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9年，位於江西省鄱陽湖畔的鯉魚洲是一片蠻荒之地，釘螺叢生，血吸虫橫行。就是這片荒涼的疫區卻成了毛澤東改造文化精英的煉獄。當時北大、清華的6000精英被下放接受勞動改造。他們不僅沒日沒夜的被迫進行繁重的勞動，還要接受批判體罰、還有更為嚴重的吸血虫病傳染，當時有80%的人被感染，很久不能治癒，甚至有約五六百因此而死亡。
五七干校：針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勞改農場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根據毛澤東」五七指示」精神興辦的改造知識份子為主要目的的勞改農場。從1968年10月起各地興辦，到1979年2月中共官方宣告正式撤銷為止，經歷了十年的歷史。
文化部在湖北咸寧，北大、清華在鯉魚洲、四川綿陽、河南三門峽，中國人大在江西余江等，無數知識份子開始了在窮鄉僻壤的煉獄生涯。
被遣送到」五七干校」接受改造的大體是兩類人：一是」文革」中被揪出來的」走資派」、」三反分子」、」反動學術權威」、」反動文人」，夠不上關監獄但又背上了種種」罪名」；二是各單位的一般幹部、教師、科技人員、編輯記者、醫生護士、演員、運動員。
北大、清華是高級知識份子最集中的地方，因此也受到了毛澤東的「特別照顧」。用軍代表的話說，北大是毛主席親自抓的點，因此派他的親信警衛團8341部隊進駐兩高校。
1969年10月，中共軍委「一號通令」下，北大部分教職工前往鯉魚洲勞動鍛練。而此前的5月，清華2000多教職工已經分批到此創辦了「清華大學試驗農場」。在此後的兩年多時間裏，清華職工居北、北大人處南，共計6000餘人在鯉魚洲經歷了刻骨銘心的勞動改造。
在一篇題為《心路–良知的厄運》的文章記錄，是遲群、謝靜宜（時任中共北京大學黨委常委，中共清華大學黨委常委、副書記，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他們的部署的，說當時他們是毛澤東派來的。
鯉魚洲中國版的「古拉格群島」
北大中文系主任陳平原教授，形容鄱陽湖之畔的鯉魚洲和夾邊溝一樣，是毛澤東改造不聽話的知識份子的中國版的「古拉格群島」。
從1969年到1971年，4000多位教授來到這裡勞動改造，有不少人長眠在這裡：或淹死在湖裡，或被翻倒的卡車砸死，或者幹活時累死。毛澤東就是這樣的方式折磨這批無辜知識份子的。
鯉魚洲農場的」五七戰士」按軍事編製分為連、排、班。北大中文系教授和圖書館系等單位被編為一個連，男人住在一個大倉庫裡，一式上下層的雙人床，一個挨著一個；女人住在另一個小倉庫裡。夫妻也要分開居住，要輪流排隊等候住」家庭房」，每家只能住一個星期。
有不少親歷者也談到覓食的艱辛，「青菜奇缺，很少吃到。每天喝『玻璃湯』，就是水上飄幾片菜葉，加點鹽。」
嚴紹璗在《南方週末》中有記：「物理系八個年輕老師到鄱陽湖對岸為集體尋找吃食，不幸遇浪翻船，無一生還。
圖書館一個叫孔祥胤的老人舍不得吃好不容易分到的鴨蛋，在蛋殼上戳了一個洞，每頓用筷子蘸點，一共吃了兩天。當時的氣溫三十八九度，他不知道鴨蛋已經變質，吃了之後得痢疾。沒有車，病人送不出去，到晚上才找到一輛拉磚的車來拉他去醫院，但是人已經嚥了氣。」
鯉魚洲環境惡劣還是血吸虫重疫區
北大中文系教師陸穎華到達鯉魚洲時的第一印象是：「一眼望不到邊的荒野，連一棵樹都沒有。」
鯉魚洲地處鄱陽湖畔，距南昌市區43公里。是血吸虫病高發區，方圓70里沒有村子。據說，當初是用大堤把鯉魚洲圍起來的。且鄱陽湖比鯉魚洲高出數十米，人們從下面能看到鯉魚洲的湖面。從湖底看鄱陽湖上的點點魚帆。
每到防汛時，在大雨滂沱中，下放的幾千人都是整夜瞪直雙眼，緊盯著大堤的每一寸。擔心，哪怕是裂一個小縫兒，幾千的命運就是「人或為魚鱉」。
鯉魚洲周圍有上千畝地。可是誰來種呢？有人提出辦一個勞改農場，當時江西省的第一把手程世清不同意，他說：「勞改犯犯了法，我們共產黨應該把他改造成新人，而不是用血吸虫把他從肉體上消滅。」
可見這裡就是嚴重的疫區，連勞改犯都不來的地方。
此外，鯉魚洲的環境惡劣。北大葉朗教授形容當時他們在鯉魚洲住的毛草棚，冬天那種冷無法描述。
春天時有三個月的時間裏天天下雨。被子、衣服基本都是潮濕的。下雨天就穿著濕衣服勞動。晚上搭在那兒，第二天再穿。這種潮濕的日子會持續幾個月。夏天熱時有40多度，蚊子、牛虻多的不得了，沒法睡覺。
另外，鯉魚洲的風也非常大，是那種能把草棚掀起的特大風。
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牛棚雜憶》曾談到，北大職工被下放鯉魚州這是對知識份子的又一次迫害。」
鯉魚洲血吸虫病 上千人被感染上百人死亡
鯉魚洲是大躍進時期圍湖造田的產物，由於血吸虫病氾濫，不適宜於耕種，因此已被當地農民廢棄。據說遲群到當地踩點時，有人曾提出血吸虫病的問題，遲群揚言：既然農民都可以在這裡生活，知識份子難道就高人一等嗎？
毛澤東的親信們選中這個地方安置北大、清華學者、教授，中國的知識精英，可謂用心歹毒。
那些早來開闢農場的職工，開始不知道血吸虫危害，又加之軍宣隊大肆宣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不提倡穿套鞋、塗防虫藥膏，使很多人很快染上了血吸虫。
有的治了一段還得繼續勞動，還有不少「二進宮」治病的。而治這種病用的全是毒性很大的藥，對身體傷害很明顯，所以後來只要病情不嚴重的，也就不去治病了。
據一些資料說，到1970年中，「情況繼續惡化,南昌市的醫院幾乎住滿了北大、清華的五七戰士。
當時，農場進行了一次普查,結果發現80%的人受感染.無奈之下,農場也辦起了醫院,收容血吸虫病人,就地治療。」
據網資料，1969年，清華教職員工染上血吸虫病的確診者747人，懷疑待查者達1111人。次年，患者突破千人。另一項統計說，1970年農場總人數2128人，（男1678人，女450人），其中教授22人，副教授80人，講師487人，助教507人，還有實驗員244人，醫務人員50人，有1000多人患了血吸虫病。
另據梅祖彥《晚年隨筆》記錄：「先派去鯉魚洲的有2000多人，很大一部分教工都感染了血吸虫病，很久不能治癒，有十多人已經因而病逝。」
而在另一處還可以查到錢偉長在接受採訪時說：「清華教授全部到江西鯉魚州，江西鯉魚州是血吸虫很厲害的這麼一個地方。結果去了以後死了五六百人。」錢老說自己命好，受到首鋼工人「扣押」保護，沒去鯉魚洲。
血吸虫病的嚴重危害，農場的工軍宣隊頭頭們是心知肚明的。軍代表工宣隊因為恐懼血吸虫而退避三舍，根本就不下地參加勞動。
比犯人還繁重的勞動 法國文學研究專家盛澄華累死田間
在鯉魚洲上的生活與勞動對這群知識份子來說是殘酷的，當時許多人都年近花甲，周先庚，66歲；鄧廣銘，62歲；張岱年，61歲；王憲鈞，60歲；王竹溪，60歲；；陳有西，58歲；陳振漢，57歲；王宜承，57歲；陸平，56歲；王鐵崖，56歲；徐光憲，55歲。此外還有諸多女性，如彭佩雲，錢易，陶堅德等，聶元梓同樣參與運石子、編草帘、插稻秧、修水壩，在挑河泥跌跤，未及時治病而導致椎骨硬化。
北大著名教授楊勛在《心路:良知的命運》一書中介紹，在鯉魚洲上的勞動比犯人繁重得多。1970年我回去不久就趕上「雙搶」（搶收搶種）。大家一連幾天不休息，還經常打「夜戰」。黑夜裡，藉著燈光，我們抱著稻捆供應打穀機，男職工站在打穀機前緊張地脫粒。
有一次清華的支援隊伍開到我們10連的田頭上。田頭路邊上停著救護車，稻地旁邊搭著涼棚，以便隨時將昏倒在地的人抬到涼棚裡甦醒，或抬上救護車。
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羅榮渠記錄，自己所處的連隊勞力約100多人，生產任務達500畝地，勞動量非常之大。
他們的任務主要是種水稻，一年播種、收割早中晚三季，防汛期間還要確保鄱陽湖大堤的安全。所以，與其說是「雙搶」，不如說是「四搶」：搶收，搶種，搶修房子，搶險。當時，十天才有半天休整，可見，勞動其實就是對知識份子進行的懲罰。
地理學權威北京大學教授侯仁之當時58歲回憶：「……最苦的活兒讓我干。我記得很清楚。就穿一個褲衩，拿塊破布墊在肩上，背那個大水泥袋。水泥一口袋很重啊！從湖裡的船上背到岸上。河灘地，下來都是泥，扛著水泥袋走那個跳板，一顫一顫的，得特別當心。走一段路以後，還要爬四十四個台階。」
農忙時，這些久居像牙塔的老先生們一天到晚泡在水裡，磨破指尖，佝僂彎腰，也只能毫無表情的繼續苦幹。
冬天主要是修水渠，主要是加深排水渠。渠底的土是泥狀的，要用老俵鍬挖。那老俵鍬就像大禹治水畫像中扛的鏟子，鍬頭約半尺寬、一尺二長，在泥土裡左右各切一下，再從中間插下去，就能切下來一塊特大豆腐樣的泥，足足有二三十斤重，還要甩到近一人高的地面上，真是要力氣的活。
一天下來，累得全身像散架一樣，腰更像已經斷了似的，疼得連衣服也沒法脫，第二天還要照樣咬著牙繼續干、繼續干。
而那些年輕的宣傳隊的軍代表則很少下地幹活，總是在田埂上大聲地高喊：「毛主席教導我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輕傷不下火線，重傷不叫哭』。」同時，還有一些其他人為製造的緊張和折磨，如上工前要先排隊高聲背誦最高指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要鬥私批修」等。誰不大聲喊，就要受批評，甚至還會訓人到半夜後才准解散睡覺。
清華大學自動化系研究員王普介紹，到鯉魚洲最主要的苦還不是勞累，而是精神上的壓抑和孤獨。
我們新工人還好，多數是單身，無甚牽挂；可是去江西的老教師們卻都是有家難歸、妻離子散的。他們受到的首先是「苦其心智」、前途渺茫的壓力，誰都不知道什麼時候能親人團聚，再回北京，更別說再上講臺、搞專業了。
比如後來成為我的導師的常迵先生當時一家五口就分在五個地方：常先生在江西，老伴在北京西山清華林場，大女兒、大兒子分別在山西兩個縣插隊，小兒子在校內當「伙夫」，過春節都不能團圓。當時常先生在鯉魚洲4連養豬，他把豬養得肥到了300多斤，而嚴重的糖尿病卻使他的體重降到了80餘斤，幾乎降了一半。
1970年4月18日，法國文學研究專家盛澄華一頭栽在農田裡，再也沒有起來。這位被沈從文、錢鐘書等人讚譽的學者才華洋溢，一入學界就造成很大的影響。盛澄華隨隊到鯉魚洲後，以衰弱之軀體參與勞動鍛練，最終心臟病猝發，不及診治而仙逝。
當時，類似的悲慘故事似乎常見，據嚴紹璗回憶：「在鯉魚洲，我們自己修堤壩，我親眼看到同事們一個個倒下，大白天，整個堤壩上死一樣的寂靜。」
農場軍隊建制 白天勞動晚上斗私批修野營拉練
鯉魚洲除了勞動懲罰外，還有更難熬的，就是精神折磨。北大鯉魚洲農場以軍隊建制，有軍代表、政治指導員、工宣隊。這些人變著法折磨這些文弱書生，一會兒搞野營拉練，一會兒搞緊急集合，一會兒開鬥爭會，人人過關，每週還開兩三次會「深挖細找階級敵人」。
比較文學研究專家樂黛雲回憶，有一天晚上已經是十二點了，突然響起緊急集合的哨聲，大家忙亂起來，一個個地往外跑，圖書館的一位老先生年齡有六十歲了，胡亂穿上衣服，背包是無法打了，抱著被窩就跑出去了。中文系的一個朋友，光打背包了，衣服沒來得及穿，披上棉大衣就跑出去了。隊伍集合好了，宣傳隊宣佈：到校部廣場看電影。就這樣，抱著被窩的，光著身子穿棉大衣的，沒穿鞋的……稀裡糊塗地看了半宿電影！
而現代漢語研究專家王理嘉表示，不僅大人要進行一天80里的野營拉練，連他當時5歲的孩子，都有過背著乾糧水壺，被老師帶著從場部幼兒園走到10里外的鎮上的經歷。
數學家胡迪鶴回憶，「我們白天勞動，晚上學習文件，斗私批修。」那時的各個連隊都建立了大批判組，以形成對知識份子的話語暴力合圍，強調所謂的會上「獻忠心，表決心」，會下「斗私心，練紅心」。
有的人為了往上爬，不惜犧牲大家去討好宣傳隊，他們不顧別人死活加倍整人，揭發並匯報別人的活思想，還故意延長大家的勞動時間，增加勞動強度。
如十連副連長張純元，就將宣傳隊規定的下午上工時間由1：30提前到1點。軍宣隊規定每10天休息一天，他們為了表現自己，又將這一天扣除一半，整個上午安排大家學雷鋒做好事，不是叫大家到房前鏟草皮，就是到工地上撿廢料等。這樣，實際上就只有半天休息了。
當時的批判活動緊湊，名目繁多。
在鯉魚洲，知識份子們可能會因為一句話或某一個行為而挨整。龔祥瑞先生私下閑談中認為把北大教師送來鯉魚洲就如同拿破崙被流放聖海侖娜島，被告發後挨批。陳振漢先生據實匯報思想，因不合無產階級世界觀，亦是挨批。
經濟系教授陳振漢因老實匯報思想，把自己比作四害之一的麻雀，說自己雖是右派，還可能有用。結果本來快要摘的右派帽子，又多帶了好幾年。
中外著名水利工程專家黃萬里被批的神志不清
黃萬里是第一個獲得美國工程博士學位的中國人，中外著名的水利工程專家。1957年，因為考慮到泥沙淤積問題無法解決而反對修建黃河三門峽水庫，對一些馬屁精鼓吹「聖人出，黃河清」的說法甚為不屑，因此被打成右派。
69年到鯉魚洲「勞動改造」，又被工宣隊懷疑是「國民黨特務」而隔離審查，白天勞動，晚上開批鬥會。由於他交代不出自己的「特務罪行」，工宣隊對他展開車輪戰，時間久了，他身體和精神都頂不住了，被鬥得神志恍惚，連自己也搞不清是不是特務了，居然給大女兒黃且圓寫了封信，叫她幫助回憶一下事實。
備受折磨後，他們還需參加艱苦勞動，甚至中暑發燒亦不能免，按工宣隊的說法，39度以上的高溫才能休息。
1970年，黃萬里在體力和精神的雙重壓力下難以支撐，在從農田回來的路上中暑昏倒了。迷迷糊糊中他顧不上血吸虫威脅，爬進農田旁的水溝裡，泡在水中降溫，撿回了一條命。後來，他的病越來越重，覺得自己將不久於人世。
516運動清理階級隊伍陳貫良被逼自殺
署名侯國屏的文章《陳貫良之死》裡記錄：可能是71年2月初，清查516運動突然開始，陳貫良成為我們連的重點，而我因為與他是同班同學，也受牽連。
有一天，大家正在吃飯，忽然外面一道閃光，全連的燈都滅了。一些人跑出去後又回來報告，有人爬到懸空挂的電力變壓器上自殺，「空開」跳閘了。原來是他，乘人不備爬上去，後背靠上一對開關點觸電，結果引起短路跳閘。
事後知道，他竟然隻受了輕傷，只是背上灼傷了兩片，其餘問題不大。當晚，軍代表馬上召集全連大會，憤怒聲討516分子陳貫良自絕於人民的滔天罪行。
他很快被轉移到了農場團部，加強了看管。但時間一長，看管人慢慢放鬆了，結果終於發生了他的第二次自殺。
據說，關押他的住地到食堂要過馬路，就在那天中午，去吃飯時恰好趕上有車經過，他抓住那稍縱即逝的一瞬毫不猶豫地就鑽到車輪下，那應該是一輛挂斗重載的拖拉機，人好像當場就被壓死了。清查運動不久也嘎然而止，我也可以到連部以外的地方隨意走動了，但他已離開人間。
此前，69年，孫紹先也曾經被逼自殺未遂。孫教授是第一批報名來鯉魚州的清華教授，他以為此舉可以脫離政治漩渦，離開清華這個是非之地，過單純的體力勞動生活。
誰知，剛去沒幾天上面又開始審查，要他說清楚在美國通用公司上班的事，並找出證明人。那時中美早成敵國，怎麼可能找到證明人？
急得他號啕大哭，實在受不了了，吃了整整一瓶安眠藥。多虧同宿舍的人發現的早，把他送到醫務室洗胃，才逃下一條命。但最後的審查結果卻是「烏龍」。
鯉魚洲農場於1971年10月全部撤退，是誰的決策和命令，一直沒有正式的說法。農場人員的撤退是分兩大批進行的。
一批中國的學術中堅就這樣在荒蕪中耗費著美好的時光甚至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嗚呼！
據說，鯉魚洲在這些人撤走後第二年，就被鄱陽湖水淹沒了。湖水超過了大堤壩的高度，大片的稻田和房屋泡在水裡，整個鯉魚洲成了汪洋。當初彭佩雲在大堤上放牛，賴榮源在壩上守壩，現在湖水衝來，大壩大堤都不見了。
毛澤東對知識份子的迫害源於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緒
有人認為，毛澤東對知識份子的迫害源於他早年在北大遭受的屈辱，以及由此產生的對成功知識份子的」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緒」。
毛澤東只是一名師範學校畢業生，從未上過正規大學，對知識份子不由得產生一種莫名的羨慕嫉妒恨。1918年8月19日，毛第一次從湖南來到北京闖蕩。在北漂期間窮困潦倒，曾托人謀得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一職，月薪僅8塊錢，而當時北大教授的月薪為200至300元。
毛對北大圖書館負責人張申府更是久久懷恨於心，因為毛填寫圖書卡片時寫字潦草，張要他重填卡片，可能臉色難看，語帶訓斥。毛從此懷恨在心。
張申府因得罪了毛，於中共建政前被開除出民盟，成為人民公敵，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備受折磨。
毛對北大的宿怨從未消失，不僅僅針對某幾個人，而是擴大到整個大學。1949年毛進京後，多次拒絕邀請，一次也沒有去過北大。
每次運動，對北大師生的迫害不遺餘力。1957年，北大教職工被打成右派的90人，學生右派421人，共計511人。毛仍嫌不夠，認為北大當時的校黨委書記江隆基手太軟，撤了他的職，把鐵道部的陸平派到北大擔任校黨委書記，又搞了一場」右派補課」，補劃右派173人，總數達到了699人，其中教職工110人，學生589人。其中就包括中文系1954級女生林昭。
從北大在毛澤東手下遭遇的一切，不難看出毛心胸的狹隘，靈魂的卑鄙。
（文：唐清清/责任编辑：明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