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4月02日訊】日前，獲得了海內外輿論高度關注的中國青年聶樹斌冤案，以其家人獲得逾268萬元人民幣的賠償金宣告落幕，但聶案背後隱藏的器官移植黑幕卻仍然被重重掩蓋。有日本媒體發文，針對中國肝移植數量在近二十多年裡增加了400倍的現象，對這些移植器官的來源提出了嚴重質疑。
3月30日，聶樹斌冤案的後續賠償問題有了結局：聶樹斌的家人獲得268萬元人民幣的賠償金後，同意不再申訴。中國大陸網路上隨即出現巨大抗議聲浪，人們都在批評當局尚未追究枉法造假的警察和當地的政法官員。此前曾被中國網民曝光出來的有關聶樹斌可能因器官移植配型成功，而遭當局冤殺的黑幕，卻被人們有意無意地忽視了。
與此同時，日本雜誌《外交學人》（The Diplomat）發表了《中國的器官移植問題》一文。這篇由以色列移植協會前任主席、特拉維夫大學薩克勒醫學院外科教授Jacob Lavee和紐約獨立研究人員Matthew Robertson共同撰寫的文章，通過對一系列來自中共官方的數據進行對比分析後，對中共官方宣揚的從2015年1月1日後不再使用囚犯器官的說法提出了嚴重的質疑。
文章指出，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黃潔夫今年2月在梵蒂岡的峰會上，聲稱中國從2011年到2014年共有2342人死後捐獻了肝臟，但不到一星期後，他又在接受中國大陸媒體《澎拜新聞》的採訪時宣稱：「從2011至2014年，（死亡）公民捐獻肝臟有1910例。」顯然，這兩個數字不可能都是真實的。
文章寫道：「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已經確定了由黃潔夫或其他官方來源提供的互相矛盾的十個數據實例。這些對於器官捐獻數字不一致的陳述表明，不能簡單地相信這些官方說法。」
以下是博談網對《外交學人》上這篇質疑中國移植器官來源的文章編譯的主要內容。
有問題的移植數量
鑒於（中國）最高層移植官員引述的數字是不可信的，調查人員採取了各種其他方法來估算正在實施的移植數量。
例如，可以查看有關醫院移植病房床位數量的公開報導，然後將其與報告出來的床位利用率進行比較。可以用這兩個數據點，加上肝臟或腎臟移植接受者的平均住院時間，來估算特定醫院的大致移植數量。
例如，2006年底修建的天津第一中心醫院器官移植中心計劃有500張床位（但可能已達到700張）。根據2008年一個官方建設資料庫的報告，2008年腎移植和肝移植的床位使用率為90%；根據天津官方媒體報導，2013年天津第一中心醫院整家醫院的床位利用率為131%（意味著超額的患者被安置在附近酒店或者加了更多的床位）。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平均住院時間為一至兩個月，給出單單在這一家醫院每年實施了數千例器官移植。
中共官方的媒體報導提供了器官移植數量的另一個指標。比較兩篇官方刊物顯示，2011年至2015年，天津第一中心醫院每年大約做了1000例肝移植手術。其他官方消息來源，如2011年肝臟登記，表明該醫院做的肝移植手術大約佔中國全國的四分之一或12%。這意味著全國每年做了4000例至大約1萬例肝移植，是官方報告的肝移植數量的好幾倍。
要知道中國確切的器官移植數量非常困難，但這些數據顯示它們相對於官方聲稱的數量及器官來源似乎要大得多，並且令人不安。
中國器官移植業的突然興旺
在2000年以前，中國幾乎沒有器官移植行業可言。從1980年代到2000年年底，報告累計的腎移植數量總共為34,832例。僅僅在四年之後，根據醫學教科書，該數字至少增加了27,141例。
根據中國雜誌《財經》報導，從1993年至2007年，中國的肝移植數量增加了400倍。
但即便這樣，這些數字是虛報的低值，它們來自中囯（共）的官方登記和報告，並且只是總數當中的一部分。在2005年2月，這些腎移植人數來自106家醫院，而肝臟的登記來自25家醫院。
官方消息來源說，實際上，到2006年，中國有1000多家醫院在做器官移植。
中共自己的官員公開談論器官移植熱潮。《南方週末》引述高層移植官員何曉順的話說，「2000年是中國器官移植業的一個分水嶺」。「2000年的肝移植數達到了1999年的10倍；在2005年，該數字進一步增加了三倍。」
中國第一部關於器官移植的立法於2007年生效，此前只有1984年允許使用囚犯器官的規定。
儘管監管力度更大，但2007年以後發生的事情可能更加令人不安。
中國器官移植不間斷的增長
2007年1月1日，中國（共）最高法院掌控對死刑案件的審理，引發司法處決急劇下降，將每年處決的人數從高達1萬人降至幾千人。美國的一個非政府組織對話基金顯示了（中國）死刑人數逐年下降的趨勢，2013年降至2400人。
然而器官移植業繼續擴大。例如：2007年，天津第一中心醫院新建了由地方政府出資、17層樓高有500個床位的器官移植大樓，進入全面營運。
2007年，華北製藥獲得一筆2000萬元人民幣（280萬美元）的國家政策貸款，在河北省工業化生產一系列（幾乎只為接受器官移植患者所使用的）免疫抑制劑。
2008年，中國器官移植系統的建筑師鄭樹森通過擴大肝癌肝移植（國際公認）可接受的腫瘤負荷大小，從而將符合接受肝移植患者的人數增加了52%。
2010年至2012年，北京309軍醫院將其移植中心的床位數從316擴大到393。這家醫院稱其器官移植中心是該院最賺錢的收入來源，從2006年的3000萬元人民幣（450萬美元）收入增長到2010年的2.3億元人民幣（3400萬美元），跳升了8倍。
還有許多諸如此類的例子。事實上，中國整個的器官移植行業似乎已經與現有死囚犯的發展軌跡相去甚遠。
下一個問題已成為最具政治敏感性和爭議性的問題之一：如果用於移植的器官不是來自被處決的罪犯，那麼它們從哪裏來？
令人不安的器官來源
直到2015年之後，中囯（共—）政府才聲稱，從2015年1月1日以來一直在使用自願捐獻者器官作為其器官來源，官員們承認該捐獻系統還處於初步階段。此前，官員們從2005年底開始聲稱器官來自被處決的犯人（他們在2005年之前強烈否認，又於2005年突然承認）。
鑒於處決死囚幾乎無法解釋中國器官移植產業的發展軌跡，研究人員提出了（中共政府）更為黑暗的（獲取器官）替代方案。
例如，有些建議認為真正的來源是良心犯。這包括維族穆斯林、藏人以及潛在的家庭教會基督徒，但絕大多數是法輪功學員，這是一種傳統的中國精神修煉，自1999年以來一直受到（中共當局）迫害。當然，其他被剝奪和被邊緣化的中國公民也可能是受害者。
（國際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上個月發表的關於中國宗教自由報告中指出，對現有資料的審查已經「發現可靠的證據表明：從2000年代初開始，被拘押的法輪功學員因器官被大規模的殺害」。報告補充說：「年輕維族男子大規模失蹤，對維族政治犯經常進行血液檢查，及報告說藏族和維族人在羈押中神秘死亡，這些應該引起警惕，這些人也可能成為非自願被摘取器官的受害者。」美國國會和歐洲議會都表示了譴責。
這些軌跡無疑是相符的：1999年7月（中共政府）大批監禁法輪功學員，僅僅6個月之後，中國的器官移植突然興旺。這個器官來源將能解釋即使死囚大量減少，但器官移植持續增長。也有大量的證據顯示，在中國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被進行詳細的血液檢查和器官檢查。記者Ethan Gutmann在他的書中蒐集了數十個例子。
要完全闡述這一證據基礎需要幾百頁紙。但是一些最令人不安的材料恰恰是在中國的官方文字中發現的。
例如，鄭樹森是中國最突出的器官移植外科醫生之一，他也是浙江省反邪教協會會長。這種協會是中共於2000年專門為了詆譭法輪功而設立的，並監督被強制轉化的被囚法輪功學員。
為什麼一位著名的中國肝外科醫生和器官移植官員也大量參與反法輪功的運動？2009年，鄭樹森為一本反法輪功的書寫了序言。其使用的語言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令人不安的。這來自一名有眾多成果的肝臟外科醫生，加上當前對中國移植器官來源的指責，令人高度警惕。（鄭還因對其一篇國際肝臟論文中的器官來源撒謊導致撤稿而臭名昭著。）
中共最高的器官移植發言人黃潔夫在2001年也有同樣的言論記錄，他說：「反法輪功是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在對待一小撮頑固的反動派時絕不可心軟。」
中國的器官移植系統在2000年無法解釋的快速增長，在2007年之後儘管司法處決人數下降，器官移植強勁增長，在押法輪功修煉者被做血液檢查和器官檢查，年輕維族男子的失蹤及對維族政治犯的血液檢查，器官移植官員參與反法輪功的運動，中囯（共）政府從來沒有對這些做出解釋。相反，只是簡單地用「荒謬」來予以否認。
鑒於黃潔夫現在在國際醫療論壇上提供了明顯是偽造的數據，而在中國，使用不明來源的器官仍在繼續，回答這些問題是當務之急。
不妨從國際醫務人員突擊檢查醫院，以及披露醫院級別的器官移植數據——歷史數據和當前數據開始。
（責任編輯：唐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