們自己利益的。」有人認為，對這些具有獸性的群眾，只能用暴力，用「鋼鐵掃帚」來馴服。托洛茨基就曾用「鐵掃帚」這個獨特的比喻，來描述他為「清理」烏克蘭、「掃除」由內斯托爾．馬克諾及其他農民首領領導的「匪幫」而採取的鎮壓行動。
農民起義始於1918年夏季，在1919年和1920年變得廣泛許多，1920年至1921年則達到高潮，暫時迫使布爾什維克部隊稍稍撤退。
這些農民起義有兩個明顯的原因：不斷地徵用財物和紅軍強制徵兵。對剩餘農產品的肆意搜刮，是1918年夏季首波行動的特徵。1919年1月，它被一種集中化和更精心設計的徵用系統所取代。每個省、縣、區和農村公社都必須向國家進行定額上繳。此定額是根據對收成大小的估算而提前確定的。除了糧食之外，定額中還包括20多種產品，諸如土豆、蜂蜜、雞蛋、黃油、食用油、肉類、奶油和牛奶等。每個社區都自行負責收集。只有在全村上繳完定額後，當局才分發收據，允許人們購買製成品。即使這樣，民眾對製成品的需求也只有約15%得到實際滿足。到此階段，給農業收成的報酬多少只是象徵性的。到1920年底，與戰前金本位制盧布相比，盧布貶值了96%。從1918年到1920年，農業徵用案例上升了三倍；農民起義的數量，儘管難以準確計算，但似乎也是以大致相同的幅度增加。
經過「帝國主義戰爭」三年的戰壕煎熬，反抗徵兵成為農民起義第二大常見的原因。這些起義常由綠軍領導。這也解釋了為何有成群的逃兵藏匿在森林裡。現在據信1919年和1920年有300多萬逃兵。1919年，契卡各部門和為打擊逃亡而組建的專門部門，抓捕了約50萬名逃兵。次年，這一數字升至70萬到80萬之間。即使這樣，仍有150萬到200萬的逃兵（其中多數是極為熟悉地形的農民）躲過了當局的視線。
面對此問題的嚴重性，政府採取了更具鎮壓性的措施。不僅成千上萬的逃兵被槍殺，而且逃兵的家人也常常被當作人質。1918年夏季以後，人質原則應用得越來越普遍。例如，列寧簽署的1919年2月15日的一項政府法令，鼓動地方契卡從一些地區的農民中劫持人質。這些地區，鐵路線的積雪清理還未達到令人滿意的標準。該法令稱：「如果鐵路線清掃不當，人質就會被槍決。」1920年5月12日，列寧向負責追查逃兵的各省委員會和分遣隊發出下列指示：「逃兵自首的七天期限過後，對於那些背叛人民事業的不可救藥之人，處罰必須升級。其家人和任何被發現以任何方式協助他們的人，都將被當作人質，受到相應的對待。」實際上，這項命令無非是在法律上認可了既有的習慣做法。儘管如此，士兵逃亡大潮仍滾滾向前。1920年和1921年，如同1919年一樣，逃兵占了綠軍追隨者的大多數。布爾什維克對他們發動了一場無情的、殘酷得難以想像的戰爭。戰爭歷時三年之久，在一些地區長達四年，甚至五年。
除了抵制徵用和徵兵外，農民們一般也會拒絕他們所認為的外來勢力的任何干預，這裡是指來自城市的共產黨人。在很多農民看來，負責徵用的共產黨人與1917年鼓動農業革命的布爾什維克，絕非同樣的人。在紅白兩軍之間不斷易手的地區，混亂和暴力也達到頂峰。
負責鎮壓暴動的契卡各部門所寫的報告，是一個特別好的信息來源，讓我們得以看到這場游擊戰的許多不同方面。它們常常把農民運動區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自發的反抗和短暫的突發暴力事件，參與者人數相對有限，通常在幾十人到一百人左右；另一類是大規模的起義，涉及數千甚至數萬農民。他們組成名副其實的軍隊，能夠攻城掠地，並通過一致的政治綱領凝聚在一起。此綱領通常帶有無政府主義或社會革命黨傾向。來自這些報告的摘錄，讓人得以對當時發生的事有所了解。
「1919年4月30日。坦波夫省。4月初，在列別金斯基縣（Lebyadinsky district），富農和逃兵中爆發暴亂，抗議徵集人員、馬匹和徵用糧食。叛亂分子高喊『打倒共產黨人！打倒蘇維埃！』，衝擊和焚燒了該州的幾個執行委員會，並以野蠻方式殺了7個共產黨人，將他們活活鋸成兩半。在徵用分遣隊成員的要求下，契卡212部隊抵達撲滅了這場富農叛亂。60人被捕，50人被就地處決；發起叛亂的村莊也被夷為平地。」
「沃羅涅日省，1919年6月11日，16時15分。電報。情況在改善。新霍皮奧爾斯克（Novokhopersk）地區的叛亂即將結束。我們的飛機投下炸彈焚燒了特列提亞克（Tretyaki）鎮──土匪的主要據點之一。掃蕩行動在繼續中。」
「雅羅斯拉夫爾省，1919年6月23日。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區（Petropavlovskaya volost）的逃兵暴動已被撲滅。逃兵們的家屬被扣為人質。當我們開始槍斃每家的一個人時，綠軍便開始從樹林裡出來投降了。作為儆戒，34名逃兵被槍決。」
數千份類似報告，見證了當局與農民游擊隊之間這場戰爭的暴力之巨。這些暴力往往由士兵逃跑引發，但在報告中卻被稱為「富農叛亂」或「土匪暴動」。以上三段摘錄顯示了當局最常用的鎮壓行動類型：逮捕和處決從逃兵或「土匪」家庭劫持的人質；轟炸和焚燒村莊。這些盲目和不成比例的報復，是基於整個鄉村社區共擔責任的觀念。當局通常會制定逃兵返回的最後期限。一旦截止時間到期，逃兵就會被視為「森林盜匪」，一經被見到，就會被槍決。民事和軍事當局的宣傳手冊中都明言：「如果一個村莊的居民幫助森林裡的土匪，不論是以何種方式，全村都將被燒燬。」
一些更普通的契卡報告，可使人更清楚地了解農村這場戰爭的規模。1918年10月15日至11月30日，僅在俄國12個省，就發生了44起暴亂（bunt riots），其中有2,320人被捕，620人在戰鬥中喪生，982人隨後被處決。在這些暴亂中，還有480名蘇維埃工作人員以及來自徵糧隊、紅軍和契卡的112名男子被殺。1919年9月，在目前可獲得報告的10個俄國省份，有48,735名逃兵和7,325名「土匪」被捕，1,826人被殺，2,230人被處決，還有430名蘇維埃工作人員與軍人喪生。這些支離破碎的報告中，還不包含更大規模農民起義中更大的生命損失。
這些起義可根據幾個強度較高的時期來劃分：1919年3月和4月，在伏爾加河中游與烏克蘭地區；1920年2月至8月，在薩馬拉、烏法、喀山、坦波夫這些省份，以及烏克蘭。當時，烏克蘭被布爾什維克從白軍手中奪回，但其心臟地帶依然被游擊隊的農民掌控。1920年底到1921年上半年，農民運動雖然在烏克蘭、頓河及庫班河很大程度上處於守勢，但在坦波夫、奔薩、薩馬拉、薩拉托夫、辛比爾斯克及察里津這些中部省份，掀起大規模抵抗的高潮。而20世紀一場最嚴重飢荒的到來，成為削弱這場農民戰爭強度的唯一因素。
1919年，薩馬拉和辛比爾斯克被要求提供全俄徵糧量的五分之一以上。1919年3月，正是在這兩個富饒省份，自發的農民騷亂首次轉變為一場真正的起義。數十座城鎮被起義的農民軍占領。到那時，這支軍隊已擁有3萬多名武裝士兵。布爾什維克中央政權失去對薩馬拉的一切控制，長達一個多月。這場起義，使海軍上將高爾察克的白軍分隊得以加速向伏爾加河推進。布爾什維克被迫派出數萬名男子，對付這支組織極為精良的農民軍。它擁有明確的政治綱領，主張實行自由貿易、各蘇維埃自由選舉、終結徵用政策和「布爾什維克人民委員體制」。這場起義結束後，薩馬拉的契卡頭目於1919年4月總結局勢時提到，有4,240名反叛者在戰鬥中喪生，625人隨後被槍決，6,210名逃兵和「匪徒」被逮捕。
起義之火在薩馬拉看似被抑制住了，但就在此時，它又在烏克蘭驟然爆發，強度無與倫比。德國人和奧匈帝國人於1918年底離開之後，布爾什維克政府決定奪回烏克蘭。烏克蘭過去是沙皇帝國的糧倉，此時則供養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無產階級。烏克蘭的徵用定額高於蘇維埃帝國的其它任何地方。若完成這些定額，數千座村莊就會陷入某種程度的飢餓。這些村莊已經因德國和奧匈帝國的占領而嚴重受損。此外，與俄國1917年底在農民社區分配土地的政策不同，布爾什維克對烏克蘭的意圖是，直截了當地將其所有大型地產國有化。這些地產是舊帝國最摩登的。這一政策，旨在把那些大型產糖和產糧區變成大型集體農場，把農民只是作為農業勞工，因此必然會激起反抗。此前，農民們在對抗德國和奧匈帝國占領軍的鬥爭中，已經被武裝起來。到1919年，有了數萬農民組成的真正軍隊，由西蒙‧彼得留拉、內斯托爾．馬克諾、米克拉．希赫爾伊夫（Mykola Hryhoryiv）、澤勒尼（Zeleny）等軍事首領和烏克蘭政治家指揮。這些農民軍決心實施他們自己版本的農業革命：土地歸農民、實行自由貿易、在「無俄國人或猶太人」參與的情況下舉行蘇維埃自由選舉。很多烏克蘭農民，一出生即受農村與城鎮（多數是俄國人和猶太人）相互敵對的長久傳統的薰染，很容易在俄國人、布爾什維克和猶太人三者之間劃等號。這些農民後來都被逐出了烏克蘭。
烏克蘭的這些特質，解釋了布爾什維克與烏克蘭很大一部分農民之間衝突的殘酷性和持久性。而另一方──白軍的存在，又令政治和軍事形勢更加複雜。該軍隊同時受到布爾什維克和反對大地主回歸的烏克蘭各農民軍的襲擊。諸如基輔等一些城市，兩年內就易手了14次之多。
首波反對布爾什維克及其徵糧隊的大規模起義，發生在1919年4月。僅在當月，基輔、切爾尼戈夫（Chernihiv）、波爾塔瓦（Poltava）和敖德薩（Odessa）四省就爆發了93起農民起義。1919年7月的前20天，契卡自身的統計資料就記錄了210起起義，涉及10萬多名武裝戰鬥人員和數十萬農民。希赫爾伊夫的農民軍，人數超過兩萬人，包括數個倒戈的紅軍分隊，擁有50門大炮和700多架重機槍。1919年4月和5月，該軍隊占領了烏克蘭南部的一系列城市，包括切爾卡瑟、赫爾松、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薩。他們成立了一個獨立的臨時政府，其口號很鮮明地表達了他們的意圖：「一切權力歸烏克蘭人民的蘇維埃」、「烏克蘭屬於烏克蘭人，打倒布爾什維克和猶太人」、「分配土地」、「自由企業，自由貿易」。擁有近兩萬名武裝人員的澤勒尼游擊隊，占據了幾乎整個基輔省，僅幾個大城市除外。在「蘇維埃政權萬歲，打倒布爾什維克和猶太人！」的口號下，他們在基輔和切爾尼戈夫的城鎮和鄉村，組織了數十起針對猶太社區的血腥殺戮。基於諸多研究，最有名的要屬內斯托爾．馬克諾的所為了。作為一支擁有數萬人的農民軍的首領，他支持一份同時帶有民族主義和社會無政府主義色彩的綱領。此前，數個農民代表大會上曾對它進行詳細闡述，包括馬克諾起義期間於1919年4月舉行的胡利亞伊—波萊（Gulyai-Pole）農民工人暨反抗者代表大會。馬克諾的追隨者表示拒絕政府對農民事務的一切干預，渴望在自由選出的蘇維埃的基礎上實現農民自治。除了這些基本的要求外，他們還有一系列與其它農民運動所共有的訴求，諸如要求結束徵用、取消稅賦、給社會主義政黨和無政府主義政黨以自由、重新分配土地、結束「布爾什維克人民委員體制」，以及解散特種部隊和契卡。
1919年春夏兩季在紅軍戰線後方發生的數百起農民起義，在鄧尼金將軍部隊的短暫勝利中發揮了關鍵作用。1919年5月19日撤出烏克蘭南部後，白軍迅速挺進，而紅軍正忙著撲滅農民起義。鄧尼金的部隊於6月12日占領了哈爾科夫（Kharkiv），8月28日拿下基輔，9月30日又攻下沃羅涅日。布爾什維克撤退的同時，報以大規模處決囚犯和人質。布爾什維克此前僅在那些大城市建立了權力基礎，而讓農村落入農民手中。在倉促撤退中，經過農民游擊隊掌控的鄉村時，紅軍小分隊和契卡毫不留情。他們數以百計地燒燬村莊，並對土匪、逃兵和人質實施大規模處決。這次撤退和後來於1919年底和1920年初對烏克蘭的再度征服，就構成了對平民異乎尋常的暴力事件的背景。這一點，伊薩克‧巴別爾（Isaac Babel）的傑作《紅色騎兵軍》（The Red Cavalry）作了詳述。
到1920年代初，白軍已經被擊敗，只剩幾個零散分隊在鄧尼金繼任者彼得‧弗蘭格爾（Pyotr Wrangel）男爵的指揮下退避至克里米亞。這樣，布爾什維克部隊與農民們就捲入了正面衝突。從那時起直到1922年，與布爾什維克當局的衝突，促使其加速了對農民極為血腥的鎮壓。1920年2月和3月，一場被稱為「乾草叉反叛」（Pitchfork Rebellion）的新的大型起義，在喀山、辛比爾斯克和烏法三省爆發，從伏爾加河延伸至烏拉爾山。這些地區，不僅居住著俄國人，還居住著韃靼人和巴什基爾人，一直遭受特別暴虐的強徵。數週之內，這場起義就在約12個縣扎根。這支被稱為「黑鷹」（The Black Eagle）的農民軍，在其全盛時期擁有5萬多名士兵。裝備著大炮和重機槍的共和國內衛部隊，最終擊潰了只裝備著乾草叉和斧頭的反抗軍。幾天之內，就有成千上萬的反抗軍被屠殺，數百座村莊被焚燬。
儘管乾草叉起義被迅速粉碎，但農民的反抗仍繼續蔓延，接下來在伏爾加河中部地區的省份，以及坦波夫、奔薩、薩馬拉、薩拉托夫和察里津驟然加劇。這些地區都飽受強徵之苦。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Antonov-Ovseenko）領導了對坦波夫起義農民的鎮壓。他後來承認，若按照指示執行，1920年和1921年的徵用計劃將意味著一些農民死亡。平均而言，他們每人每年只剩下1普特（35磅）的糧食和1.5普特（約55磅）的馬鈴薯，約為最低生活需求量的十分之一。因此，這些省的農民於1920年夏季參與了一場直截了當的生存之戰。戰鬥持續了兩年，直到反抗者們最終被飢餓所征服。
烏克蘭是1920年農民與布爾什維克之間衝突的第三大中心，其中大部分地區於1919年12月至1920年2月從白軍手裡奪回；但農村仍處於數百支自由綠軍小分隊的控制之下，他們各有效忠，但很多都歸馬克諾指揮。與黑鷹軍不同，這些烏克蘭小分隊裝備精良，因為他們主要由逃兵組成。1920年夏，馬克諾的軍隊已擁有15,000人、2,500名騎兵、約100架重機槍、20門火炮和兩輛裝甲車。數百個較小的團體也對布爾什維克入侵進行了頑強抵抗，其人數從十幾到幾百不等。為了打擊這些農民游擊隊，政府於1920年5月要求捷爾任斯基協助，任命他為「西南戰線後方司令」。捷爾任斯基在哈爾科夫待了兩個多月，組建了共和國內衛部隊的24個特殊分隊。這些精銳部隊配有特種騎兵分遣隊（受訓以追擊撤退的反抗軍）和轟炸土匪據點的飛機。其任務是在三個月內剷除所有的農民游擊隊。實際上，這一行動花了兩年多時間，從1920年夏季持續到1922年秋季，付出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待續）
──轉自《大紀元》 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