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8月30日的兩次暗殺企圖──一次針對彼得格勒契卡頭目烏里茨基（M.S.Uritsky），另一次針對列寧──似乎證實了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這種理論：一個真正的陰謀正威脅到他們的存在。事實上，現在看來這兩起事件之間沒有關聯。第一起是由一名年輕學生按照根深蒂固的、平民革命恐怖之傳統所實施的。他想為一位官員朋友之死復仇。這名官員幾天前被彼得格勒契卡所殺。第二起事件長期以來被認為是芬尼．卡普蘭（Fanny Kaplan）所為。此人是一名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帶有無政府主義和社會革命黨傾向。她被立即逮捕，三天後未經審判就被槍決。但現在看來，那時契卡自身內部可能就有一個更大的陰謀針對列寧。該陰謀當時未被偵察到。布爾什維克政府立即把兩次暗殺企圖歸咎於「法國和英國帝國主義的奴僕右翼社會革命黨人」。其回應很直接：次日，報刊上的文章和官方聲明就呼籲實施更多的恐怖。「工人們」，《真理報》（Pravda）8月31日的一篇文章稱，「我們粉碎資產階級或被它粉碎的時候到了。資產階級的腐敗必須立即從我們的城市清除出去。現在，所有相關人員的檔案將被保存，那些對革命事業造成危險的人將被處決……工人階級的頌歌將是一首仇恨和報復之歌！」
與之類似，同一天，捷爾任斯基及其助手揚．彼得斯（Jan Peters）起草了一份《告工人階級書》：「工人階級必須用大規模恐怖粉碎反革命的九頭蛇！我們必須讓工人階級的敵人知道，凡被抓時被發現非法擁有槍枝者，都將立即被處決；凡敢於散布哪怕最輕微謠言反對蘇維埃政權者，都將被立即逮捕並送進集中營！」這份呼籲書於9月3日刊登在《消息報》上。次日，發表了內務人民委員彼得羅夫斯基（N. Petrovsky）向所有蘇維埃發布的指示。彼得羅夫斯基抱怨稱，相比「國家的敵人」組織的對勞動群眾的「大規模鎮壓」，「紅色恐怖」見效太慢了：
「終結這一切軟弱和多愁善感的時候到了。必須立即逮捕所有的右翼社會革命黨人。必須從官員和資產階級中扣留大批人質。必須以廣泛的處決對哪怕最輕微的抵抗作出回應。省執行委員會必須在這一點上引路。契卡和其他有組織的民兵必須搜出和逮捕嫌犯，並立即處決所有被發現涉及反革命行徑的人……執行委員會的領導人必須將當地蘇維埃所表現出的任何軟弱或優柔寡斷，立即報告給內務人民委員部。在這個大規模恐怖時期，任何軟弱或優柔寡斷都是無法被容忍的。」
這份電報標誌著全面的「紅色恐怖」正式啟動。它證明了捷爾任斯基和彼得斯後來的聲稱是謊言。這一聲稱指，紅色恐怖「是群眾對1918年8月30日的未遂暗殺所做出的普遍、自發的憤慨反應，是在無中央組織的任何倡議的情況下開始的」。事實是，紅色恐怖是多數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對其「壓迫者」幾乎抽象的仇恨之自然發洩途徑。他們希望的，不是將這些「壓迫者」作為個體來清除，而是將其作為一個階級來消滅。孟什維克領導人拉斐爾．阿布拉莫維奇（Rafael Abramovich）在其回憶錄中，回顧了他在1917年8月與契卡後來的領導人捷爾任斯基的一段發人深省的談話：
「阿布拉莫維奇，你記得拉薩爾（Lasalle）關於憲法本質的講話嗎？」
「當然記得。」
「他說，任何憲法總是由當時在某個特定國家起作用的社會力量之間的關係所決定的。我想知道，政治力量與社會力量之間的這種相關性可能如何被改變？」
「嗯，改變因素有任何時候政治和經濟領域中進行的各種變化過程、經濟增長新形式的出現、各社會階層的興起，所有那些你已經非常了解的事情，費利克斯……
「是的，但是不可能比這改變得更加徹底嗎？靠強迫某些階級屈服或完全消滅他們如何？」
這種冷酷、精於算計和憤世嫉俗的殘忍，是被推向極致的不可調和的階級戰爭之必然結果，為很多布爾什維克黨人所共有。該黨主要領導人之一格里戈里．季諾維也夫（Grigori Zinoviev）於1918年9月宣稱：「為了幹掉我們的敵人，我們必須製造自己的社會主義恐怖。為此，我們必須培訓一億俄國人中的9千萬，並使他們都站在我們這一邊。對其餘一千萬人，我們沒什麼可說的；我們必須除掉他們。」
9月5日，蘇維埃政府頒布了有名的法令《關於紅色恐怖》，將恐怖合法化。法令稱：「此刻，契卡被強化是絕對重要的……為的是保護蘇維埃共和國免受階級敵人之害。他們都必須被關在集中營裡。凡是被發現與白軍組織、陰謀、暴亂或騷亂有牽連的人，都將被就地處決。所有這些人的名字，連同被處決的原因，都將被公開宣布出來。」正如捷爾任斯基後來所承認的，「9月3日和5日的文本終於給了我們一項合法權利，使我們根本不必經由其他任何人授權，立即幹掉反革命烏合之眾。在那之前，連黨內的同志都在開展運動反對契卡擁有這項權利。」
在一份日期標註為9月17日的內部通知中，捷爾任斯基要求所有的地方契卡「加快程序，並終止即了結任何未了之事」。實際上，「了結」早在8月31日就開始了。9月3日，《消息報》報導，在之前幾天，彼得格勒有500多名人質被當地契卡處決。根據契卡的消息來源，9月僅在彼得格勒就有800多人被處決。而實際數字一定遠高於此。一名目擊者講述了以下細節：「對彼得格勒來說，即使保守估計也一定是1,300例處決……布爾什維克在其『統計資料』中，未計入按照喀琅施塔得地方當局的命令被處決的數百軍官和平民。僅在喀琅施塔得，一夜之間，就有400多人被槍決。庭院中間挖了3個巨大的戰壕，400多人排列在它們前面，被一個接一個地處決。」1918年11月3日，彼得斯在《莫斯科清晨》報（Utro Moskvy）的採訪中承認，「彼得格勒那些神經非常過敏的契卡成員喪失理智，做得過火了。在針對烏里茨基的暗殺之前，根本沒有人被處決──相信我，儘管人們可能告訴你任何事情，但我並不像他們說的那樣嗜血──但自那時起，已經有太多的人被殺害，往往完全不加區別。話說回來，對於針對列寧的未遂暗殺，莫斯科的唯一回應是處決沙皇時期的幾名部長。」又據《消息報》報導，9月3日和4日，「僅」29名來自集中營的人質在莫斯科被射殺。這些死者中，有兩名前部長來自沙皇尼古拉二世政權，即內務大臣赫沃斯托夫（N.Khvostov）和司法大臣謝格洛維托夫（I. Shcheglovitov）。但大量的目擊者報告都認為，在莫斯科監獄的「9月大屠殺」期間，有數百名人質被處決。
在這個紅色恐怖時代，捷爾任斯基創辦了一份新的報紙《契卡週報》（Ezhenedetnik VChK），堂而皇之地吹噓祕密警察的優點，並煽起「群眾正義的復仇欲」。在該報存在的6個星期裡，它直白而厚顏無恥地描述了劫持人質、將其拘留在集中營以及處決的案例。在契卡存在的理由遭到許多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懷疑後，《契卡週報》就依照中央委員會的命令被關閉。因此，對於1918年9月和10月的「紅色恐怖」，該報的報導就構成了官方基本的、最少量的信息。例如，該報報導，在中等城市下諾夫哥羅德，在尼古拉．布爾加寧（Nikolai Bulganin，後於1954年至1957年成為蘇聯政府首腦）的領導下契卡特別狂熱，於8月31日以後處決了141名人質，並在僅3天之內一度扣留700多名人質。在維亞特卡（Vyatka），烏拉爾地區的契卡報告稱，短短一週之內，就處決了23名「前警察」、154名「反革命分子」、8名「君主主義者」、28名「立憲民主黨成員」、186名「官員」以及10名「孟什維克和右翼社會革命黨人」。伊萬諾沃一沃茲涅先斯克（Ivanovo Voznesensk）的契卡報告稱，劫持了181名人質，處決了25名「反革命分子」，並設立了一個可容納千人的集中營。塞貝日斯克（Sebezhsk）小鎮的契卡報告稱，射殺了「17名富農和一名牧師，他們曾慶祝一個為血腥暴君尼古拉二世舉行的彌撒」。特維爾（Tver）的契卡報告，扣留了130名人質並處決39人。彼爾姆（Perm）的契卡則報告了50例處決。這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清單可大大擴展。這些僅僅是來自6期《契卡週報》的幾份摘錄。
1918年秋，其它省級期刊也報導了數以千計的逮捕和處決案例。僅舉兩例。《察里津（Tsaritsyn）省契卡新聞》唯一出版的一期報導，在9月3日至10日這一週，有103人被處決。11月1日至8日，有371人在當地契卡法院出庭。其中50人被判死刑，其餘的則被判「作為一項清理措施，作為人質送入集中營，直到徹底撲滅一切反革命暴動」。唯一的一期《奔薩省契卡新聞》報導，「在糧食軍分遣隊執行任務的彼得格勒工人葉戈洛夫（Egorov）同志被暗殺。作為回應，契卡處決了150名白軍軍人。未來還將採取其它更嚴酷的措施，對付任何舉手抗議無產階級鐵拳的人。」這則報導未插入任何評論。
由地方契卡發往莫斯科的機密報告（svodki）也證實，對農民社區與地方當局之間發生的最輕微事件，也作出了殘酷的反應。這些事件大多涉及抵制徵用過程或徵兵，被作為「反革命富農暴亂」有系統地記入文件中，且遭到無情的鎮壓。這些機密報告近來才得以解密。#（待續）
──轉自《大紀元》 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