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契卡當時起步低微。1918年1月11日（公曆1月24日），捷爾任斯基捎信給列寧說：「儘管我們已做了重要的工作，但我們發現，目前的情況是無法容忍的。我們什麼錢都沒有。我們夜以繼日地工作，沒有麵包、糖、茶、黃油或乳酪。要麼採取措施批准給我們像樣的口糧，要麼給我們權力徵用資產階級的財物。」捷爾任斯基招募了約100名男子，其中大多為軍中舊黨、波蘭人和來自波羅的海諸國的人。幾乎所有人都曾為PRMC工作過。他們成為了上世紀20年代國家政治保衞總局（GPU）和30年代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的未來領導人，包括馬丁‧拉齊斯（Martin Latsis）、維亞切斯拉夫．孟辛斯基（Viacheslav Menzhinsky）、斯坦尼斯拉夫．梅辛（Stanislav Messing）、格里戈里‧莫洛茲（Grigory Moroz）、揚‧彼得斯（Jan Peters）、梅厄．特里利瑟（Meir Trilisser）、約瑟夫．溫施利希特（Josif Unshlikht）和亨利希．亞戈達（Genrikh Yagoda）。
契卡的首次行動是制止彼得格勒國家機關雇員的罷工。這種方法迅速而有效──所有罷工領導人都遭到逮捕。其理由很簡單，正如捷爾任斯基所宣稱的：「任何不再願意與人民合作的人，在他們中都沒有立足之地。」捷爾任斯基也逮捕了很多被選入立憲會議的孟什維克代表和社會革命黨代表。這一專橫行為立即遭到司法人民委員艾薩克．斯坦伯格（Isaac Steinberg）的譴責。他本人是一名左翼社會革命黨人，幾天前被選入政府。這是契卡和司法機關之間的首次衝突，提出了祕密警察法律地位這個重要問題。
「『司法人民委員部』有何意義呢？」斯坦伯格問列寧，「不如把它改稱為『社會滅絕人民委員部』更實在些。這樣人們會更清楚地了解它。」
「絕妙的主意」，列寧回答道，「我就是這麼看的。不幸的是，不會那麼稱呼它！」
列寧對斯坦伯格和捷爾任斯基之間的衝突進行了仲裁。斯坦伯格主張讓契卡嚴格隸屬於司法程序；捷爾任斯基則表示反對，稱其為「舊政權守舊派吹毛求疵的守法主義」。在捷爾任斯基看來，契卡的行動只應對政府本身負責。
1月6日（公曆1月19日）標誌著布爾什維克專政鞏固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時刻。當天一早，立憲會議被強行解散，此前僅召開過一天的會議。它於1917年11月至12月由選舉產生，布爾什維克在其中是少數派，在707個議席中僅獲得175席。解散立憲會議的專橫舉動，在國內任何地方似乎都未激起特別的反應。一場反對解散該議會的小型示威被部隊驅散，造成約20人死亡。這是為僅持續了數小時的民主議會試驗所付出的高昂代價。
在立憲會議被解散之後的幾天和幾週內，彼得格勒的布爾什維克政府變得越來越不安。當時恰逢托洛茨基、加米涅夫（Kamenev）、阿道夫．約夫（Adolf Yoffe）和卡爾．拉狄克（Karl Radek）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 Litovsk），與同盟國代表團協商和平條件。1918年1月9日（公曆1月22日），政府正將所有精力都投入到遷往莫斯科這個問題上。
令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擔憂的不是德國的威脅，因為停戰自12月15日（公曆12月28日）以來一直有效。他們擔心的是可能發生工人暴動。在工人階級為主的地區，不滿情緒在迅速增長。就在兩個月前，這些地區還堅定地支持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隨著軍人復員和隨後來自軍方的大規模訂單銳減，企業裁掉數萬工人；供應難度日益加大，導致每日麵包配給量下降到僅1/4磅。列寧無力改善這種情況，只是在公開反對「奸商」和「投機者」。列寧選擇他們當替罪羊。「每家工廠、每家公司都必須設立自己的徵用隊。必須動員每個人尋找麵包，不僅僅是志願者，絕對是每個人；任何人不配合，其配給卡都會被立即沒收。」他於1918年1月22日（公曆2月4日）寫道。
1918年1月11日，托洛茨基從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返回時，被提名擔任食品和運輸特別委員會主席。這是來自政府方面的一個明顯信號，表明政府賦予「尋找糧食」以決定性重要意義。「尋找糧食」是「糧食專政」的第一階段。2月中旬，列寧向該委員會提交了一項法令草案。委員會成員除托洛茨基之外，還包括糧食人民委員亞歷山大．蘇如帕（Aleksandr Tsyurupa）。成員們否決了這份草案。根據列寧擬定的文本，所有農民都要交出多餘的糧食，以換取收據。凡未能在規定時間內交出儲糧的人，都將被處決。「當我們讀到這個建議時，我們無言以對」，蘇如帕在其回憶錄中回憶說。「實施這樣一個方案會導致大規模處決。列寧的方案直接被拋棄。」
然而，這件事透露了大量隱情。自1918年初以來，列寧發現自己陷入了他自己製造的僵局之中，他擔心大型工業中心的災難性供應情況。這些工業中心，被大多數農民視為孤立的布爾什維克大本營。他準備做任何事情來獲得他所需的糧食，而又不改變他的政策。在這一點上，農民和新政權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前者決心保住自己的勞動成果，拒絕任何外來干預；後者正企圖左右時局，拒絕了解經濟供給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最重要的是，渴望控制它所認為的日益加劇的社會無政府狀態。
1918年2月21日，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談判失敗後，面對德國軍隊的大幅推進，政府宣布「社會主義祖國處於危險之中」。敦促抵抗侵略者的呼聲伴隨著要求實施大規模恐怖的號召：「所有的敵方特務、投機分子、小流氓、反革命煽動者和德國間諜，一經被見到，就會立即被射殺。」這份公告實際上是在所有軍事區實施戒嚴法。1918年3月3日，當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最終達成和平時，戒嚴法嚴格來說喪失了其法律效力。1918年6月16日，法律上才恢復了死刑。但自1918年2月起，契卡就實施了大量就地處決，甚至在軍事區以外。
1918年3月10日，政府從彼得格勒遷往新首都莫斯科。契卡總部就設在克里姆林宮附近大盧比揚卡街的一棟建築內。該建築以前屬於一家保險公司。此後，契卡以一系列名頭（包括GPU、OGPU、NKVD、MVD和KGB）占用這棟建築，直到蘇聯政權解體。1918年3月，在中央總部工作的契卡雇員僅600人，7月則上升至2000人，還不包括特種部隊在內。遷都當日，內務人民委員部有400名職員。該部門的任務是指揮遍布全國的地方蘇維埃的龐大機器。#（待續）
──轉自《大紀元》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