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出現英國脫歐、美國川普(特朗普)當選這兩大「黑天鵝」事件之後，歐洲急劇左轉，崇拜共產主義的各種言論登堂入室。在英國，首相梅所在的保守黨在議會選舉中失利，主張福利主義的左派政黨工黨捲土重來；在法國，歡迎移民與難民並許諾增進福利的資深毛粉馬克龍在大選中獲勝。全球文化衝突隨著穆斯林人口大規模遷移更形尖銳，福山在《歷史的終結》的預言破產，自由民主並未成為人類最後的價值形態，其師尊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一書中的大膽預言備受爭議，卻正在成為現實：未來世界必然會見證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的衝突，根源在於被西方文明擴展遮蔽的多元文明重新興起，西方的過度擴張帶來了非西方文明的覺醒。
共產主義幽靈再度在世界遊蕩
亨廷頓沒有預料到的是兩點：一、面對伊斯蘭主義與中國為代表的東方（亨廷頓稱之為儒家文明），西方文明會主動撤退，採取守勢；二、在西方本土，西方文明進入自我反叛期。曾經被西方主流文明戰勝的共產主義思想這一幽靈開始在歐洲等地遊蕩。
自從難民潮衝擊歐洲以來，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四國（維謝格拉德集團）就紛紛表態拒收難民。「寧願被罰款，也決不接收難民。」這種不合作的態度一直備受歐盟與德法兩國指責，認為四國的原社會主義國家背景導致其缺乏人道關懷。
極為弔詭的是，歐洲精英一邊在譴責四國的社會主義歷史，一邊卻又將歐洲未來的希望寄托在社會主義的更高境界——共產主義理想之上。法國大選，資深毛粉馬克龍當選。這我倒不意外，因為法國這塊土地幾年前剛出了一本馬克思《資本論》的效顰之作《21世紀資本論》，為了贏得大選，馬克龍在競選中提出的政策有統合左右之美：既傾向於市場化又強調強化社會保障；既要逐步削減財政支出以平衡財政赤字，又希望公共投資計畫和減稅等政策降低高企的失業率。但福利和效率是永恆的博弈，在法國這個偏愛享樂主義、能將社會福利折騰出800多種的國度，效率永遠是失敗退讓的一方。馬克龍做總統之後，其理想主義的號召，可能比其經濟政策的實踐更受歡迎。
在誕生了自由資本主義與亞當·斯密的英國，也出了一位公開表示認同馬克思實行財富重新分配觀點的央行行長馬克·卡尼（Mark Carney）。馬克思認為改變週期性衰退的方法就是革命，通過暴力進行財富再分配，卡尼宣稱，他部分同意馬克思的觀點，本質還是要實現財富的重新分配。
馬克·卡尼敢於公開認同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因為他並非孤立之人，英國有支持他的強大社會基礎。今年6月英國議會選舉中，工黨的勝利就是憑藉一系列福利主義的承諾。在工黨以「多數人而非少數人」（For the Many Not the Few）為主旨的大選宣言中，一些重要的政策主張和承諾包括：上調公司稅至26%、引入金融交易稅、強化國民保健制度（NHS）、增加假期，以及一系列有利於工人的福利、工資政策。這些政策主張還包括對郵政、鐵路重新國有化、為學生提供免費午餐、為國民提供免費育兒服務等等。這份宣言堪稱工黨自1983年以來最左傾的政治宣言，卻幫助工黨贏得更多選民的支持。
美國的第一左派大報《紐約時報》受到歐洲左翼政治新曙光的鼓勵，發表了《雅各賓雜誌》（Jacobin magazine）的編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組織副主席Bhaskar Sunkara 的文章：《再給社會主義一次機會》，提出「我們或許可以不再把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們當成瘋狂的惡魔，而是選擇把他們當成用意良好的人，試圖在危機中打造出一個更好的世界，但我們必須弄清如何避免他們的失敗。」把這種將人類再次當作試驗品的想法宣之於口。
中歐四國為何能躲避左派政治的裹挾？
與歐盟各國在左路上狂奔相比，中歐四國相對冷靜得多，不僅沒有為了政治正確去奉迎左派當道的歐盟，在國內也採取比較現實主義的經濟政策。中歐四國之所以能夠如此，在於這四國成功地實現了以「清除共產主義污垢」運動為核心的社會轉型。
在社會主義國家轉型中，中歐模式堪稱最成功，完成了政治、經濟、社會三重轉型的同步推進。但因國家小不受關注，其轉型經驗當中，觀察者提到的多是政治與經濟轉型的同步推進，也會報導這四國開展的「清除共產主義污垢」運動，但很少有人提及四國的全面社會轉型。但社會轉型恰好是這四國在價值觀和道德層面上得以重建的根本原因，對校正政治經濟轉型中可能發生的偏差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中國的轉型不成功，就在於只有經濟轉型，拒絕政治轉型，社會轉型極不成功，以後另文述之。
對中歐國家的轉型，中國不甚了了，甚至有一些知識份子宣布，中歐國家轉型過程當中的基調是所謂的對共產黨的寬容，社會成員之間的和解，這種說法其實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歪曲。事實上，中歐國家社會轉型有三項訴求：靈魂淨化、懺悔、犧牲個人利益。
共產黨下臺之後，前社會主義國家都面臨社會重建的艱鉅任務，也就是說，要清理共產黨統治留下的精神遺產，重新形成一套與民主制度、自由經濟和公民社會相適應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念。中歐國家的幸運在於其新政治精英的主體是知識份子和一部分思想開明的原共產黨官員，他們提出了三個對道德重建非常重要的口號，即「懺悔」、「靈魂淨化」和「犧牲」。這三個口號不是只針對前共產黨官員或黨員，而是針對全社會所有成員。這幾個口號提出來之後，在社會上得到相當廣泛的支持與自發地響應，並沒有任何制度上的強制或洗腦。
所謂「懺悔」，是指在共產黨統治時代，每個人都多多少少配合共產黨維持它的統治，做過各種各樣的事情，包括個人的沉默，這屬於默默的支持。所以，每個人要通過內心的反思和自身的反省，認識到當時共產黨統治的錯誤何在；然後要明白，為什麼要把這些錯誤從自己的思維中一點點排除掉。懺悔不光是對共產黨員而言，對工人也是如此，因為工人也多多少少接受了共產黨意識形態方面的洗腦，很容易接受共產黨講的工人階級當家作主、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社會主義福利是制度優越性等等說教。這些想法都屬於懺悔的對像。
第二個口號「淨化」指的是，懺悔之後，人們要把思維當中共產黨的價值和道德觀念逐漸清除出去，達到靈魂的淨化。這個過程是一個個人的思考反思過程，不是通過集體行動，而是各自省悟，形成一種社會風氣。
第三個口號是「犧牲」，主要是針對社會成員應該在轉型期採取的行為，為了終結共產黨體制，有必要為清除這個體制而個人作出一些犧牲；與此同時，不應當在經濟轉型過程當中維護自己在共產黨時代的既得利益。
中歐四國知識份子在轉型中的主導作用
前述三個口號的實施，主要是原來的異議知識份子通過媒體進行號召，依靠社會共識而產生效果。除了在價值和道德觀念層面的變化之外，在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當中，「犧牲」還表現在，原來的國營企業工人很少提出保護自己經濟社會地位的訴求；原來的共產黨政權的幹部不得不作出一些個人的犧牲，比如提前退休。由於轉型時期主流社會輿論的基調之一是「犧牲」，而不是「一切向錢看」，在輿論壓力下，社會各階層都為轉型做出一些犧牲，而不是竭力從改革中撈好處。
中歐國家之所以能夠推行「懺悔」、「淨化」、「犧牲」這三個口號，有一個大背景，即很少有人敢反對這樣的口號。原因是，中歐國家的共產黨政權都是蘇聯佔領軍在二戰後培植起來的，所以，在這些國家，共產黨統治、傀儡政府和外國殖民統治是劃等號的。在這些國家，清除共產黨的影響，與民族獨立、國家獨立是直接挂鉤的；誰如果反對「淨化」、「懺悔」，就意味著他站在蘇聯傀儡政權的立場上，會遭到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唾棄。這就是為什麼一些由原共產黨成員組成的新政黨也堅決支持社會重建，因為，誰反對社會重建，誰就會在社會上遭到孤立。
正因為中歐四國的社會轉型由異議知識份子主導，民眾對知識份子的理念的尊重與接受，這四國才能成功轉型，並在歐盟政治日益左傾之時，保持自己的清醒。中國目前朝廷扶持周小平，底層反對知識的傲慢，知識份子被朝野共同打擊並藐視，並非中國之福，因此很有必要介紹中歐四國的轉型經驗：在反抗共產黨專制的過程中，知識份子的批判性話語戰勝官方話語體系，成功主導了社會轉型。
註：進入21世紀之後，在國際社會，人們討論原東歐共產黨國家的轉型問題時，已經不再使用東歐國家這一概念，而是按其轉型成功程度分成四個板塊：第一板塊「中歐國家」是指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第二板塊「波羅的海三國」；第三板塊「巴爾幹國家」；第四板塊是歐洲地區除「波羅的海三小國」之外的前蘇聯各成員國。
──轉自《美國之音》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