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肅反運動中，作家丁玲、《文藝報》負責人陳企霞被打成反黨小集團。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將作家協會黨組《關於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的處理意見的報告》批發全國，要求文藝界「在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及其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以後……對於文藝幹部中存在的類似的問題，有領導地展開批評和鬥爭，以整頓和純潔黨的文藝隊伍。」
所有的文化界人士都屬於「黨的文藝隊伍」，非黨的文藝隊伍根本不存在。可以預計，「批評和鬥爭」將涵蓋全體文藝幹部、「整頓和純潔」的對像將是一大批文藝界、文化界人士。
這是一九五五年底時的形勢。
然而沒人料到，進入一九五六年後，「整頓和純潔黨的文藝隊伍」並沒發生。不僅沒有發生，連丁玲、陳企霞都被平了反。足足推遲了一年半，到一九五七年六月，那場清洗才開始。到那時，丁玲、陳企霞重新被打成反黨小集團，再次被批鬥。而且沒人料到，「整頓和純潔」的不僅是文藝界、文化界，全國各行各業無一例外展開了大清洗。若論其酷烈的程度，那就更是誰也想像不到的了。
那場推遲了一年半的大清洗，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
為什麼推遲了一年半？這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促使形勢大變的是蘇聯共產黨首腦赫魯曉夫。
五六年二月，蘇共首腦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發表秘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展開了對斯大林的批判，蘇聯社會的醜惡暴露於世，「解凍」成為潮流。這對中共不能不發生影響。正如胡喬木所說：「蘇聯揭露的斯大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於歷史上任何最專制暴虐的統治。
蘇共是各國共產黨的老大哥，這對中共不能不發生影響。北京市委傳達赫魯曉夫的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後的討論會上，市委第一書記彭真說：「這個報告一出，斯大林一死，全世界的共產黨員自由思想了。」
在四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陳伯達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個在藝術上，一個在科學上。[[3]]毛澤東馬上接過陳伯達的新穎提法，在同一天作會議總結時說：
「在藝術上『百花齊放』，學術上『百家爭鳴』(春秋戰國時百家爭鳴)，應作為我們的方針，這是兩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見。」
這條陳伯達濃縮為「雙百方針」的新提法，由陸定一於五月二十六日在中南海鄭重其事地向各界人士宣布。陸還宣布，中共「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判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
許多人耳目為之一新，認為一個新時代開始了。
當然，也有人在推敲：既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祗限於藝術和學術，而且要區別學術和政治，那就等於說政治領域「不得入內」。要是鳴、放涉及了政治怎麼辦？沒有政治上的言論自由，何來學術上的諸多「自由」？正如一位教授所說：「在百家爭鳴中是否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若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則恐阻止他家的爭鳴……」
其實，毛澤東本人從未許諾過任何自由。他罷黜百家，獨尊馬列，宣布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要的就是一家獨鳴。他贊成「百花齊放」，是要鳥兒在籠子裡多唱幾首頌歌，決不許鳥兒鑽出籠子。他執政的七年中，對文化、教育、藝術、新聞等意識形態領域的「專政」從未中斷。從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對胡適思想的批判，到對梁漱溟的批判等，無一不是將學術問題和政治搞在一鍋裡煮，結論則無一不用「階級鬥爭」罩住了事。無論哪個問題，只要毛澤東發了言，其他人的不同觀點就再無立足之地，那個領域也就了無生氣。學者們要麼沉默，要麼做釋經家，當傳聲筒，決無自成一家之言的可能。
個別人早改了行，如北京大學教授沈從文改搞文物，清華大學教授陳夢家改搞考古。別人多半採取沉默的辦法。如北京大學美學教授朱光潛。他自述道：「『百家爭鳴』的號召出來之前，有五、六年的時間我沒有寫一篇學術性的文章，沒有讀一部像樣的美學書籍，或是就美學裡某個問題認真地作一番思考。其所以如此，並非由於我不願，而是由於我不敢。」
學者們將大量精力用於清理自己的「反動思想」，禁區重重，徒有著書立說之志，沒什麼成果問世。北大教授周禮全曾是哲學大師金岳霖的學生。據他說：「金先生高水平的哲學著作，都是他在三四十年代寫成的。他五六十年代的哲學著作，就難同他以前的著作相比。」
過去幾年中，藝術家們都謹小慎微，惟恐犯錯，時間一長，肚子也就空了。正如沈從文所說：「巴金或張天翼、曹禺等等手都呆住了」。巴金自己也說：「我怕開會，卻不敢不開……不斷地檢討或者準備檢討……越是用功，就越是寫不出作品來。」作家趙樹理自我解嘲地說：「假話我不寫，真話不能寫，只好不寫。」
不甘沉默的，只能當傳聲筒。作家李准一九七九年在《文藝研究》上著文說：「我們已經當了二十年傳聲筒，不能再當傳聲筒了。」這就是對那一狀況的沉痛反省。
在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前，文學家已經當了好幾年傳聲筒。沒有「獨立思考的自由」和「辯論的自由」，就不可能出現百家林立的局面。沒有諸子百家，何來百家爭鳴？然而，就在這種氣氛下，突然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要鼓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了。這真有點匪夷所思。所有的人都還記得在知識份子改造運動中怎樣靠醜化自己過的關，所有「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都還瀰漫著肅反運動留下的殺氣。對於被傷害的、被整死的無辜，沒有一句反省，不顯示一點歉意，創痛猶在，記憶猶新。大家仍有餘悸，不會因為宣傳部長在大會上振臂一呼，就立即行動起來，你爭我鳴。牡丹芍藥更不會自己從地底鑽出來，爭妍鬥艷。
然而，這一次中共的態度實在誠懇得很。陸定一於七月二十日對出席會議的中共各省市管宣傳、文教的官員們講話，要他們聽取批評，勿亂扣帽子：「什麼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分散主義、反領導等等。」他要官員們讓人講話：「人家不講話，我們就耳不聰目不明，再過若干年就變成木乃伊了。」
無論什麼話，多重複幾遍總有用處。過去幾年累積起來的疑懼逐漸消褪，氣氛終於鬆動了。雖然大多數人仍然保持沉默，但終於有人由於自身的善良，或是由於天生的健忘，或是由於練就的勇敢，或是架不住宣傳機器的千呼萬喚，或是抵不住「百花齊放」美麗的誘惑，跳出來喊叫了。
其實，記者作家劉賓雁早在中共鼓吹「雙百」之前就已經為作家的社會責任感所驅使，獨自行動起來。一九五六年二月間，他完成了一部中篇特寫《在橋樑工地上》。文章主角是個黨的幹部，此人為官的哲學是「最重要的就是領會領導意圖」，「不犯錯誤，就是勝利」。發表該文的《人民文學》副主編秦兆陽在「編者按」中說：「我們期待……更多地出現這樣的作品。」
不久，這樣的作品又出現了，作者還是劉賓雁。《本報內部消息》及其續篇相繼在六月和十月的《人民文學》上發表。作品著力描繪某省黨報的一位女記者如何在在瀰漫著官僚主義氣息的環境中追求真理、主持正義。一年後反右，上海作家協會整風辦公室的姚文元[原《文藝月報》雜誌社理論組組長]批判該文說：「整個報社的氣氛十分暗淡。官僚主義如同一塊大石一樣壓在每一個人的頭上。總編輯陳立棟……是一個壓制任何合理的政見的獨斷獨行的專制主義者。」「作者帶著深刻的嘲諷描繪這一切」。
姚文元說的不錯。劉賓雁的文章一改風行全國的用華麗的詞藻頌揚執政者，用空洞的議論掩飾予盾和危機的文風，引起了強烈的震動。
天津戲曲學校校長何遲用他的相聲作品「鳴」了一下。《開會迷》著力諷刺一個黨的幹部：「不吃飯不睡覺他過得了，不開會不作報告他過不了。」有一天，他又召集會議，「討論一百年後工人福利問題。」「一百年後的事，幹嘛現在就討論哪？」「要展望一下共產主義社會的美麗遠景啊！」[[4]]
在相對寬鬆的氣氛中，作家黃秋耘在九月號《人民文學》上發文《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閉上眼睛》，抨擊自中共執政以來文藝界時興的粉飾太平的現象：「我們在電影中所看到的農業合作社，幾乎個個都是牛羊滿谷、五穀豐登；每家農戶的餐桌上都擺滿了魚肉；每個農村姑娘都穿上了嶄新的花布衣裳。」「今天在我們的土地上，還有災荒、還有飢饉、還有失業、還有傳染病在流行、還有官僚主義在肆虐……作為一個有著正直良心和清明理智的藝術家，是不應該在現實生活面前，在人民的疾苦面前心安理得地閉上眼睛、保持緘默的。如果一個藝術家沒有膽量去揭露隱蔽的社會病症……沒有膽量去抨擊一切畸形的、病態的和黑暗的東西，他還算得是什麼藝術家呢？」
同期的《人民文學》還有一篇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這篇抨擊北京某區委機關官僚主義現象的小說，在全國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九月號的《文藝報》還刊登了披露戲曲藝人生活困苦的文章：「在工作上受到各種歧視，在藝術上也受到不合理的干涉。」許多民間職業劇團，「不僅各地方的文化機關可以隨便指揮他們，稅務機關、公安機關、糧食機關以至民兵都可以白看戲或隨便來干涉劇團和藝人。如果劇團稍為做得不週到，馬上就要橫禍飛來。」
五月裡毛澤東剛命令上海文匯報停刊，這時忽然想到這份面向知識份子的報紙可以為百家爭鳴創造氣氛，于是通知文匯報七月復刊，並指令原社長徐鑄成復職。
氣候似乎和暖了。
九月間召開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指出全國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滿足人民對經濟、文化的需求。在「八大」決議的影響下，國家的政治局面有所鬆動。
講到這裡，還得談點歷史。四十年代初，毛在黨內的地位雖已高於周恩來及他人，但周的組織勢力卻大於他。毛欲成凌駕於眾人的領袖，必得藉助「思想」、「理論」，因為那正是周的短處。在劉少奇提出「以毛澤東思想作為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之後，中共就採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使毛從中共諸領袖中脫穎而出，所謂「朱、毛」、「毛、周」都不復存在。毛的同志們就都成了他的部下、臣子，無人能與之比肩而立，他的領袖地位最終奠定。
那個「毛澤東思想」，顯然就是毛澤東的思想。1954年，毛澤東曾作過一個批示：「凡有『毛澤東思想』字樣的地方均改為『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字樣。」可見毛並不認為「毛澤東思想」有別人的份，不是後來鄧小平所解釋的中共領導人大家(包括鄧小平)的思想。可是，後來毛澤東又覺得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並列的提法使人以為二者是不同的東西，于是作了一個可能讓他長期後悔的決定。他批發文件通知全黨：毛澤東思想的內容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同一的。所以要改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並列的提法既已廢除，蘇聯老大哥又批判了斯大林，所以中共召開八大時，反個人崇拜成了主要議題之一。主持修改黨章的劉少奇、鄧小平乘勢強調集體領導，實行「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6]]進而將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這句話中的「毛澤東思想」刪去，在「黨員義務」那一款中也刪去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內容。這樣，不僅黨內高層無人提出異議，當初主動提議廢除「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並列的提法的毛澤東即便心中後悔，也不好啟齒反對。
為防止個人專斷，原由毛澤東擔任的中央書記處主席職務被鄧小平的總書記取代，且設立五位副主席，廢止一位主席獨尊的局面。
當時黨內反對個人崇拜的風氣之盛，可以從一件小事看出：有一天舉行文藝晚會，周恩來告訴到場的人：過一會毛主席來的時候不許鼓掌，誰鼓掌了下一次不發給晚會入場券。中南海懷仁堂演出昆曲《十五貫》、毛澤東進場時，的確「既沒有全體起立歡呼，更沒有高喊什麼『萬壽無疆』，也沒有人鼓掌。」
1950年4月，毛澤東審批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的「五‧一」勞動節口號時，曾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和「中國共產黨萬歲﹗」後面自己加上了一條「毛主席萬歲！」。[[8]]對此，其他人不好反對，祗能將「毛主席」改成「毛澤東同志」，以表明他們不是其臣子。但從此毛的「萬歲」地位便以不成文法的形式固定下來。
而今毛澤東要在「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氣候中鞏固其「萬歲」地位，必須抵抗對斯大林的批判浪潮。1956年10月23日接見蘇聯大使時，他明確表示對蘇共批判斯大林的做法「有不同意見」。11月30日，他再次對蘇駐華大使說：「斯大林執政期間的根本方針和路線是正確的。」斯大林並非如赫魯曉夫所說殺了數百萬同志，他估計只不過殺了一百萬人。「何況，一百萬這個數字也不算太多嘛﹗」三月底與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話時，他說：「斯大林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功大於過」。針對蘇共決定不再懸挂斯大林像，他說：「不挂斯大林像不行」，「我們人民不滿意。」
毛這些話，與其說是講給蘇聯大使聽的，還不如說是講給中共同事們聽的。但劉、鄧等人對於毛急於肯定斯大林的做法不予響應。
毛澤東對八大決議極為不滿。會議結束才三天，他就在天安門城樓上對劉少奇說：「八大」關於我國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確。全黨的工作中心還是階級鬥爭，而不是經濟建設。劉少奇訝於毛的多變，又不願違心附和毛的意見，便含糊應對：「決議已通過公布了，怎麼辦？」
後來在十二月的一次會議上，毛又明白表示對八大的不滿：「大家擁護八大，不擁護我。」[[10]][日後毛處心積慮推翻「八大」決議，乃至發動文化革命。劉被整死、鄧被流放後，毛召開中共九大，將「毛澤東思想」重新寫入黨章，他的報復才算成功。]但是，由於劉、鄧、周等力主以經濟建設為首務，拒以階級鬥爭為全黨的工作中心，政治局面寬鬆了不少。
文藝界感受到了「解凍」的一絲暖流。消失了幾年的作家沈從文突然獲准出版了一本小說選。各報刊首次被許可對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展開爭鳴。一些幾年來不准上演的老戲又上了臺，也有人敢說「不要談什麼主義，只要讀者、觀眾歡迎，就該肯定它是好作品」了。
在文學界，「人性」是一直一個不得觸及的禁區。而今在相對活躍的學術空氣中，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錢谷融寫了一篇《論「文學是人學」》，提交五七年三月間舉行的學術討論會。他提出：「現實生活中的每一個人……難道就不能有作為一個人所共有的人性嗎？」「純粹的階級性，只存在人們的頭腦中，在實際生活中的具體的人身上是不存在的。」[[11]]當時他祇受到觀點不同者的批駁，論文也被允許發表，嚴厲批判則是反右之後才開始的。
詩人徐志摩當年的學生陳夢家在二月號的《詩刊》雜誌上發表《談談徐志摩的詩》一文，針對徐一向被批判為「反動」，說「志摩是愛國的，這一點應該肯定。」並建議選編出版徐的詩作。一九五六年出版的臧克家編《中國新詩選(1919∼1949)》裡本收有徐志摩的幾首詩，出版前被審查者刪除。五七年春再版時，開放解凍，收入了幾首徐的詩。
二三十年代曾在詩壇風雲一時、被法國文學家羅曼‧羅蘭稱為「天才的中國青年詩人」的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梁宗岱，正被關在監獄裡。突然，他被卸掉手銬，放回中山大學，恢復了教授職。
上海監獄裡的政治氣候也暖和了一些，復旦大學教授賈植芳得到一份周恩來的報告，說大多數知識份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看守對他說：「你們知識份子是國家財富，可要珍惜自己啊！你們的問題搞清楚了，不久就可以出去。」賈滿懷希望，覺得就要走出鐵窗了。
不過，就全國來說，政治局面的鬆動極為有限，知識界對中共的號召反應並不熱烈。陸定一所許諾的「自由」，雖然是他們一直嚮往的，他們也感覺到了一點春意。但中共主政以來搞的那一場場使人「渾身顫慄」的運動的陰影尚未散去，多數人心裏痒痒，卻缺乏勇氣，只是觀望、等待。所謂「百家爭鳴」，僅處於聊勝於無的狀態。
本來，毛澤東統治中國七年的歷史已經告訴人們：只要他在位，中國決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可能。這裡有兩個例子。
第一則，評論家鐘惦斐。
1956年11月，上海文化界在報上討論「為什麼好的國產片這樣少」。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到該部主管電影工作的鐘惦斐的家裡，說毛主席關於電影問題有些想法，請鐘寫篇文章。鐘遂寫了一篇《電影的鑼鼓》，以「文藝報評論員」的名義發表。他認為國產電影所以有百分之七十不受人民歡迎，收不回成本，有的只收回成本的百分之十，癥結是電影事業管理局掌管了一切。「目前許多有經驗的電影藝術家不能充分發揮出創作上的潛力，而只能唯唯聽命於行政負責人員的指揮，尚未進入創作，已經畏首畏尾，如何談得到電影藝術的創造？沒有創造，如何談得到電影事業的繁榮！藝術創作必須保證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管的人越多，對電影的成長阻礙也越大。」
在毛澤東看來，鐘惦斐反對黨對電影界的領導，實屬離經叛道。他幾次點鐘的名，說鐘「把過去說了個一蹋糊塗，否定一切。」「鐘惦斐的文章臺灣喜歡。」「《電影的鑼鼓》文章基本方向是不對(的)。」「鐘惦斐的文章也是毒草，是機會主義之花。」
三個月後反右一開張，《電影的鑼鼓》就被說成是「向黨的高級領導機構拋出的一份挑戰書」。鐘惦斐遂當上了「電影界反黨頭目」、大右派。
第二則，詩人流沙河。
1957年1月，四川成都《星星》詩歌月刊創刊號發行。其中刊有流沙河寫的一組托物詠懷的散文詩《草木篇》，結果很快就招來圍攻。詩中寫籐「糾纏著丁香，往上爬」，被一口咬定是「對人類歷史上最民主最先進位度的誣蔑」；詩中說梅花「把自己許給了冬天的白雪」，被批為有「變天思想」、盼望國民黨回來。四川省文聯的黨委領導甚至說：「對這種反動腐朽的東西，一棍子打死也未嘗不可﹗」[[16]]
對這種批判，毛澤東大加支持。在三月召開的九省市宣傳、文教部長座談會上，他說：「《星星》的《草木篇》是應該批評的，如不批評真是讓毒草長起來了。」[[17]]于是《草木篇》成欽定毒草，流沙河成了全國批判圍剿的反動作家。數月後反右，毛澤東為流沙河定性：
「大樹是有根的。流沙河就是大地主的兒子。這是新式肅反。」[[18]]
結果，《星星》詩刊四位編輯流沙河、白航、石天河、白峽都被定為右派，遣送農村。四川大學中文系主任張默生不贊成對《草木篇》牽強附會的批判，也被打成了右派。
由此可知，祇要毛澤東主政，「雙百」方針絕無實施之可能！
沒有寬鬆、自由的氣氛，沒有活潑的思想交鋒，任何科學創新、文藝創作都無從談起。這本是毛澤東執政七年中的一系列批判運動的直接後果。要是毛真欲推行「雙百方針」，假以時日，不斷改善政治局面，幾年後各行各界都可能出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可是，「桃三李四杏五年。」他一年不搞運動便覺難耐，豈能坐等三五年﹗
在十一月，即中共八大閉幕不到兩個月，毛澤東就已決定要把工作中心從經濟建設轉向階級鬥爭了。可是全國上下該掃的都掃了一遍，還能到哪裡去找階級鬥爭的對像？他說，要讓全國人民幫共產黨整頓作風：
「我們要進行一次大的整風運動。」「主要是整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貪污浪費以及下邊幹部的強迫命令作風。」[[19]]
從他宣布的內容來看，這運動是針對黨的幹部，旨在改進黨的作風，與「雙百」方針並無關聯，怎麼會變成一場酷烈的、導致百萬知識份子家破人亡的反右派運動？
我們不妨對歷史回顧一番。
毛澤東搞整風，這不是頭一遭，1942年在延安就搞過一回。
王明是黨內莫斯科派的首領，直到整風前都是惟一有力量和毛爭首席的人物。他給黨校學生講課時，康生曾帶領學生高呼：「我們黨的天才領袖王明同志萬歲。」在所謂「王明路線」時期，王明在蘇聯，幹事的是博古、周恩來、張聞天。在1935年遵義會議中，博古下臺，周、張因轉向而被「團結」。所以，毛澤東為鞏固其在黨內的領導地位，首要打擊目標是王明。他以「整頓思想作風」的名義批判王明、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等人，強調說：
(整風)主要與首先的對像是高中兩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20]]
毛澤東自任整風「總學習委員會」主任，又避開中央書記處、政治局，任命控制特工系統的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為副主任，把領導整風的常務工作交給他。這個「總學習委員會」凌駕於黨組織之上，擁有隨意逮捕人的權力，書記處與政治局皆不得過問。
毛澤東宣布王明是「國民黨在共產黨內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反映。」接著將王明軟禁，廢絀。這時，張聞天名義上還是總書記，主動自我放逐，到鄉村去搞調查，脫離了黨的核心。周恩來則靠按毛定的調子給自己潑污水，檢討其「動搖性」、「自私性」、「虛榮性」、「衝動性」、「軟弱性」，被毛放過關，從此成為唯毛澤東馬首是瞻的臣子。一直到1976年兩人先後死去，其君臣、主僕關係未變分毫。
打垮了黨內上層最可能向其挑戰的王明留蘇派後，下一步便是清黨。毛澤東說得很坦白：「整風是思想上的清黨，審干是組織上的清黨。」[審干，審查幹部之簡稱]
問題是怎麼著手。
1942年冬春之交，康生作了整風動員報告後，延安各機關紛紛成立「學習委員會」，成為各級黨組織的核心，命令每個人聯繫自己的思想和歷史，寫出整風筆記，並由「學習委員會」派出檢查團抽閱、審查。
在強大壓力下，知識份子幹部個個得「脫褲子、割尾巴」，割的是嚮往自由、民主的「個人主義思想」，換上唯黨命是從、唯領袖是從的「革命思想」。
延安黨內知識份子大多數來自國民黨統治區，受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影響，多少有點「自由」、「民主」、「個性解放」思想。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王實味[[24]]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他連續發表了幾篇文章，主張延安的藝術家「大膽地與適當地揭破一切骯髒與黑暗，清洗它們，這與歌頌光明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因為黑暗消滅，光明自然增長。有人以為革命藝術家只應『槍口向外』，如揭露自己的弱點，便予敵人以攻擊的間隙──這是短視的見解。」他在壁報上批評「軟骨病」，提倡「至大至剛的硬骨頭」，號召人們「睜大眼睛來辨正邪」。
他的雜文《野百合花》中有一段談論「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
「曾有某同志用與這同樣的題目，在他本機關底牆報上寫文章，結果被該機關『首長』批評打擊，致陷於半狂狀態。我……自信還有著足夠的生命力，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致陷於瘋狂。所以，敢繼某同志之後，也來談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
「共產主義不是平均主義(而且我們今天也不是在進行共產主義革命)，這不須要我來做八股，因為，我敢保證，沒有半個伙夫會妄想與『首長』過同樣的生活。談到等級制度，問題就稍微麻煩一點。」
「一種人說：我們延安並沒有等級制度；這不合事實，因為它實際存在著。另一種人說：是的，我們有等級制度，但它是合理的。這就須要大家用腦子想一想。」
「說等級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約有以下幾種道理：(一)根據『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則，負責任更大的人應該多享受一點；(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實行薪給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蘇聯也有等級制。」
「這些理由，我認為都有商量餘地。關於一，我們今天還在艱難困苦的革命過程中，大家都是拖著困憊的軀體支撐著煎熬，許許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寶貴的健康，因此無論誰，似乎都還談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負責任更大的人，倒更應該表現與下層同甘苦(這倒是真正應該發揚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層對他有衷心的愛，這才能產生真正的鐵一般的團結。當然，對於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優待的重要負責者，予以特殊的優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關於三，恕我冒昧，我請這種『言必稱希臘』的『大師』閉嘴。」
「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筆者自己是所謂『幹部服小廚房』階層，葡萄並不酸)，一切應該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黨內同情其觀點的人相當多，中央研究院調查發現，對王實味「或多或少表示同情的佔百分之九十五」。看壁報的人川流不息，有幾期壁報貼在布上挂到延安南門外，人們像趕廟會一樣前去觀看。
女作家丁玲寫了篇雜文《三八節有感》，主題也是對黨內等級制度的不滿：「小孩也有各自的命運，有的被細羊毛線和花絨布包裡，抱在褓姆的懷裡；有的被沒有洗淨的布片包著，扔在床頭啼哭。」
其實，共產黨除了「共」地主富農的產外，從沒在黨內搞過共產，黨內級別的高低向來是物質分配多寡的惟一指標。[文革中，中共將劉少奇的「罪行材料」向全國散發，其中有一條說劉在戰爭年代每天吃雞。其實當年毛澤東也是吃雞的。政治局委員陳雲在延安曾向下級解釋：毛主席吃雞是黨中央的決定，並不是毛個人要吃。]延安物資匱乏，「共產」、「平等」的旗幟又不得不打，丟了這面旗，便會失去號召力。所以黨的領導人最忌諱「不平等」三個字。「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只能做、不准說。為了準備日後奪取政權，毛澤東需組織起一支鐵的隊伍。這支隊伍必須信奉「領袖至上」、「黨至上」的原則。個人必須絕對服從組織，自由、民主、個性解放、獨立思考那一套必須肅清。只許文藝家們歌頌黨的光明，不准揭露黑暗；而王、丁們偏偏連花絨布與髒布片的不平等都要反對，越出了許可界限，屬於造反行為，必須嚴懲。所以毛澤東去看了壁報，馬上說：「這些東西……是很好的反面教材」，「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
這樣，毛澤東借清算王實味，把運動對像轉移至黨內下層，特別是大批青年知識份子幹部身上。
四月初，毛澤東已指「王實味是托派」[托洛斯基派，托洛斯基是被斯大林派人暗殺的原蘇聯共產黨內反對派首領]，把王當作敵人。「逐漸開始把整頓思想作風的問題，同階級鬥爭、組織清洗聯繫起來了，從而使整風運動迅速階級鬥爭化。」「1942年6月，毛澤東已經認為，延安到處都有『暗藏的敵人』。」他在一個會議說，既然王實味能隱藏得這麼深，肯定還會有張實味、李實味。毛還毫無根據地猜測說：「醫大、中研院、民族學院、延大、科學院、魯藝、西北局、邊區政府，都有可能暗藏的有壞人。」
此後，「整風」演變成了抓「暗藏的敵人」、抓「張實味、李實味」的運動。
十二月，毛澤東和康生出席西北局高干會議，康生作報告宣布「整風必然轉入審干，審干必然轉入肅反。」毛澤東接著講話，支持康生的意見，並指王實味是「反革命」，「以共產黨員的招牌在共產黨的黨報上發表他們的文章。」
1943年3月，毛澤東明確提出，要一邊整小資產階級思想，一邊整反革命4月初，中央發出文件，說「自抗戰以來，日本和國民黨兩方面有大批內姦分子打入黨的各級機關」，「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整風的一大目標。
毛委派康生主持「審干」。善於投毛之所好的康生馬上行動，下令一夜間抓了二百多名從全國各地投奔延安的知識青年，罪名是「特務」、「漢奸」、「叛徒」和「托派份子」，王實味亦在此列。康生聲稱「延安的知識份子最少有一半是國民黨派進來的。」一時間延安特務多如牛毛，極度恐怖。關中師範學校八十八人參加整風，六十六人被「挖出」來。綏德師範學校挖出了二百三十名。延安警衛團百分之八十多的人成了「國民黨特務」，甚至連中央秘書處也挖出了十多個「特務」。關中師範學校四分之三被「挖出」，綏德師範學校挖出了二百三十名。中央黨校挖出了二百五十個「特務」。陝北公學百分之五十三被當作特務「審查」。抗日軍政大學排以上的幹部百分之五十七被打成了「特務分子」。
前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曾致電毛澤東，請他不要重用康生，因為康生所實行的清除黨內敵對分子的辦法正在幫助敵人從內部瓦解共產黨。可是毛親筆回通道：「康生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他們只調查證據確鑿的特務，我們審查幹部的工作是全面的和慎重的。」此後直到文化大革命，康生都是毛的心腹打手，一次不漏。
女作家陳學昭當時是延安解放日報的編輯。她回憶報社和新華社召開的一次搶救大會道：「(大會)號召人們上臺去坦白。有人上臺去坦白自己是特務。上臺坦白的人接連不斷。」
因為各部門都要抓個「特務」出來報成績，被關押審查者越來越多。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編輯舒群是其中之一。他回憶道：「我和毛澤東同志經常接觸。……起先，我以為我認識毛主席，也認識康生，他們都瞭解我，大概我本人不會有什麼事。可是……各部門都搞得熱火朝天，只有副刊部還沒有抓出一個『特務』來。……(于是)我被當作『雙料特(務)嫌(疑犯)』打入水中。」
一九五五年時任四川省宜賓軍分區副政委的郭一曾這樣回憶：「延安整風時，那可凶得很，把許多好人都搞成特務了。」「我本來沒有問題，搞了十幾個、二十幾個人，你咬我，我咬你，把我拉進去，搞了幾個月。」「有自殺的，有跳崖的，有逼、供、信，有假槍斃，動刀子戳。我胸口上就被戳過一刀。……又用麻繩捆起來，用板凳打。扁擔都打斷兩根。用扁擔打我的人，現在還在武漢軍區。」
受不了捆打，又不願亂認罪、胡咬人的，只有另求解脫之道。僅延安一地，就有五六十人自殺身亡。
有些人被逮捕後即「失蹤」，甚至送到醫院「處置」殺戮。延安有個白求恩和平醫院，毛澤東的秘書師哲與陳郁[六十年代廣東省省長]去參觀時，見到用一具福爾馬林浸泡的男屍。護士長介紹說共有三具，「他們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送來的。他們的姓名、來歷，我們一概不知道。」「以醫病的名義送來，然後處理的。」
一九四七年三月國民黨胡宗南的部隊打進延安前夕，一百多名已關押了將近五年的「特務」、「漢奸」、「托派」等被押撤離。到了黃河邊，全部被秘密處死。王實味則在到達晉北根據地後，於七月一日夜被亂刀砍殺後拋入一眼枯井。
直到一九六二年，毛澤東還恨恨地提到王實味，說他「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在延安的時候，他寫過一篇文章，題名《野百合花》，攻擊革命，誣蔑共產黨。後來把他抓起來，殺掉了。」其實，王實味及其妻子均是二十年代加入中共的北京大學學生，「國民黨探子」無論如何與他是聯不上的。
中共第二號人物劉少奇似乎不同意給王實味栽上「國民黨探子」的贓。他只說「王寫大字報反黨、反中央、反革命」，沒往國民黨那邊扯。劉少奇後來曾說，延安整風、審查幹部時抓出來的「國民黨特務」、「內姦」，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冤枉的。但他又辯解道：「那時那麼多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資產階級思想氾濫……老實說，有的人戴上個帽子不冤枉，你有那麼嚴重的資產階級思想嘛！」
其實，劉少奇說的那沒整錯的「百分之五」，被槍斃、砍頭、活埋了的，也全是冤案。當時，由於沒有派遣特務到延安，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在蔣介石侍從室負責特工的唐縱甚感遺憾，在日記中有「現在延安很亂，可惜我們沒有一個內線」的感嘆。
投奔延安的青年在整風中被消滅，只因為他們是知識份子，首先成為懷疑對像罷了。譬如一九二六年在北京大學加入中共的趙梅生，曾任北平市委負責人兼北大黨支部書記。一九三三年曾率汾陽軍校官兵三千餘人徒步到張家口，加入抗日同盟軍。整風中，北平地下黨組織被指為內姦，一批人被處死，包括趙梅生。又如清華大學女學生陶凱孫及其已入了中國藉的朝鮮藉丈夫金文哲，夫婦同時被秘密處決，年僅二十七、二十八歲。直到一九八二年公安部才宣布：「這是一起冤案」。[[46]]
不僅延安地區，中共在各根據地搞的整風都是這樣胡抓亂殺。一九四二年在太行山參加整風運動的女作家劉真這樣回憶道：「在打罵、吼叫、種種花樣的肉刑中，冀南整風大隊三個小隊幾百名幹部百分之八十都成了日本特務、國民黨特務，有的是雙料特務，還有『燈下黑』即被懷疑成特務的人。不斷的有人跳崖自殺，山上山下一片恐怖。」「冀南行署主任劉建章也被打成了特務。他死也不承認，被拉出去假槍斃……」[[47]]
反右時的中共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任仲夷，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間在中共冀南行署辦的整風學校任黨總支部書記。他回憶那段經歷說：
「我在學校工作不幾天，就看到中共中央的電報，說延安在整風運動中發現了特務，經過揭發鬥爭，有些敵特『坦白交代』供出了很多日本特務、國民黨特務和『托派』。中央在電報上說，在『搶救運動』(這時，『整風運動』已被叫做『搶救失足者』的『肅反運動』)中搞出了這麼多特務，並創造了許多經驗(如『大會圍，小會攻』、『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等等)，中央表示很高興。」
「一個多月後，我和李爾重同時被調到北方局黨校去參加『整風』學習。……為時不久，就開始了『搶救失足者』。在白區工作過的幹部尤其是知識份子，更是被懷疑和『搶救』的重點對像。」
「在審查一個人的歷史時(被審查者大多是黨的高、中級幹部)……採用了不人道的極為殘酷的辦法……在我被『搶救』時，『積極份子』們對我搞『車輪戰』(輪班對我進行晝夜盤問、逼供)，曾在一個月中，只讓我斷斷續續地睡了幾個小時的覺(每次只叫打幾分鐘的盹)。」
任仲夷被「搶救」折磨時，北方局黨校負責人楊獻珍曾勸他徹底「坦白」，並問他：「你知道你呆的這是什麼地方嗎？」任回答：「是北方局黨校。」楊說：「什麼黨校，是『格別烏』(蘇聯的特務機關，後來音譯為「克格勃」)！」任仲夷「在太行山北方局黨校呆了一年半時間，過了一年半被逼供、被「軟禁」的生活。」
一九六七年二月文化革命中，在周恩來主持的會議上，副總理陳毅提到延安整風，說：「延安整風時許多老幹部被整過……挨整的還有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的嗎？」當天晚上，張春橋、姚文元等走進毛的書房，向他匯報。當毛聽到陳毅這段議論時，立即勃然大怒：「怎麼，難道延安整風錯了嗎？要想翻案嗎？要把王明請回來嗎？」延安整風連著毛的神經中樞，毛迅速反應，當即決定反擊，將陳毅等副總理、元帥送上了鬥爭臺。
知道了這段歷史，再來看一九五七年的整風、反右，就容易理解了。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