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長時間了，我的心中就裝著這三個故事，雖然它們毫無關連，且在時間和地域空間上又相去甚遠，但我總想把它們放在一起寫出來，儘管我並不知道它們放在一起能表達出一種什麼樣的「主題」。
故事一：
1957年，甘肅省共揪出右派1.2萬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開除公職並判以勞教的極右份子約有三千人，先後被送到巴丹吉林沙漠邊緣一個叫夾邊溝的荒涼之地。
飢餓使這裡的「右派」們喪失了所有的尊嚴。他們吃老鼠、燒蜥蜴、煮樹葉，他們甚至偷吃活羊的內臟，偷吃拌了農藥的麥種。他們「一人抓一把麥種塞進嘴裡」，「使勁兒攪動舌頭，使得嘴裡生出唾液來，把種子上的六六粉洗下來再像鯨魚吃魚蝦一樣，把唾液從牙縫裡擠出去，然後嚼碎麥粒嚥下去……他們的嘴都被農藥殺得麻木了」。
1960年4月，蘭州中醫院的右派高吉義被場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裝完貨的最後一天，餓極了的右派們知道這個機會千載難逢，便煮熟了一麻袋洋芋，9個人一口氣將160斤洋芋統統吃光，「都吃得洋芋頂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牆坐也坐不住了，一彎腰嗓子眼裡的洋芋疙瘩就冒出來，冒出來還吃，站在院子裡吃，吃不下去了，還伸著脖子瞪著眼睛用力往下嚥」。
返回途中，一名吳姓右派在顛簸之下，活活脹死。高吉義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來自甘肅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師牛天德整個晚上都在照看著他。第二天，高吉義醒來，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將他的嘔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來，在其中仔細地挑揀洋芋疙瘩吃！
1960年9月，夾邊溝農場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殘之外，悉數遷往高臺縣的明水農場。明水農場比夾邊溝的條件更為惡劣，一千五百多名右派幾乎全是飢餓而死。一位倖存的人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
「他們在死前要浮腫，浮腫消下去隔上幾天再腫起來，生命就要結束了。這時候的人臉腫得像大南瓜」。「他們走路時仰著臉，因為眼睛的視線窄得看不清路了，把頭抬高一點才能看遠。他們搖擺著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需要停頓幾秒種，用以積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隻腳邁出去。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著」，「頭髮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嗷嗷嗷的」，「由於死亡太多，而且漸漸地連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難找到了」，「屍體暴露於荒野，纍纍白骨綿延兩里多路」，「直到1987年才由酒泉勞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
當時有人把這個情況報告給中共張掖地委，「地委書記是一個堅定的老革命，他訓斥說：死幾個犯人怕什麼，干社會主義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鬆了嗎？」
後來，因飢餓而死亡的1,500多名右派每人都有一份「病例」，是他們死亡後由一個專職醫生受命編寫的，病例上全然不見「飢餓」二字。
以上摘自《中外期刊文萃》2004年第21期《塵封40年的夾邊溝事件》。
故事二：
二戰期間，當「藝術家」還戴著鋼盔、手持卡賓槍在戰場上服役的時候，那時，他們的行為只是忠實地執行法西斯當局所下達的活埋女孩的命令。任務的程序是：坑已經挖好了，然後將女孩推下去，最後用皮靴踏平泥土。我不知道這算不算「行為藝術」，這個行為的惟一主題就是宣告殘忍。但是，孩子走到手持卡賓槍的人面前，平靜地說道：「叔叔，請不要把我埋得太深，不然我媽媽回來就找不到我了。」
這個故事出自2008年1月31日《南方週末》梁小斌專欄《苦難，如果僅是為了震撼》一文。故事很短，卻在我十分健忘的情況下至今都難以忘懷。因為它把法西斯暴徒的殘忍和女孩的天真無邪放在一起來對比，巨大的落差，產生了心靈震撼效應。
故事三：
一個美麗的女大學生，因為母親得了腎病無錢醫治，自己又不願意被人包養或靠出賣身體賺錢，無奈之下，她選擇了販毒。接下來就是被捕、判處死刑。在行刑的那一天，她對行刑的警察說「大哥，怎麼樣才能讓我不死呢？我死了，我母親就沒救了……並且，我今年24歲了，還是個處女」。警察行刑後，很是鬱悶，被一個狐友帶到當地最大的一家歌舞廳，面對舞廳老闆帶過來一字排開的幾十名青春佳麗，那警察一個也沒要，只是一個勁兒地喝酒，最後狠狠地冒出一句話來：「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那樣可人的女孩子了」。
警察的狐友後來也因為一起涉及二十公斤的販毒案，被莫名其妙地列為主犯被判處了死刑，這是他在我去會見的時候，在看守所裡隔著鐵欄柵講給我聽的故事。他現在雖然已在另外一個世界，可他留下的一串串有趣的故事，我會在適當的時候以適當的方式一一向朋友們講述。
──轉自《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