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17年08月23日訊】上世紀40年代，延安被中共宣傳為革命根據地。一些知識青年千里迢迢的前往那裡，試圖尋找救國和人生理想。由於延安人太多，住房比較緊張，沒有條件為夫婦提供住房，夫妻團聚要寫申請，再交五毛錢費用才能同房。
史料記載，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受中共宣傳的誘惑欺騙，無數年輕知識分子千里迢迢跑到中共的老巢延安，尋找所謂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天堂。四十年代初，延安的學生、官員人數，已經達到30000人左右。
而大批知識青年聚集在延安，婚戀很快成為「問題」。中共推行戀愛可以自由，結婚要由組織批准，打胎則需要組織部介紹信的管控政策，當時的延安還大搞所謂的思想解放，摒棄傳統的道德體系，開放程度你怎麼想都不為過。
最平常的事情就是「打游擊」，也就是一個男的碰見一個女的，問一聲：「打個游擊吧？」女的說：「好吧」。兩人就鑽棗林了。
當年的延安由於住房比較緊張，結婚後的夫婦沒有條件單獨居住，平時男女雙方在各自單位或學校的宿舍，每到星期六團圓一次，先申請後交費，住在專門臨時騰出來的十幾孔窯洞，「屋裡只有一張床，被褥得自己帶，也不開飯，住一次五毛錢」。
即便如此，也是供不應求。每逢星期六小客棧總是客滿，大家都心知肚明，「禮拜六了！」
據悉，當時的延安，一般教師是一人一孔窯洞，學生則是擠在一起睡火炕通鋪，伸直了腿挺著睡，翻身都很困難。女子大學學生的臥位寬度只有一尺半，起夜回來常常發現沒了位置，要拱進去，就得慢慢擠幾下才能占領自己的空間。
即使有地方睡，但並不是就可「高枕無憂」了。由於陝北地區降水少，洗浴幾成奢侈，蝨子、跳蚤之類的寄生蟲比較多。《延安一月》一文中寫道，「捫虱開會的參議員，這是絶妙的新聞，但這新聞並不足為延安人之恥。」
陶鑄是十年文革前的中共中南局書記，文革開始時一度奉召入京，後被打成「劉、鄧、陶反黨集團」的第三號人物而被整死。
陶鑄的夫人曾志熬過中共十年文革浩動，出版了回憶錄，揭露，當時毛澤東把延安形容成是一處「革命聖地」，誘惑了無數純潔的青年男女上當受騙，但被稱之為「革命聖地」的延安卻如同地獄，中共在此殺人放火，以及集體嫖娼的齷齪往事。
曾志在回憶錄《一個革命的倖存者》中披露，當時和她一起參加革命的青年男女，「白天走上街頭巷尾或深入農村，晚上回來卻是又唱又鬧，瘋瘋癲癲的。夜間男女也不分，幾個人擠在一張床上。」
延安時期的窯洞夜夜開舞會
此外，人們看到中共自竊國以來，中共官員個個男盜女娼，個個是貪污腐化。
據記載，延安時期的中共官員已經轟轟烈烈地開始了﹐延安的窯洞，當年天天晚上開舞會﹐領導身邊都是「要求進步」的女青年。
中共也從來沒有把它的官員搞女人看得有多麼嚴重，這一傳統早在延安時期就已形成，今天社會上的二奶、小三，都可以在當年的延安找到淵源。
毛澤東等人到了延安不久，就開始了第一輪的換妻潮，毛澤東首先停妻再娶，拋棄賀子珍而和江青搞在了一起；黃克功求婚不成、竟連開兩槍殺害陝北公學只有16歲的女學生劉茜，而且事後還大言不慚地反誣「劉氏狼心惡毒，玩弄革命軍人!」
鄧力群趁著李銳在延安整風時挨整之際，趁虛而入，占有了後者年輕的妻子范元甄。這些都是當時延安流行的一種風氣。
中共竊國後的歷次運動中，其官員更是利用手中的權力，占盡「資本家太太和小姐」的便宜，當年下鄉的女知青為了能夠返城，更被基層政權的領導逞盡了獸慾。
中共自建黨之後，高層利用權力以逞淫亂早已是一種常態，其建政初期，高層官員掀起一股「換妻」潮。到了江澤民執政期間，實行腐敗治國，淫亂治國，再一次將中共官員的淫亂洪流推向高峰，直接導致了整個國家的「繁榮娼盛」，整個社會人性底線的失守，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
（記者李芸報導/責任編輯：寶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