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香港建制派民建聯區議員組旅行團到中共紅色旅遊景點江西井崗山時，遭遇木橋斷裂，20人墜河，至少10人受傷。
據中央社4月17日報導，4月15日下午4時許，井岡山杜鵑山景區驗票入口的一木橋的木板斷開，橋上不少遊客墜河受傷，傷者中包括約10名港人。
負責安排行程的旅遊社股東陳先生告訴《蘋果日報》記者，當時有6車團友已進入杜鵑山景區，餘下兩車約80多人在入閘區外木板橋上輪候入場。橋上有大批遊客，殘舊木橋疑不堪負荷，中央部分塌陷，約20名香港團友及一批遊人跌落3米之下河面。
井岡山是中共紅軍的第一個根據地。中共於1927年8月1日在江西南昌發動兵變失敗後，10月逃竄到井岡山組建紅軍，現在井岡山成了中共「紅色旅遊」景點之一。
有網民表示：香港人到井岡山來幹什麼？當初因為共匪來了，你們才撇家舍業逃離的，現在又來「朝共」？
誰都知道柏林牆是東西方的冷戰前沿陣地，許多不願受共產專制奴役的逃亡者在翻越柏林牆時身亡。可是，有多少人知道，中國柏林牆的死亡人數超過德國柏林牆的數千倍乃至一萬倍以上？古今中外最慘烈的大逃亡發生在1947年至1997年半個世紀的中國內地和香港邊界。
慘烈的大逃港
「大逃港」指的是中國公民大規模向香港逃亡的歷史事件。從中共1949年奪取政權前夕，直到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每天都有逃港事件發生。其中發生了七波大規模逃往香港的高潮。香港偷渡潮在世界史中，是冷戰的一部分，國際社會稱深圳河為中國的柏林牆。每次逃亡高潮，都發生在中國政治和經濟出現重大問題的時期。
第一波是國共內戰時期，大批民眾為逃避戰禍湧入香港。從1947年開始，眼看「赤禍」蔓延中國，恐懼共產專制的人們紛紛逃亡到香港、臺灣和外國。第二波是1950年中共建立政權初期，大陸不少地主、資本家和國民黨人士等逃往香港。第三波逃亡高潮是1956年中共推行農村合作化運動和1957年反右運動後出現的。中共政權的得益者貧下中農、共產黨員、農村幹部等加入了逃亡者行列。第四波是1959年至1962年，毛撒旦製造大飢荒，四千多萬人被餓死，哀鴻遍野，眾多飢民逃往香港。第五波是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撒旦發瘋發狂大鬧中華，民不聊生，大量民眾湧入香港。第六波發生在1979年，毛撒旦死後極左政策還在推行，又發生了中越戰爭，許多民眾特別是知識青年感到中國沒有前途而逃亡香港。第七波發生在1989年六四大屠殺以後，許多學運和工運領袖以及異議知識份子逃亡香港。其中香港「黃雀行動」救援了三四百民運人士。
《大逃港》披露，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高峰期每天逃往香港躲避赤禍的人數不下十萬。逃去臺灣和香港的大陸難民總數達兩百多萬人。
1957年10月中共決定重新封鎖邊界，堅決打擊外逃風，對偷渡者予以嚴懲，宣布可以判刑以至槍斃。但封鎖阻止不了逃亡，卻製造了無數的悲劇。很多逃亡者翻越深圳最高的梧桐山時不幸摔落在險峻的鷹嘴岩下。鷹嘴岩下的屍體，一個壘著一個，上面的死了，下面的還在抽氣，慘不忍睹。
根據深圳解密文件披露，1962年4月份，當時叫寶安縣的深圳，出現一股聲勢極為浩大的逃亡潮，如「大軍南下」，總共有十多萬來自中國12個省、62個縣的難民湧入深圳，六萬多人逃離中國大陸，五萬多人被遣返，直到助紂為虐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過問，最後才通過強行遣返、憑證明購買到深圳的火車票等措施平息。
據說，1962年的大逃港同陶鑄有關。1962年3月，廣東省委書記陶鑄接到一份報告，說揭陽、潮陽、普寧、惠來、大埔、海豐、梅華、五華八縣已出現嚴重飢荒，已有9468戶農民斷糧，731人出外逃荒，25家賣小孩，老百姓開始吃觀音土。這類內部報告觸動了陶鑄的惻隱之心。5月4日下午，他突然下令撤掉中方在邊界的崗哨。次日寶安縣農民下田，驚奇地發現崗哨全無，國門大開。此消息立刻像野火燎原一樣迅速傳遍廣東省內外。三天的開閘大赦引發了一場數十萬飢民逃亡香港的空前洪潮。
1979年的大逃港則與習仲勛有關。據《逃亡香港》描述，1979年習仲勛到寶安巡視，看見簡單的偷渡收容所裡擁擠污穢不堪，尿屎臭氣沖天，成千上萬參與偷渡的知青男女像打樁一樣站立，連坐下來的地方都沒有。他鼻子一酸，轉過頭來，說了一句「放他們走吧」（習仲勛可能想起了他的知青兒子習近平）。當天成功偷渡到香港的知青有上萬人。這是偷渡香港史上的第二次大赦。
逃亡方式多種多樣
越過柏林牆的逃亡方式五花八門。除直接翻越外，人們採取了許多方式嘗試越境。1963年4月，19歲的國家人民軍的文職人員沃爾夫岡．恩格爾斯（Wolfgang Engels）曾駕駛所在基地的蘇聯裝甲運兵車衝破圍牆，隨後被東德守衛開火嚴重擊傷，最終被西德警察解救。托馬斯．克呂格爾（Thomas Krüger）曾利用東德體育技術協會的輕型飛機穿越柏林牆降落在英國皇家空軍基地。還有人通過挖地道、走下水道、乘坐大型熱氣球、潛水、開車高速衝過檢查站等方式越境。
跨越中港邊界逃往香港的方式更加多種多樣。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種；按路線，則有東線、中線、西線之別。有的在沒有設防的「大赦」期間沿大道走過邊界，有的翻越崇山峻嶺懸崖峭壁，有的游泳和潛水闖過界河，有的帶上簡易器材游過大海，有的乘坐漁船跨越大海，有軍警帶著武器駕駛快艇衝過大海，有的藏在火車箱貨物之中偷偷過境，有的翻越或剪開邊界鐵絲網過境。
死於柏林牆的逃亡者主要是被槍擊。根據大量資料的分析統計，死於偷渡香港的人士，至少有20多種情形：1.被中共邊防軍開槍打死；2.被中共邊防軍的警犬咬死；3.摔下懸崖峭壁而粉身碎骨；4.被毒蛇咬死；5.被凍死；6.飢餓而死；7.生病而死；8.被淹死；9.被鯊魚咬死吞食；10.被海潮衝到礁石上撞死；11.被船舶和漂移物撞死；12.攀越火車時被車輪壓死；13.跳下火車時跌死；14.因火車急剎車從車頂、車底和車廂間摔下而死；15.因急剎車在火車箱中被貨物撞死；16.穿越鐵絲網時觸電而亡；17.越境時與英國吮喀兵、華人兵糾纏中被打死；18.被香港黑社會斬殺；19.逃亡未遂被批鬥關押勞教勞改而死；20.被港英政府遣送回鄉遭處決或迫害而死；21.因飢餓至極逃到香港時猛吃而撐死；22.因逃亡失敗極度悲憤而自殺……
香港大逃亡的原因
從逃亡者的個人角度來看，大部分人主要是出於經濟原因而逃亡，也帶有對毛共反動統治不滿的政治原因。他們為了吃飯活命而逃亡。當時，寶安一個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約在7角錢左右，
而香港農民一天的收入平均為70港幣，兩者間懸殊近100倍。當地流傳的民謠唱道﹕「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對面8分錢。」然而，當時寶安農民的收入在全中國算是很高的。內地很多農民一天的收入不到8分錢。
少部分人主要是出於政治原因而逃亡，如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商人資本家、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及其子女、六四屠殺後逃亡的學運和工運領袖以及異議人士等。這些人是中共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對像，隨時可能遭到批鬥關押、勞教勞改，甚至被處決。他們主要是為了活命、為了自由而逃亡。
就整體而言，大逃港主要是政治原因造成的，也就是中共野蠻腐朽的專制制度造成的。中共掀起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禁錮人民思想、製造階級鬥爭，破壞了生產力，人民普遍生活在飢餓和恐怖當中。人民為了更好地生活，在無力反抗暴政的情況下，只好選擇逃亡。這就是用腳投票。
由於戰爭和大飢荒等，有史以來就存在逃亡。但在和平時期發生大逃港事件，令人震撼！香港大逃亡無論從時間上、規模上、逃亡人數、死難人數、殘酷性以及被官方掩蓋真相的程度等各方面來看，都是古今中外最慘烈的大逃亡。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