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爭的歷史事實早已告訴我們，在抵禦外侮的抗日戰爭中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不是中共，而是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軍。毋庸置疑的是，在八年抗戰中，當中共的將領們或安於陝北，或小打小鬧的所謂「抗戰」實則擴大自己地盤時，國軍將領們卻身先士卒，與實力裝備遠遠強於自己的日軍面對面打起了一個個大仗、硬仗。且不說有多少國軍士兵捐軀沙場，單說當年國軍高級將領就有200多人陣亡。與之相反的是，中共甚少有高級將領獻身沙場。
在殉職的200多名高級將領中，有八人被追封為上將，他們是佟麟閣、趙登禹、郝夢齡、饒國華、王銘章、張自忠、唐淮源和李家鈺。面對著保家衛國的重任，他們和其他國軍將領那為民族大義慷慨赴死的精神，至今仍輝耀在中華大地上。
國軍八位上將以身殉國
佟麟閣是抗戰爆發後捐軀的第一位高級將領。在日軍1937年7月進攻北平時，駐守北平的正是中將副軍長兼軍官教導團團長佟麟閣所轄的第二十九軍。早在日軍入侵前，他就對手下士兵常說：「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閣若不身先士卒，君等可執往天安門前，挖我兩眼，割我兩耳。」
當日軍開始攻擊北平時，正逢佟麟閣的父親病重，家人多次催促他回北平城內寓所探視，但他認為戰事瞬息萬變，不能離開部隊，是以寫信告之家人：「大敵當前，此移孝作忠之時，我不能親奉湯藥，請代為之。」不久，在與日軍的交戰中，佟麟閣腿部和頭部先後中彈，壯烈犧牲，時年45歲。
與佟麟閣同一天殉國的還有第二十九軍一三二師中將師長趙登禹。面對日軍的猛烈進攻，趙登禹率部頑強抵抗。當他受傷後傳令兵要將其背下戰場時，他卻如此說道：「不要管我，軍人戰死沙場原是本分，沒有什麼值得悲傷的。北平城裡還有我的老母，告訴她老人家，自古忠孝不能兩全，她的兒子為國死了，也對得起祖宗！」說罷繼續指揮部隊。後在突圍過程中，他再次被日軍機槍射中胸部，當即殉國，時年39歲。
日軍攻佔北平後，繼續南下。國軍與日軍在忻口展開了一次會戰。國軍陸軍中將郝夢齡出任中央兵團總指揮，節制第九、十九、二十一、三十五共四個軍，在忻口正面主陣地阻擊日軍。在開赴戰場前，郝夢齡路經武漢，回家與家人話別。臨別時，他給兒女們留下了遺囑，遺囑中寫道：「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犧牲，萬一陣亡，你們要聽母親的教調，孝順汝祖母老大人。至於你等上學，我個人是沒有錢，將來國家戰勝，你等可進遺族學校。留予慧英、慧蘭、蔭楠、蔭槐、蔭森五兒雲。」
在10月10日決戰前，郝夢齡又給妻子寫下了一份遺囑，內中有這樣的字句：「抱定犧牲決心，不能成功即成仁。」
在決戰中，郝夢齡身先士卒，率領官兵與日軍展開了血戰。後在同第五十四師師長劉家麒前往某前沿陣地指揮作戰時，雙雙中彈身亡。郝夢齡時年39歲。當時流傳著這樣一句話：「西戰場上三英雄，精忠報國郝劉鄭。」（「鄭」指鄭廷珍，時任獨立第五旅長，同一天在南懷化高地中彈犧牲）而郝夢齡是此次戰役中，中方殉國的最高級別將領。
不久，歷時三個月的淞滬大戰也有了結果，日軍攻陷上海，首都南京陷入危急狀態。隸屬第二十三集團軍的陸軍第二十一軍第一四五師在中將師長饒國華的率領下，奉命在安徽軍事要衝廣德佈防，牽制日軍。面對優勢敵軍，饒國華率部堅守城池，奮力拚殺，經過三晝夜激戰，予敵大量殺傷，自己傷亡也十分慘重。正在雙方戰爭呈膠著狀態之際，所部團長劉儒齋違背軍令，擅自後撤，最終導致廣德失守，饒國華率余部僅一營兵力被迫退守宣城縣十字鋪。
饒國華認為對廣德失守自己負有不可推卸之責，他遂寫下遺書，舉槍自盡，時年43歲。遺書中這樣寫道：「廣德地處要衝，余不忍視陷於敵手，故決與城共存亡，上報國家培養之恩與各級長官愛護之意。今後深望我部官兵奮勇殺敵，驅寇出境，還我國魂，完成我未竟之志。」
1937年12月至次年3月，國軍軍隊與日軍在山東鄒縣、兗州等地展開激戰。扼守滕縣的為四十一軍一二二師中將師長王銘章。面對敵我力量懸殊的嚴峻形勢，王銘章抱定以死報國之決心，他對部下們說：「我們身為軍人，犧牲原為天職，現在只有犧牲一切完成任務，雖不剩一兵一卒，亦無怨尤。」
1938年3月16日，面對日軍的狂轟濫炸，王銘章率守軍三次擊退其進攻，並在日軍攻入後與其展開了巷戰和近距離殊死搏鬥，戰鬥場面異常慘烈，有的連拼得隻剩10餘人，有的連官兵全部陣亡，而王銘章也中彈殉國。
可以說，滕縣守衛戰使日軍第十師團遭受重創，為徐州一帶中國軍隊的集結贏得了時間，為此後的臺兒莊大捷創造了有利條件。徐州會戰最高指揮官、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後來曾高度評價說：「若無滕縣之苦守，焉有臺兒莊大捷？臺兒莊之戰果，實滕縣先烈所造成也！」
而在國軍殉國的高級將領中，以第五十九軍軍長張自忠的殉國影響最為深遠。蔣介石曾在其殉國後如此表達自己的心情：「今強敵未夷，大將先隕，摧我心膂，喪我股肱，豈惟中正一人之私痛，亦我300萬將士同胞之所同聲痛哭者也。」
在1938年3月的臨沂戰役中，五十九軍與號稱「鐵軍」的日軍阪垣師團鏖戰7晝夜，日軍傷亡3千餘人，阪垣羞於敗績，幾欲自殺，五十九軍也付出了巨大犧牲。在隨後的徐州突圍、潢川會戰、武漢突圍、長壽店戰役、隨棗戰役、襄樊會戰等戰役中，張自忠率部屢克勁敵，捷報頻傳，多次受到國民政府通令嘉獎，張部被稱為「最優部隊」，其防區被譽為「模範戰場」，張自忠本人也成為日軍聞名生畏的抗日名將。由於戰功卓著，張自忠於1938年10月升任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同年11月起被第五戰區任命為右翼兵團總司令，指揮第二十九、三十三兩個集團軍和一批雜牌軍約20萬兵力作戰，成為一方統帥。
在1940年5月初，在湖北宜城縣東渡襄河阻擊日軍時，張自忠部陷入日軍重圍，但他率領全體官兵戰鬥到了最後一人，給予敵軍以極大的殺傷。張自忠身中數彈壯烈殉國。
在1941年5月的中條山戰役中，擔任西正面陣地防禦的是中將軍長唐淮源率領的第三軍。戰鬥異常激烈，陣地幾易其手，但終因後援不繼，第三軍被迫突圍。唐淮源親率一個團突圍，但遭遇日軍層層堵截，被困於夏縣東部的懸山一帶。眼見傷亡慘重，彈盡糧絕，唐淮源自盡殉國，實踐了自己不成功即成仁的誓言。
1944年4月，日軍糾集4個師團和5個旅團約15萬兵力，發起豫中戰役，企圖通過南北夾攻，打通平漢路，佔領洛陽及平漢路以西廣大地區。時任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的李家鈺主動承擔後衛任務，掩護大部隊轉移。在與日軍的交戰中，身中數彈殉國。他是抗戰期間繼張自忠之後殉國的第二位集團軍總司令級別的高級將領。
無疑，筆墨是無法寫盡這些將軍們以及沒有在本篇展現的國民黨以身殉國的將軍們的壯烈，但他們那秉承軍人天職、誓死保衛家國的光芒已永駐歷史。
中共元帥和將軍們的「悠閑」
中共建政後，曾授予了十大元帥和十大將軍。十大元帥是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十大將軍是：粟裕、徐海東、黃克誠、陳庚、譚政、肖勁光、張雲逸、羅瑞卿、王樹聲、許光達。按照中共一貫的說法，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中共領導的，「中共軍隊是擊敗日軍的中流砥柱」。依此邏輯，中共的這十大元帥以及將軍們必是在抗日戰爭中指揮軍隊「浴血奮戰」，否則不會贏得如此殊榮。
然而，與國民黨殉國的200多位將軍相比，中共的十大元帥和十大將軍在抗戰中何曾有什麼輝煌的戰績？本應保家衛國的他們的戰績不過是體現在隨後的打國軍身上罷了。
不妨先看看他們中一些主要人物當時的軍銜。人稱「朱老總」的朱德，在西安軍事政變、國共聯合抗日後，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以及由4萬多中共軍隊改編的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習慣稱「八路軍」）總司令，彭德懷任八路軍副總指揮。八路軍下轄三個師，林彪、聶榮臻任第一一五師師長和政委，後羅榮桓任第一一五師政委兼代師長，賀龍任第一二○師師長，劉伯承、鄧小平分別任第一二九師師長和政委，徐向前任第一二九師副師長、八路軍第一縱隊司令員，葉劍英先後任八路軍參謀長、中央軍委參謀長，陳毅則先後任新四軍江南指揮部和蘇北指揮部指揮、新四軍代軍長（註：新四軍也是由中共軍隊改編的國民革命軍）。
顯而易見，中共建政後的十大元帥除了陳毅在新四軍任職外，都在八路軍擔任軍職，而十位將軍也不例外，只不過那時的軍銜較之低了一些。如張雲逸、粟裕先後是新四軍的副軍長。
無可否認，不論是八路軍還是新四軍，在名義上都是隸屬於國民政府軍的，而且最初也是由國民政府提供糧餉的。基於此，在抗日戰爭中，它們理應是和國民黨同心合作，抵禦外侮，並在作戰安排上聽命於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軍事指揮。
然而，可嘆的是，八路軍唯一的一次與國民黨合作抗戰是在太原會戰中的平型關戰役，而且打的是日軍的輜重部隊，中共後來所謂的「平型關大捷」完全是其自吹自擂，其被國軍將軍看作是逃兵。而中共吹噓的另一個戰役「百團大戰」，實際戰果並非是如中共宣傳的那樣給予了日軍沈重的打擊，反而是日軍損失較小，中共損失不小，還引起了日軍的多次「掃蕩」，使中共二、三年來艱苦建立的所謂「抗戰根據地」幾被掃平，致使許多無辜百姓為日軍殺害。彭德懷後來因此遭到毛的批評，指其是「執行投降主義路線的一大罪惡」。（見《中共吹噓的平型關大捷和百團大戰真相》）
而在此後國民黨的21次會戰和重要戰鬥中，中共是連個影子也沒有見到。當然，還有一點要提及的是：不抗日的八路軍在平型關戰役後，在朱德、彭德懷的指揮下，借國民黨抗戰之機在晉察冀魯豫開始了擴張，建立了一個又一個根據地。而且更為可惡的是，不抗日的八路軍、新四軍還偷襲國軍。
「百團大戰」後，八路軍部分單位退守延安，朱德亦回歸延安，參加「大生產運動」。在朱德的命令下，一二〇師三五九旅在旅長王震的率領下開赴南泥灣實行軍墾屯田，種植了大量鴉片，並賣到日統區和國統區，為中共的生存提供了資金保障。
身在延安的朱德開始關心文藝問題，不僅應邀到魯藝作報告，而且在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中更是「發表了深刻的見解」，並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其觀點就是「文」與「武」是革命戰車的左右雙輪，缺一不可，革命文藝要配合民族解放戰爭。此外，朱德還多次觀看文藝演出，並頗有閑情逸致，創作了30多首詩歌，其中的《游南泥灣》更是充滿了溢美之詞。
在朱德回到延安後，彭德懷在山西代理北方局書記一職，後在整風運動中遭到了薄一波的批評，彭德懷和羅瑞卿拒絕接受批評，雙方被調回延安整風。
而時任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長的林彪在1938年3月2日被國民黨哨兵誤傷脊神經而赴蘇聯療傷，1942年2月才回到延安。一一五師政委聶榮臻則在1937年11月受八路軍總部之命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率3000人的武裝在五臺山區創建所謂的「抗日根據地」。1939年在與日軍的黃土嶺戰鬥中，擊斃了阿部規秀中將，這再一次成為中共炫耀的資本。可是同國民黨打死了126名日本將軍相比，這又有何挂齒的呢？同國軍一個又一個直面日軍的大仗相比，這樣的「游來游去」、打不過就跑的戰略又有什麼可以值得稱道的呢？
此後，取代林彪和聶榮臻任一一五師政委和代師長的羅榮桓繼續率部在呂梁山地區建立根據地，為中共的擴張盡心盡力。
與此類似的是，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和政委鄧小平在太行山一帶建立了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根據英國雷震遠、雷鳴遠神父所寫一書《內在的敵人》披露，1940年3月，「皖南事變」前10個月，盤踞於河北河南交界地帶的八路軍施展陰謀詭計，突襲全殲了抗日國軍三個軍共6萬多人，卻沒有動50英里外的日軍。而蔣介石卻為了在盟國面前保全中國人沒有內鬨的面子，對此事不予公佈。據悉，襲擊國軍的正是劉伯承部。
書中還記載，雷鳴遠神父曾被中共俘獲，當蔣介石要求八路軍放人時，中共卻矢口否認，後來蔣威脅朱德說，如果不放人，他將派兵攻打劉伯承部，這樣朱德才不得不下令讓劉伯承釋放了雷神父。因在被俘後遭受虐待，雷鳴遠神父在被蔣介石專機接回重慶後不久去世。
至於一二○師師長則在師長賀龍的帶領下在山西西北、冀中平原一帶建立根據地。1939年，在齊會戰鬥中，賀龍六千多兵力也沒有擊敗只有八百多人的日軍，反而自己傷亡近兩千人，日軍100多人逃出包圍圈，賀龍本人也在戰鬥中了日軍的毒氣彈而負傷。由於其在戰術上的拙劣和擴張的不得力，1942年，他被調回延安，擔任了一個閑職：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
再看陳毅。在國民黨第五次圍剿、中共北上逃跑之際，他留在了南方打游擊，並在皖南事變後被任命為代理軍長。陳毅繼續秉承中共不抗日的主張，致力於擴大發展，其1萬多兵力在抗戰結束時居然達到了30萬。新四軍在後期更成為中共與日軍秘密談判的中轉站。
最後說說葉劍英。身為八路軍參謀長的葉劍英，在抗戰爆發後，成為中共駐南京辦事處代表。他運用自己的口才說服了蔣介石將南方八省游擊隊改編成新四軍。1937年11月，隨著日軍的逼近，葉劍英撤離南京來到武漢，並同周恩來、王明等人一起鼓動青年前往延安，還利用各種時機策反國民黨軍隊和將領。
1939年，葉劍英來到衡陽，遊說國民黨舉辦南嶽游擊培訓班，並藉機宣揚中共，使一些對中共並不瞭解的學員對中共充滿了好感和幻想。對此，國民黨將領湯恩伯在一次學員「朝會」上說：「蔣委員長對打敗日本是完全有把握的，但各種跡象表明，共產黨今後是否能服從國民政府的領導，令人產生懷疑。」葉劍英則稱：中共對國共合作的諾言是「忠實履行」的，實踐孫中山先生的救國主張是「矢志不渝」的。
在皖南事變後，葉劍英同樣高聲批評國民黨。
1941年，葉劍英返回延安，擔任中央軍委參謀長。在其建議下，建立了中共各地的情報網。在整風運動中，他堅決支持毛，並批判王明。後來，他還向來訪的西方記者團、美軍觀察組，宣揚中共，詆譭國民黨。
結語
就在朱德盡顯個人在文藝上的喜好時，就在聶榮臻、劉伯承等人努力在日軍後方拓展據點時，就在葉劍英當面指責國民黨、蔣介石時，國民黨的抗日依舊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棗宜會戰、隨棗會戰、三次長沙會戰、衡陽保衛戰、滇緬作戰……國軍將士譜寫著一曲曲蕩氣迴腸的悲歌！而那些以身殉國的國民黨將軍們的所言所行，足以讓中共的什麼元帥、將軍們汗顏！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